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你的路，小子。”他說道。那個兵繼續向前走去。“耳朵伸得有一英尺長。”威爾士面帶輕蔑地說。

　　“他們當中有些人真是呆透了，就是不肯吃藥，”斯托姆說，“要是我不逼他們的話。”

　　威爾士面無表情地盯著他。“那又怎樣？他們不吃，可能就會得上他媽的重瘧疾，然後被船運走，救了他們那些沒用的狗命。”

　　“這個他們還不懂，”斯托姆說，“以後會的。”

　　“但是我們比他們先知先覺。不是嗎？我們會他媽的叫他們吃藥。不是嗎？你跟我。”威爾士突然不懷好意地狂笑起來，緊接著他忽然又迅速收斂了笑容，繼續嚴肅地盯著斯托姆。

　　“不用我，”斯托姆說，“事情到了那個份兒上，我就讓軍官們接管。”

　　“你是幹什麼的，一個他媽的無政府主義革命者？你就不愛自己的國家嗎？”

　　身為一名得克薩斯州的民主黨人士，幾乎跟奎因一樣喜愛羅斯福總統的斯托姆沒有去回答這樣一個愚蠢的問題。爾後既然威爾士沒有再說下去，兩個人便只是站著，四目相對。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秘密，不是嗎？你跟我，”威爾士用柔和的口吻說道，“我們已經知道不吃藥會怎麼樣，不是嗎？”

　　這一次斯托姆又沒有回答。他們的對視似乎一直在繼續。

　　“給我一片兒。”威爾士最後說道。

　　斯托姆拿起一個盒子。威爾士一邊目不轉睛地盯著斯托姆的臉，一邊伸出手去撿了一片扔進嘴里幹咽了下去。他繼續盯著斯托姆。

　　為了不示弱，斯托姆自己也拿了一片，跟威爾士一樣幹咽了下去，然後回視威爾士的目光。他嘗得出那種黃膽汁一般的東西正在他喉嚨里擴散開，苦不堪言。好在他第一次學會喝威士忌的時候也學會了用舌頭抵住口腔頂部，不讓半點兒空氣進去。而且，如同他看到精明的威爾士所做的那樣，他也在拿起藥片的時候用拇指捻掉了表面的藥粉。

　　石頭人似的威爾士面帶著豐富的表情繼續盯著他看了二十秒鐘，顯然，他希望看到他嘔吐。然後，他轉身邁大步走開了。但走了不到三十英尺的距離時，他做了一個標準的向後轉的動作，大步地走了回來。所有人都離開吃飯去了。只有他倆單獨在這兒。

　　“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對吧？你明白發生了什麼，正在發生什麼，”威爾士的目光若有所思地在斯托姆臉上徘徊，“根本就沒有別的選擇。任何人都沒有選擇的余地。而且不光是這里，不光是我們。任何地方都一樣，而且以後也不會有什麼好轉。這場戰爭還只是剛剛開始，你明白這個。”

　　“是的。”斯托姆說道。

　　“那就記著，斯托姆，記住。”他的話很讓人捉摸不透。威爾士轉過身去，再次大步走開了。

　　斯托姆望著他的背影。他明白他說的話。或者，至少他以為自己明白。可是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政府告訴一個人他應該去參戰，那他必須去，這就是全部。政府大于個人，它可以逼他。這甚至都不是盡不盡義務的問題，他就是得去。而且如果他的人品端正的話，他會願意去的，無論事實上他有多麼不情願。不管怎麼說，這跟自由沒有任何關係。難道有嗎？斯托姆又一次低下頭看了看他的藥盒。他依然能夠嘗出那片幹藥片難以置信的苦味，強忍著沒有吐出來。還剩下九片，三片是給那些當班的炊事兵的，六片是給軍官們的。要是不用像那樣發到他們頭上該多好！這該死的第一批藥。

