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麼敵對行動或企圖。日本最關切的當然是美國。在我看來，美國人自己這時即便尚未卷入戰爭的旋渦，但要他們消極地坐視日本全面侵佔歐洲國家在遠東的全部權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日本變為敵國，盡管會給我們帶來許多苦惱，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國參加戰爭，並且可能的話，也許只對日本一國作戰，則兩者比較，對我們來說，所得多于所失。無論如何，不論遠東方面發生任何危險，我們絕不可因而轉移對歐洲主要目標的關注。我們無法保護我們在黃海的利益和財產，以防止日本的襲擊。如果日本參戰，我們所能保衛的最遠一點，將是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須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艦隊被肅清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駐軍並儲備著至少能維持六個月的糧食和彈藥，則在戰爭爆發時，我並不害怕日本將派遣一支艦隊和陸軍，前往徵服新加坡。新加坡遠離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遠離紐約一樣。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陸並展開圍攻，就得派遣它的艦隊的主力，護衛裝載至少六萬人的運輸艦，經過三千英里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線一旦遭到切斷，這種圍攻必將以慘敗而告終。但只要日本佔領了印度支那和暹羅，並在越過暹羅灣僅三百英里的地方建立了強大的陸軍和實力非常雄厚的空軍以後，上述看法，當然不能再適用了。不過，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後才發生的。

　　只要英國海軍沒有戰敗而且我們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進攻澳大利亞或新西蘭，一般認為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給澳大利亞一個可靠的保證，保護他們不受到侵略的危險，但我們必須按照我們自己的方針，按照戰爭的先後次序，採取這種行動。看來，日本一旦成為敵國，在它躊躇滿志地控制了黃海以後，不大可能從海上派遣一支長徵部隊去徵服澳大利亞並實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長的時期內，必須保持一支龐大而又裝備精良的軍隊，才能使澳大利亞部隊有所畏懼。這種計劃，必然要使日本的艦隊輕率地轉移力量，在澳大利亞陷于長期的渙散的戰鬥中。不論什麼時候，只要在地中海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可以抽調出極其強大的海軍部隊，來切斷侵略者和他們的根據地之間的聯絡。而在美國方面，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告訴日本，如果日本把艦隊和運輸艦開往赤道線以南，它將認為這是一種戰爭的行為。美國很可能有意發表這種聲明；關于這種非常遙遠的可能事變，我們現在不妨試探一下他們的意見。

　　關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為止，英國和德國艦隊的實力，包括已經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艦只，以及根據同樣基礎的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的艦隊實力，在本書附錄（1）中已分別列出。我深信（有記錄為證）在世界大戰的第一年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它們的本土方面，不會發生任何危險，而到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們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敵人已被肅清。這些想法，作為對第一年海戰的預測而言，證明是準確的。我將在本書適當的場合，再行詳述1941和1942年遠東方面發生的重大事變。

　　以《泰晤士報》為首的報紙輿論，讚成由不負專部責任的閣員五人或六人組成一個戰時內閣的原則。據稱，只有這樣，對于作戰政策，特別是政策較大的方面，才能採取一個廣泛而協調的意見。簡言之，“五個人只管指揮戰爭，而不管其他事務”這種作法被認為最合乎理想，然而這種辦法，實際上也有許多缺陷。若幹處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義上的威權多麼高，但在與同他們有密切關係的重要部門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時，往往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陸空軍三個部門來說，情形尤其如此。戰時內閣的成員，對于每天進行的事務，不能負直接的責任。他們可以採取重要的決定，他們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見，或事後提出批評。但舉例來說，他們卻無法和海陸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禮，因為後者熟悉問題的各種細節，有專業同僚的協助，並負行動的責任。戰時內閣的閣員，如果團結一致，可以決定一切，但在他們中間，意見往往不能統一。他們無休無止地進行討論和爭辯，而與此同時，戰爭卻一瀉千里地向前發展。戰時內閣閣員本人對于掌握了全部事實與數字的負責大臣，當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難。他們對于那些具體負責執行與指揮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負擔，因此，他們就越來越成為理論上的督導者和評論者；每天閱讀大量的文件資料，卻不知如何使用他們的知識，促使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煩。在各部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協。由于這些原因，負責外交和作戰部門的大臣，應該成為這個最高機構的組織成員。通常在“五巨頭”中，至少有某些人並不是因為對于作戰有特殊的知識和才能，而是由于他們政治上的勢力才入選的。因此，戰時內閣的人數，開始增加到遠超出原來設想的限度。當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國防大臣，人數可以大為縮減。就我個人而言，在我主持國政時，我不喜歡在我左右有不負責專部的閣員。我寧願和負責專部的大臣而不願和顧問打交道。每個人每天都應該認真地工作，負責某種確切的任務，然後才不致無事生非，或嘩眾取寵。

　　張伯倫先生原來關于戰時內閣的計劃，迫于形勢的壓力，幾乎不得不立即擴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掌璽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財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國防協調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不管部大臣漢基勳爵包括在內。除上述人員外，還增加了海陸空三部的首腦，我是其中之一，還有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先生和空軍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務大臣艾登先生和內政大臣兼國內安全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雖非戰時內閣的正式閣員，也必須經常出席。這樣，總數為十一人。關于負責作戰的三個部的大臣加入戰時內閣的決定，大大地影響了查特菲爾德勳爵作為國防協調大臣的權威。他本于慣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這個職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閣員，在最近許多年來不是主管我們國家的政務，就是與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外交與戰爭局面有所關聯。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辭職，而我十一年以來始終不曾擔任公職。因此對于過去的事情，以及現在顯然可見的缺乏準備的情況，不負任何責任；相反的，在過去六七年中，我不斷地預言禍害即將臨頭，現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雖然現在我掌握了海軍的強大的機構，而在現階段中，唯一負實際作戰責任的，也就是海軍，但我並不感到自己有什麼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麼不利的地方，也必然會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誠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這些閣員都很熟悉。我們大部分都曾在鮑德溫先生主持內閣期間同事過五年，而且在議會生活中變化無常的局面下，我們當然保持經常的接觸，有時關係融洽，有時則又發生爭執。約翰西蒙爵士和我則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閣員擔任公職以前，我在英國歷屆政府中任職，斷斷續續的已有十五年的歷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長的經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緊張時期內，我曾擔任過海軍大臣和軍需大臣。就年齡來說，雖然首相比我年長幾歲，但我幾乎是唯一的老一輩的人物。在局勢危急時，人們的普遍心理當然是要求年輕人的活力和新的觀念，而老一輩人物當權，難免會引起指責。因此，我覺得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現在當權的一代，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年輕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識以及一切可能的熱情和智力。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軍部期間被迫採用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在我看來，這種方式大大地加強了我日常處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總是盡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時，充分利用我幾乎能夠立即酣睡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一種值得慶幸的天賦。我用這種方法，能夠把一天半的工作壓縮在一天內辦完。大自然的本意，並不要求人們從早上八點鐘開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間暫時愉快地擺脫一切，稍事休息；這種暫時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鐘也已經足夠使人的精力重新煥發。我對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兒童一樣上床睡覺而感到遺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報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兩三點鐘，有時甚至還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點鐘，我又起來重新開始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我都遵守這個日常習慣，而且向別人推薦，如果在遇到需要長期地利用人體中最後的一分精力時，不妨採取這個辦法。第一海務大臣龐德海軍上將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後，立即加以實行，不過，事實上，他並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這種辦法，甚至更進一步，往往在內閣會議上也入睡了。不過，只要有人提到海軍一個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來；他的聽覺非常靈敏，頭腦反應很快，所以什麼事都瞞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