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也許了解，我對海軍部和皇家海軍有很豐富的知識。從1911年到1915年這四年期間，在最初局勢嚴重的十個月內，我負責準備艦隊的作戰事宜，並主持海軍部的工作。這四年時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別鮮明的印象。我對艦隊以及海上作戰，積累了大量詳細的資料，並且獲得許多教訓。在以後的時期內，我曾對海軍問題有過許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這些問題發言。我和海軍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觸，在這些年中，雖然我是他們的主要批評者，但我暗中參與他們的許多機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員會工作過四年，因而使我了解關于雷達的最新的發展，而這些發展現在已對海軍事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前面已經提過，1938年6月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曾親自陪我參觀波特蘭港的反潛艇學校，以及乘驅逐艦開到海上，參加用“潛艇探測器”偵察潛艇活動的演習。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擔任海軍部軍需署長的已故亨德森海軍上將有親密的友誼，而且當時的海軍大臣鼓勵我和查特菲爾德勳爵討論新戰艦與巡洋艦的設計，因此，使我對于海軍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個全盤的了解。此外，根據已經發表的記載，我對于我國艦隊實際的和潛在的實力、組織和結構，以及關于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海軍的類似情況，當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開演說，為了要收到批評和刺激的效果，當然不免著重指出我國海軍的弱點和缺陷；就這些演說的本身而言，它們絕沒有表達出皇家海軍的巨大實力，也沒有表達出我自己對它的信心。如果說海軍對于與德國作戰，或與德國和意大利作戰，沒有充分的準備，那麼，這種說法對張伯倫政府及其海軍顧問，不免有失公道。至于如何對澳大利亞和印度作有效的保衛，以防日本同時的進攻，這個問題引起的嚴重困難較多，但在此時，這種進攻大概不會發生，同時，這種進攻大概一定會把美國卷入旋渦。因此，在我就職時，我感到我所指揮的無疑是世界海軍作戰中一支最精銳的艦隊；而且我可以斷言，我們會有時間來彌補和平時期的疏忽，並應付戰爭中同樣肯定會發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現在的情勢絕不是1914年的海軍非常局面的重演。當時在我們參戰時，主力艦方面，我們與敵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艦的比率是二比一。當時我們動員了八個作戰分艦隊，包括戰列艦八艘，每一分艦隊各有一個巡洋艦隊及一個小艦隊，另外還有重要的獨立巡洋艦隊。我高興地等待同敵人實力較遜、但仍不失為強大的艦隊進行全面的戰鬥。現在德國的海軍剛剛開始重建，甚至還沒有組成一個戰鬥陣勢的實力。雖然我們必須假定他們的兩艘巨大的戰列艦“俾斯麥”號和“提爾皮茨”號，在噸位方面已經違反了《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限制，但距離完成日期至少還要一年。他們的輕戰鬥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經德國人用欺詐的手段從一萬噸增加到二萬六千噸，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國還有一萬噸的“袖珍戰列艦”三艘：即“施佩伯爵”號、“舍爾海軍上將”號和“德意志”號，以及裝有八英寸口徑大炮的一萬噸快速巡洋艦二艘，輕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和較小的艦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艦只方面，敵人絕不能向我們的制海權挑戰。在實力和數量上，英國海軍同德國相比，無疑佔有壓倒的優勢，而且在科學訓練或技術方面，也絕無理由認為它有任何的缺點。艦隊除了缺乏巡洋艦和驅逐艦外，始終維持了它慣有的高水平。今後擺在它面前的任務，倒不是如何與敵人作戰制勝，而是如何來擔負起無數繁重的任務。

　　我對海軍戰略形勢的見解，在我到海軍部時，已經大體形成了。對于敵人來說，控制波羅的海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取得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供應——瑞典的鐵礦石，尤其是為了保衛沒有設防的德國北部海岸（其中有一處與柏林相距不過一百余英里）以防俄國的進攻，德國的海軍必須設法控制波羅的海。所以，我堅信，在戰爭開始的這個階段中，德國一定不願有損它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因此，它可能出動潛艇和襲擊商船的巡洋艦，或者派一艘袖珍戰列艦，來搔擾我們的航運，但絕不願冒險犧牲任何為控制波羅的海所必需的艦只。按德國艦隊這時的發展來看，它必須以控制波羅的海為其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目標。我們為了維護制海權這個主要目標，並堅持我們主要的海軍攻勢——封鎖，在北海方面，當然必須維持一支優勢的艦隊；但是為了監視波羅的海以及赫爾戈蘭灣的出口，似乎無需特別強大的英國海軍力量。

