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是非常緊張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沒有聽到張伯倫先生的動靜。我想他也許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後一分鐘的努力；事實證明確實如此。然而，到了會議開會時，卻發生了一場短暫的、但很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首相模棱兩可的聲明，引起了整個下院的不滿。當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黨反對黨發言時，保守黨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聲喊道：“要為英國說話。”這句話博得了大聲喝彩。下院的情緒無疑是主張作戰的。我甚至認為比我曾親自參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樣場面，更顯得堅決和團結。那天晚上，各黨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對面我的寓所來拜訪我，表示深切的憂慮，唯恐不能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下院準備在第二天下午重新開會，當天晚上，我寫給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們的談話中，據我了解，我將成為你的僚屬，而且你對我說，這個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從那時起，我一直沒有聽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這緊張騷動的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雖然，在我看來，現在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和你對我說“大局已經決定”時所表示的思想已經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為了應付這種非常重要的歐洲局勢，方法的變換也許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我有權利要求你在中午辯論開始以前，讓我知道不論為公還是為私，我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

　　在我看來，如果工黨態度疏遠，而且據我所知，自由黨也採取這樣的態度，那麼，在這樣狹隘的基礎上，很難組成一個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戰時政府。我認為我們應當進一步努力，以爭取自由黨參加，而且對于你曾和我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的組織與范圍問題，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議會里有一種觀感，即認為我們決心的明顯削弱，已經使全國團結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損害。我並不低估你應付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但是我深信我們現在將要自作決定，從而給我們的法國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樣。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將需要盡可能地組成最強大、最完整的聯合政府。因此，我請你在我們再進行一次談話以前，不要宣布戰時內閣成員的名單。

　　正如我昨天早晨寫給你的信中所說，我完全聽候驅使，並衷心希望幫助你完成艱巨的任務。

　　後來我了解，英國的最後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九時三十分遞交德國，接著在9月3日上午九時，又遞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最後通牒。9月3日早晨的廣播，宣布首相將在十一時十五分發表廣播演說。因為這時看來，英國和法國肯定會立刻宣戰，我便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說。我認為這篇演說對于我們一生中以及歷史上的這個莊嚴偉大的時刻來說，是很得體的。

　　首相的廣播演說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處在戰爭狀態。他的話剛說完，我們耳邊突然聽到了一陣陌生的、持久的、淒厲的聲響，這種聲響後來就變得習以為常了。我的妻子跑進房來，由于當時的形勢危急而顯得神情緊張，但她對于德國人敏捷而又準確的行動，卻給予好評。我們倆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頂，看一看外面發生的情況。在我們周圍，在晴朗涼爽的9月的陽光下，四面八方的倫敦的屋頂和尖塔，歷歷在望。在這些屋頂和尖塔上面，已經有三十或四十個圓柱形的氣球冉冉上升。我們對于政府這種顯然有所準備的跡象，表示滿意。我們預料應該有一刻鐘的準備時間，在這段時間將要結束時，我們便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和其他適用的藥品，配備齊全地走到指定給我們的防空洞去。

　　我們的掩護所，就在順著大街走過去約有一百碼的地方，其實只是一個敞開的地下室，外邊甚至還沒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內。每個人都抱著高興而又詼諧的態度。這是英國人面臨兇吉未卜的前途時所表現的民族本色。當我站在門口凝視著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擁擠的地下室時，在我的想象中呈現出了這種景象：毀滅與屠殺的場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聲；高樓大廈轉瞬間坍塌成為瓦礫土堆；消防隊和救護車在隆隆的敵機聲下，在濃煙中穿梭往來。我們不是早已聽說空襲將是如何的可怕嗎？空軍部當然為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誇張了空襲的威力。和平主義者曾經設法利用公眾的這種恐懼心理，而我們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積極準備，建立一支優勢的空軍，雖然不承認那種最可怕的預測，但也讚成將它作為對當局的一個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戰事初起的幾天內，曾預備了兩萬五千張病床，以供空襲中受傷者應用。至少在這方面，沒有發生估計過低的情況。現在應該看一看實際發生的情形了。