　　斯托姆抬手在他光著的胳膊肘上拍死了一只蚊子，這可能是一小時內的第五十只了。算了，起碼雨還是停了。斯托姆這會兒倒樂觀起來了。其實雨停不停並沒有什麼意義。不必站在雨里吃東西可能要好一些，但是主要的損害已經造成了。在這種濕漉漉透著水汽的空氣里，他們濕透了的制服才剛剛開始在他們身上變幹。要在如此泥濘的環境里擦幹凈一支步槍幾乎是不可能的。並且他們的毯子濕了，雙人帳篷也幾乎被水漫了，晚飯過後他們既沒有去處也無事可做。過後，夜幕降臨了。前一刻椰樹林里還是大白天——照實說已經是下午晚些時候了，但依舊還是大白天；下一刻就全然是暮色茫茫了，漆黑一片。每個人都吃驚地四下摸索，倣佛頃刻間他們全都變成了盲人。這個新奇的體驗過去後不久，他們又經歷了另一個。他們第一次嘗到了夜間空襲的滋味。

　　當夜色像一個巨大的平底盤子似的籠罩在他們頭頂上時，年輕的法伊夫下士坐在連部帳篷的一角，正要想收拾他的文件和便攜式打字機，生怕它們沾上泥土。他有一個可攜式書桌，可是現在要幹這活是難上加難，因為無論誰設計這桌子也沒有料到會在泥濘的地面上用。桌腿接二連三地慢慢往泥里陷去，使桌面傾斜。桌上所有東西都有滑落的危險。當突如其來的夜幕令法伊夫完全看不見東西時，他絕望地放棄了。他索性幹坐著，沾滿污垢的雙手平放在傾斜的桌面上，像收回到架子上的工具似的分放在小打字機的兩側。在把一盞帶罩的防空燈點亮並拿來使用所需的五分鐘里，其他人都在他身邊四處摸索著去點燈，他卻一動沒動。他不時地在有木紋的桌面上搓他沾滿泥巴的指尖。

　　法伊夫感到十分壓抑，強烈的程度是他從未體驗過的。意識到自己根本無力應對時的那種失落感令他的眼皮都倣佛僵化了。生活中雞毛蒜皮的瑣事一起向他襲來，像要將他毀掉。它們令他恐懼不安，因為他根本沒有任何辦法。他甚至都不能讓他的文件保持清潔。他被淋濕了，身上骯臟不堪。他的腳趾擠在鞋中濕透了的襪子里，可他沒有心情也沒有氣力去換掉它們。明天他很可能會病倒。蚊子在黑暗中成群地聚集在他的四周，叮咬他的臉、脖子和手背。他甚至都沒有試圖驅趕它們。他只是呆坐著，暫時停止了運轉。他停滯在那團沉悶的黑暗里面，意識到自己正朝著某個未知的死期慢慢腐朽。而最痛苦的想法莫過于知道自己最終還得行動起來。他繼續用沾滿泥沙的指尖觸摸著桌面。

　　毫無疑問，法伊夫的苦惱一部分來自于當多爾叫他去看那片叢林時他沒有跟他們一起去。如果去了，很可能就會是他自己發現刺刀，而不是多爾。可他那時候沒想到去那兒會很刺激。在法伊夫看來，他總是錯過那些激動人心的事，壓根兒就是因為他事先分辨不出哪些會很刺激。但那時他卻假裝威爾士有可能會需要他。他缺少魄力，而且一直很懶，所以他不光錯過了發現刺刀的機會，也沒能參與奎因那驚人的壯舉，而這一壯舉在他們回來之後，已經成為了所有談話的主題。

　　法伊夫曾單獨找過他的老朋友貝爾，想了解一下他親眼目睹的細節；他去過那兒，也看到了事情的經過。可是貝爾只是用漠然的眼神瞅了他一眼，倣佛不認識他似的，然後咕噥了一些聽也聽不懂的東西就走開了。這傷害了法伊夫的感情，因為他認為自己為貝爾做了許多事。