　　基爾運河是溝通波羅的海的側門，如果對它進行空襲，即便是在短暫的時間內使它不能使用，那也會顯著地增強英國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給英斯基普爵士一個節略，討論這種特殊的作戰行動：

　　1938年10月29日

　　在對德國的戰爭中，切斷基爾運河將成為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成就。對這一點，我不準備作詳細的說明，因為我認為這是大家公認的。現在應該由一個專門技術委員會擬訂實現這個目標的計劃，並且，在需要時，擬定計劃變動的各項細節。基爾運河因為水閘很少，而且運河兩端的海面沒有顯著的差別，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彈加以破壞，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彈，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復。不過如果能在運河內投擲許多附有定時雷管的中型炸彈，有些在一天內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內爆炸，有些在一月內爆炸，因為它們爆炸的時間與地點不可捉摸，這就可以把運河封鎖起來，使軍艦和重要船只不得通行，直到整個河底被重新深挖一次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應的特殊雷管，也應當予以考慮。

　　鑒于我們不久就要遇到的情況，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詞是很值得注意的。不過，當時並沒有採取特殊的行動。

　　在戰事爆發時，英國的商船隊，總計超過二千一百萬噸，數量與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體積較前增大，因此數量較少。然而這個總噸位並不是全部供給商用的。海軍需要各種類型的輔助船艦，大部分必須從最大的定期遠洋商輪中徵調。所有國防部門都需要供特種用途的船只：陸軍和皇家空軍需要船只裝運軍隊和裝備前往海外；海軍需要船只擔任艦隊根據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種工作，特別是載運油類燃料，供應遍布全世界的各個戰略據點。為完成所有這些目標而需要的噸位，總計大約三百萬噸，此外，還要加上海外帝國的航運需要。至1939年底，將所得與損失加以平衡以後，英國全部可供商用的船只總噸位大約有一千五百五十萬噸。

　　意大利並沒有宣戰。事實已經很明顯，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勢的變化。在局勢尚未明朗、我們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緒以前，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認為還是把我們的航運繞道好望角為妙。但是，除了我們自己的海軍實力對德國和意大利海軍的聯合力量佔有壓倒的優勢外，我們還有強大的法國艦隊為助。法國艦隊由于達爾朗海軍上將的卓越才能和長期主管，已經取得了最大的實力和效能，這是法國海軍從帝政時代以來從未達到過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為敵國，則我們的第一戰場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為一種暫時性的權宜之計以外，我完全反對所有關于放棄地中海、僅僅封鎖這個大內海兩端的計劃。我們自己的實力，即使沒有法國海軍及其設防港口的協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艦逐出地中海，並在兩個月以內，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使海軍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國控制了地中海，對于處在敵對地位的意大利，必定會帶來嚴重的損害，這對它繼續作戰的力量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所有它在利比亞和埃賽俄比亞的軍隊，將變成折下來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樣。法國和我們在埃及的部隊可以隨意獲得增援，而它的部隊即便不致活活餓死，亦將不勝負擔、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與蘇伊士運河以及法國的屬地，就將陷于暴露狀態，而招致由德國主持的意大利軍隊的進攻。如果在戰爭開始的幾個星期內，在這個戰場上能夠獲得一連串迅速的重大的勝利，則對于對德國的主要戰爭，一定會產生最有益的影響。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礙我們在海軍和陸軍方面取得這些結果。

　　在我復職以前，我就十分輕易地接受了海軍部關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戰勝潛艇的看法。雖然在最初許多次對潛艇的遭遇戰中，已經證明了“潛艇探測器”的技術效能，但我們反潛艇的辦法畢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們遭受嚴重的損失。我當時曾發表意見說：“在外海，對潛艇應當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則絕對可以控制。今後不免會遭到損失，但它絕不會影響到形勢的演變。”這種意見不是不正確的。在潛艇戰的第一年中，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戰還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戰前海軍部流行的見解那樣，我也沒有充分估計到空襲對于英國戰艦可能造成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英國戰艦的阻撓作用。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中，我曾經寫道：“按照我很謙虛的看法（因為這些問題很難判斷），英國的戰艦，按其現有的武裝裝備和保護來說，空襲將不能阻止它們充分發揮優勢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襲的阻撓作用，雖然過分誇張，但不久便對我們艦隊的行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空襲幾乎立即證明它是可怕的威脅，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幾乎全無空防的馬耳他島，成為一個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沒有任何英國主力艦由于空襲而被擊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