乾隆五十七年（1792），剛剛從前線擊退廓爾喀入侵、平定西藏戰亂而凱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煩心事。　

　　在回到京城以後，福康安照例往戶部遞交了軍費賬冊，以便能夠早日報銷軍費開支，不料卻遭遇戶部書吏索要“部費”，也就是要賞錢。要知道，福康安從小由乾隆皇帝帶在身邊長大，皇帝待他如親生子，這時候的他更是聖眷正隆，是朝廷的大紅人。不入官品的戶部書吏竟然刮錢刮到他的頭上，無異于太歲頭上動土。　

　　福康安哪里受得了這種勒索，氣得暴跳如雷，他怒道：“誻麼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論級別，小小書吏與他這個爵爺相差十萬八千里。別說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們一眼，他們也應該激動好幾天。　

　　就在福康安憤憤難平之際，書吏對自己的行為給出了解釋：索要“部費”只是為了“多添書手、日夜迅辦”，如此才能速報速結，否則，“僅就本有之人……非三數年不能了事”。書吏還特意提醒福康安，現在你剛剛大捷歸來，皇上對你有求必應，一旦這事久拖不決，“上意倦厭，必幹詰責”。這句話是在暗示福康安，要辦盡早辦，如果拖下去對其不利。　

　　那麼，小小的戶部書吏怎麼敢與皇帝身邊的紅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國民間有句老話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門的書吏則吃下面大小官員的。所以蝦米能不能吃定大魚，關鍵不在蝦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蝦米在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這些小小的戶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奧秘就在于官員的隱性利益。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什麼叫做官員的隱性利益。　

　　官員的隱性利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隱性特權。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規范的缺失，當時的大小官員往往會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權，來謀求諸多顯著高于社會一般成員的非正當性收益以及依靠權力延伸出來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門供職的書吏，雖然不能與那些地方官員獲取的收益相提並論，可也有獲取隱性利益的巨大空間。既然地方官員的“炭敬”（冬天取暖費）、“冰敬”（夏天的消暑費用）之類的賄賂砸不到他們的頭上，那麼他們就因地制宜，通過自己的部門特權向各地方官員直接索賄。　

　　六部書吏在索賄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兒，從不含糊。在這六部當中，戶部索賄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輪得上吏部和兵部。因為戶部是管各種費用報銷的部門，地方的各項開支要報銷，都必須經過戶部核準，不然就沒辦法報。　

　　但凡有利益出沒的地方，就會產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諳規則的人，往往就沒有辦法辦成事。　

　　就拿這眼下的軍費報銷人福康安來說，朝中誰人不曉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紅人？可胥吏照樣不買他的賬，照樣要他按照行業規矩來辦事。這時候胥吏的衍生權力，就形成了上自戶部大員下到普通胥吏的一條“灰色產業鏈”。這條產業鏈的上下遊之間，是相互貫通的。　

　　送禮是中國古代官場的一種特有現象，並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康熙時期的吏科給事中林起龍就曾經直指要害，他說，一個州縣官員到任之後，“參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年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任，則備別禮”，一句話就是，新官上任所要燒的三把火，最大的一把火就是權力係統內的人情之火，靠人情之火來熔化權力的剛性。　

　　按照中國人所講究的“節禮”習俗，端午、中秋、新年這三個傳統節日是千萬不能漏掉的。尤其是拜年送禮，可謂流毒甚遠。　

　　中國傳統社會講究的是人情，所以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里，我們自然也就很看重這樣一個重大節日里的人際交往。其中的拜年被當做一項重要的民俗傳統代代相傳，早已成為民間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　

　　傳統意義上的拜年，大多是一種自覺行為。它的表現形式來自兩方面：一是鄰里之間的互拜，大家相互串串門、拱拱手，表達喜慶、問候、祝願；二是晚輩對長輩的倫理之拜，晚輩恭恭敬敬前往長輩處，或施禮或磕上幾個頭，若晚輩是年輕或年幼者，長輩則還以紅包來“壓歲”，若晚輩已是成人，就要端出好酒好菜來招待。總之，傳統的拜年是有分際和講究的：鄰里互拜，抽支香煙嘗點瓜果糖之類，實在沒有什麼利害關係可以表現；而倫理之拜，晚輩對長輩施予“禮”，長輩對晚輩還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