　　但是對于其他所有人來說，這是他們唯一能夠談論的事情了。即使在這兒，在夜幕出乎意料地一下子降臨之前，軍官們——他們都在這兒泡著，倣佛這里是他們的俱樂部——也都在相互談論這件事。當那盞遮光的防空燈終于點上之後，他們馬上又談論起來。就好像在黑暗的間隙，啥事兒也沒在法伊夫身上發生過。他仍舊坐在他的角落里。

　　“法伊夫，你這該死的！”防空燈里剛剛有光亮射出來，威爾士就怒氣衝衝地對法伊夫喊道，“我叫你他媽的過來幫我弄這臭玩意兒！可你就光坐在那兒！趕緊抬抬屁股來這兒幹活！”

　　“是，軍士長。”法伊夫說道，他的口氣平淡至極。可他既沒有動也沒有抬頭。

　　從帳篷的另一側威爾士迅速向他投來一道銳利的目光，它穿過香煙的雲霧和重新嘈雜起來的談話聲，直射到他的臉上。即便不看，法伊夫也感覺到了。他盡力做好接受長篇譴責的準備。可是，奇怪的是，威爾士接下來一言不發地轉身擺弄燈去了。法伊夫繼續坐著，對他心懷感激，可是他覺得自己被泥巴裹住的靈魂已經太麻木，無法再思考下去了，便靜聽軍官們談論“大個子”奎因和他的驚人之舉。

　　他用不著在腦子里記下他們說的話，只要看看他們的表情，聽聽他們的語調就行了。談起這件事，他們的笑聲中無一例外地藏著幾分尷尬。他們都為奎因感到驕傲，但他們為他驕傲時不會像士兵們那樣扯著嘶啞的嗓子嬉戲取樂，所以在他們感到榮幸的談笑中流露出一絲羞愧。但他們的確為他驕傲。奎因下士很快就會升為中士了，法伊夫心神恍惚地想，你們瞧著吧。好吧，他並不介意。如果有人該晉升的話，奎因是當之無愧的。正在這時，黑夜里從林間小道深處的某個地方，響起了高音警報器那淒厲的、持續反復如同打嗝一般的聲音。

　　驚慌和一陣無名的恐懼襲上心頭，法伊夫慌忙摸黑起身離開他坐的水罐。等他來到帳篷門口時，驚恐已經變成了尋常的憂慮和想看個究竟的好奇心。在他到了帳篷簾子那里時，他發現，那里不光是他一個人，其他人也都做了同樣的事，而他正夾在一群人中間。“等等！”威爾士在他們身後大叫道。

　　“等等，該死的！等我把這該死的燈熄了！等一下！”

　　法伊夫前面的那個人——法伊夫從來也沒弄清楚是誰——手里拿著拴門簾的繩子猶豫不決，倣佛全然不知所措。隨後整個帳篷陷入了一片黑暗。法伊夫面前，人聲鼎沸，亂摸瞎找，罵聲四起。然後，無論軍官和士兵，所有人都穿過敞開的簾子，經過挂著的毯子，擁到了明澈、清爽、布滿星鬥的夜空下。他們連擁帶擠把法伊夫也帶了出來。他若是想留在帳篷里也不可能。所有人都一起抬頭望著天空。

　　不光他們，三連的其他成員也都從各自保養自己受濕受涼的身體的地方出來了。先前他們都曾被安排去挖狹長的掩壕，可實際上整個連隊只有六個坑，六個給軍官們用的，按照指令絲毫不差地挖好了。如果有人此刻後悔了的話（比如說，法伊夫就是），誰也沒有把這大聲說出來。他們亂哄哄地扎堆站在泥里，擁在幾排小帳篷旁邊的那三個大帳篷之間，少言寡語，伸長了脖子望著天空，努力想看到些什麼東西。不管是什麼。