　　大約過了十分鐘以後，淒厲的聲音又響了起來。我自己不敢斷定這次是否是重復一次警報，但有一個人一路奔來，高聲喊道：“警報解除了！”我們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做我們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時開會，不慌不忙地按照議事程序進行，並做了簡短而莊嚴的祈禱。在議會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辯論結束後，立即到他的房間去。經過最近幾天極度興奮而又激動的心情，當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傾聽議員們演說時，一種特別強烈的寧靜感緊緊地攫住了我。我覺得內心安詳，並體會到一種淩駕于人間事務與個人問題之上的超然感。英國雖然愛好和平和缺乏準備，但在國家榮譽的召喚下，瞬間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舊時英國的這種光榮傳統，使我整個身心異常激動，而且似乎把我們的命運，提升到一個遠離塵世現實和肉體感受的境界。發言時，我試圖在某種程度上，把這種心情轉達給下院，結果得到了良好的反應。

　　張伯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考慮了我的信；他說自由黨拒絕參加政府；他準備讓負有行政職務的海陸空三個部的大臣參加戰時內閣，從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關于平均年齡的見解，並且可以將平均年齡減低到六十歲以下。他說，這樣就可以使他邀請我擔任海軍大臣，並在戰時內閣中擔任閣員。我聽了以後，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雖然我從來沒有提出這點，但我當然願意主管確定的任務，而不願高高在上，出謀劃策，督促別人工作。一個部長，不論勢力多大，如果不主管專部，結果往往如此，頒發訓令要比提出建議容易，而有權採取行動，即便范圍有限，也比有權參加泛泛的討論更為適宜。如果一開始首相就要我在參加戰時內閣與主管海軍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我當然一定會選擇海軍部。而現在我卻二者兼有了。

　　關于我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正式由國王授職，張伯倫先生只字未提。實際上，直到5日我才就職。但戰爭初起的這段時間，對于海軍也許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因此我通知海軍部，告訴他們我立即就任，準備在六時到部視事。海軍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艦隊發出信號：“溫斯頓回來了。”這樣我就重新回到了幾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遺憾中離開的那間辦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費希爾勳爵的辭職，我被解除了海軍大臣的職務，並且事實證明關于在達達尼爾海峽強行登陸的重要計劃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壞。〔2〕我坐在以前的那張舊椅子上，在我背後幾英尺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個木制的地圖箱，箱內仍存有北海的地圖，當時為了便于集中關注最重要的目標起見，我曾命令海軍情報局，每天在地圖上注明德國公海艦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自從1911年以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已經消逝了，然而，我們卻仍然面臨著在同一個德國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脅。我們再一次為了捍衛一個無辜遭受侵略和蹂躪的弱國的權利，而奮起作戰。我們再一次為了生存和榮譽，奮起反抗日耳曼這個勇敢的、有紀律的卻又殘酷的民族的一切瘋狂暴力。我們需要再一次戰鬥！既然如此，就戰鬥吧！

　　不久，第一海務大臣來看我。我在以前擔任海軍大臣期間，就與達德利龐德相識，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費希爾勳爵的親信參謀軍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進攻阿爾巴尼亞時，他曾任地中海艦隊的總司令，當時我在議會中對于地中海艦隊的部署，做過激烈的抨擊。現在我們以同僚的身份相見，而龐大的海軍部整個機構是否能夠順利運行，這就要依靠我們能否保持親密關係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見解了。我們彼此用一種懷疑的、但卻友好的眼光看待對方。但從最初的時候開始，我們的友誼和相互信任，便逐漸增長和成熟起來。我對龐德海軍上將在業務上的專長和個人的偉大品質，給予適當的評價並加以尊重。在變幻無常、勝負莫測的戰爭中，我們一同受過巨大的衝擊，因此我們成為更加忠實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後，正當對意大利的戰爭獲得全面勝利時，他竟與世長辭，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軍和全國所遭受的一切損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我用來接見海軍部各海務大臣及各部門的負責人，從4日早晨起，我著手處理海軍事務。正如1914年一樣，在總動員以前，海軍已經採取了預防突然襲擊的戒備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後備軍官與士兵被徵服役。後備艦隊已經人員齊全，從事演習，在8月9日曾由國王檢閱過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級的後備人員也被徵入伍。24日議會通過了《國防緊急授權法案》，同時下令艦隊開往戰時據點；事實上，我們的海軍主力在斯卡帕灣已有幾個星期了。在艦隊奉命實行總動員以後，海軍部的作戰計劃逐步順利展開；當時雖有某種嚴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艦和反潛艇的艦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樣，在面臨挑戰時，艦隊完全能夠承擔當前的重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