　　他們看到的是探照燈的兩三道微弱的光柱，無力地觸摸著天空，什麼也沒有照見；時不時地還有單個高射炮彈爆炸時一閃即逝的光芒。

　　他們能聽到的遠比他們所能看到的要多：但聽到的東西實際上什麼也沒告訴他們。有高音警報器的聲音，整個襲擊過程中它都在冗長單調地、沒命似的發著狺狺的抗議；一次又一次告訴人們不同型號的高射炮正將沒用的炮彈打上夜空的機器似的響聲。最後，隱隱約約地還有一個或幾個馬達在黑暗中嘟嘟作響的聲音。從聲音中根本無法判斷出是否有一架或好幾架飛機。

　　每個人都試圖——但不甚成功地——掩飾著自己的緊張。這是一架外號叫“查利牌洗衣機”的日本飛機，不太風趣的人也叫它虱子。他們當然都聽說過它：單槍匹馬的一架飛機，總愛在夜間搞一次討厭的空襲，而且勇敢的美國軍人還給它起了綽號——這些信息在所有新聞公報中都有。事實上，由于飛得太高，它的聲音的確像一臺過時的單桶洗衣機發出的噪聲。但是這個外號太籠統了；所有此類的襲擊，不分飛機的數量，或一晚上襲擊的次數，都被不加區分地用上了這個外號。新聞公報對這一點往往只是輕描淡寫。可不管怎麼說，在這兒站著，仰望著熱帶夜空里陌生的星辰，聽著，等著，隨手打著肆意吮血的蚊群，談論“查利牌洗衣機”，要比在公報里讀有關它的描述有趣得多。

　　最終傳來了他們今天早上就已銘記于心的那種幾乎難以聽清的、如同嘆息一般的聲音。他們下意識地迅速做出俯身的動作，就像一陣微風拂過麥田，但誰也沒有臥倒在地上。這時他們的耳朵已經足以判斷出這些聲音很遠，況且地面很泥濘。從樹林深處機場的方向傳來了轟隆轟隆的爆炸聲，緩慢地、大跨步地朝著他們這邊靠近。他們數出有兩串五發的，一串四發的（可能另一發壞了）。如果只有一架飛機的話，它肯定是一架大飛機。在接下來的那一陣死一般的沉寂里，可笑的高射炮又連續不斷地向天空打了幾分鐘沒用的炮彈。然後，警報器開始全線發出短促淒厲的、如同打嗝一般的叫聲，表示警報已經解除。

　　三連的人開始大笑起來，哼哼鼻子，然後彼此拍打後背。沿著椰林長長的走道，警報器繼續急促地、沒命地叫著。軍官和士兵們都好像在彼此慶賀對方度過了這場空襲。這持續了幾乎有一分鐘，然後軍官們想起了自己的尊嚴，便各自離開了。警報聲停止了。而這兩群人中的笑聲和拍打後背的動作又延續了幾分鐘。最後，這也停了下來，他們在黑暗中試探著腳步，紛紛回到了自己歇息的地方，看上去灰頭土臉的，巴不得沒有哪個真正的老兵看到了他們驚慌失措的表現，然後重新開始想辦法躲避寒冷和潮濕。

　　就這樣他們過了一夜。誰都沒有睡。夜里還有另外五次空襲。如果“查利牌洗衣機”是個單槍匹馬的戰士的話，他肯定是個精力充沛的戰士。他肯定一宿沒睡。三連也是一宿沒合眼。在一次空襲中，最後一串炸彈的最後一枚落在了他們前面一百碼處的地方，損毀了一個高射炮陣地，炸死了兩個人——當然，全都是意外。那炸彈離他們太近了（震耳欲聾，如同特快火車一般無情地飛奔而來），使他們全都趴在了地上，又弄了一身泥水。第二天，兩個齊胸深的大坑便出現在補給帳篷的兩側。大家都在想，如果那串炸彈再多一枚的話，它很可能就會落在靠近他們宿營地正中央的地方。早晨，他們都走出了帳篷，放心大膽地走進那溫暖的、令人振作的陽光中，看見彼此長滿胡楂的臟兮兮的面孔，瞇起眼睛在瞅望；這時，他們發現自己看到的人都已經變了。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里他們變得更多。被師里的計劃作訓處稱為“適應期”的這兩周經過篩選歸納，生活呈現出一種奇特的雙重節奏。一方面是相對安全的、烈日炎炎的白天，另一方面是又濕又冷、蚊群出沒、警報和恐懼充斥的夜晚。而這兩者之間確實沒有任何關聯，前後也沒有連貫性。白天里有許多關于恐怖的談資笑柄，因為在陽光下，夜里可怕的事顯得並不可信。但是當黃昏，當那個深沉的熱帶黃昏突如其來時，白天的一切就都被擱置一邊，天亮之前不會再提起，他們都在為過夜做準備。白天可能有活要幹，也可能閒著，或者還可能進行一點兒訓練。夜里總是千篇一律。

　　每天大家都在附近的河里洗澡，河的官方名稱據他們了解是加瓦吉河。每晚他們都要刮一次臉，就用河里的水盛到頭盔里，放在小火上燒熱了來用。也有時候——在白天——他們走得遠一些，到叢林里去，到奎因大顯身手的地方。那個正在迅速腐爛的日本人依舊四腳朝天地躺在壕溝上面。他們在叢林中發現的這一個陣地是科利角戰役最後階段的戰場遺址。日軍的一支大部隊曾在這里被圍殲了，沿著加瓦吉河可以在叢林內外找出日本工事的整個外圍。他們這麼做了。這沒有影響到夜晚的生活。他們還步行去過其他有趣的地點。他們到過海灘，到過科利角，也到過種植園園主的大宅院，那里如今已被打得彈孔累累，被主人遺棄了。有幾組人甚至在不同的日子里，搭著卡車，一路沿著泥湯般的道路，穿過無邊無際的椰樹林，跑到了幾英里外的機場。在機場里，轟炸機頂著懶洋洋的烈日起降。機械師們光著上身在椰樹的樹蔭下工作。然後這幾撥人又搭車回去。在他們往返途中去過或見過的以及沿途經過的所有地方，卡車和士兵們都在忙著儲備大量的物品，準備即將到來的進攻。他們心里明白，自己都將是這場進攻中的一部分。這一切仍然沒有影響到夜晚的生活。

　　在經過了這樣的夜晚之後，能夠坐下來，沐浴一下熱帶地區熾熱的陽光是一件極美好的事。陽光讓人重新有了活力與精神，在帶來熱量與白晝的同時，每天它還讓人們重新清醒起來。陣陣的微風拂過，吹得棕櫚樹葉颯颯作響，在地上映出斑駁的樹影左右搖擺。熱帶地區爛泥的惡臭從地面升起，暖烘烘、潮乎乎，讓人難以忍受。

　　然而不光是玩耍。幾乎每天都有新的船只抵達，卸下部隊和補給品。幾支能抵得上一個排的小分隊，由各自的下士指揮著，被徵調來幫忙卸船。這就是他們初到的那一天敬畏地看著別人幹的活，如今他們變成了這方面的老手，也熟悉了偶爾發生在白天的空襲。沒有船只抵達的日子里，這幾支小分隊得去幫忙把補給品從海灘轉移到後方樹林的大暗窖里。每天早上都有一小時高強度的健身操。每個人都覺得這很愚蠢，但這是師里明令要求的。他們進行過幾次小的嘗試性的行軍練習，幾乎跟走路沒什麼兩樣。有整整一天被臨時安排進行步槍射程內的武器試射練習。這些都沒有影響到夜晚的生活。

　　什麼也沒有影響夜晚的生活。

　　夜里從來都一樣。先會是晚飯，之後也許會有半小時額外的暫緩時間。然後便到了黃昏，他們無奈地坐著看它到來，無助也無力阻止它。接下來就是黑夜。不用再命令和督促，第二天早上他們就都已挖好了狹長的掩壕。他們現在睡覺時都隨時準備跳進掩壕里去，管它濕還是不濕，也不管警報器何時響起。半睡半醒地一躍而起，跌跌撞撞地，從天羅地網般的蚊群中衝殺出去（首先從來未深睡過，只能夠半睡），然後摸索到帳篷外面的坑里去。一聲不吭、一動不動地趴在那兒，擔驚受怕，如若不被炸彈擊中，也會成為成千上萬只蚊子的目標。後來再在黑暗中摸索回帳篷里去並盡可能一笑了之，而事實上你卻很尷尬。這就是夜晚的生活。沒有什麼英雄色彩，只是有失尊嚴。夜里他們越來越有幾分貓的神態，疑神疑鬼，鬱鬱寡歡。臉陰沉沉的，兩眼放著光。最後，天終于亮了，他們又一次開始了自己的生活。

　　這種像患精神分裂症似的奇怪生活，這種黑夜與白天的截然不同，在他們奉命轉移宿營地時變得更加分明了。他們花了三天時間尋找丟失的帳篷、行軍床和蚊拍，第四天把它們搭建起來，接著住了兩天。然後他們不得不轉移，全部重來一遍——這是很難幹的活，需要乘卡車長途跋涉，用人力運送帆布帳篷，並重新挖掘所有的掩壕。難上加難的是，每天至少有一個排，通常是兩個排不在連里，被派遣到海灘上去。派去的理由很可能是要讓他們離卸船的地方近一點，在需要卸船時可以更方便些。但他們並不肯定，因為沒有人告訴過他們。某位後勤專家在某張圖表上把這統統都設計好了。結果便是把他們放在離機場更近的地方，這樣一來，不是僅僅偶爾會有一顆炸彈落到他們身邊，而是他們現在正處在落點的中央。同時被業內人士稱做“地滾球”的殺傷炸彈每晚都在他們四周爆炸。出于這樣一個理由而進行的這樣一次轉移從某一觀點來看可能有它滑稽可笑的一面，盡管如此，三連中卻很少有人嘲笑它。

　　在舊宿營地里你有做決定的資格。你能夠自問是願意出去待在你的坑里還是不去，勇敢地留在床上。通常答案都是肯定的。大部分人都願意出去，但猶豫不決還時有發生。在新營地這種選擇就不存在了。你必須出去躺在坑里。你也樂意為之。

　　很奇怪只有一個人受傷。印象中應該有更多人。三連周圍的其他連當然還有傷兵。三連受傷的是一等兵馬爾，一個來自內布拉斯加州的鄉巴佬，跟土疙瘩打交道的農民。他是個高個兒，常年勞累，一個不願意離開父親農場的被徵入伍者，他就沒怎麼喜歡過軍隊。在空襲中一塊“地滾球”炸彈的彈片呼嘯著飛入他趴著的坑里，他的右手就像是被外科醫生動過刀子一樣，被整齊地切掉了。馬爾喊叫的時候，旁邊的兩個人跳到他身邊用止血帶幫他止血，直到衛生員過去。炸彈落在三十碼遠的地方，好在這時候“地滾球”已經在地上滾了好幾大步了。

　　因此馬爾成為連里第一個真正受傷的人。還真夠倒霉的。他受到了同海灘上傷員們一樣絕對溫柔的對待，可他也並不比他們更喜歡這一點。所有能為他做的都做了，但是馬爾變得歇斯底里，開始哭鬧起來。他向來就不是個聰明人，沒想通他還能工作。

　　“我該去幹什麼，啊？”他煩躁地對著幫助他的人們喊，“我該怎麼幹活，啊？我怎麼去犁地，啊？我是認真的。我現在要做什麼，啊？”

　　威爾士軍士長試著安慰他，他告訴馬爾他現在狀況如何，說馬爾現在就可以回家，但馬爾什麼都聽不進去。“把它拿走！”他對他們喊，“把那該死的東西拿走，我不想看到它，該死的。那是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