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我寫信給財政大臣：

　　我經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以前我在財政部時，亦曾飽嘗辛酸。我預期今後的預算，將以廣大的富有階級作為基礎，具有嚴峻的性質。但我認為你應該同時發起一個強有力的反浪費運動，與之配合。鑒于我們現在支出龐大而所得效果極小，我認為“金錢的價值”從來沒有像現在變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們為了避免浪費，曾實行過許多不愉快的限制，但這些限制終究對于戰爭的勝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于星期三發表的聲明中，對于這一點，應該特別加以強調。你應該竭力告訴人民，有哪些事，他們應該避免去做，這並不是禁止支出的辦法。在沒有更多的東西制造出來以前，一切都應該節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試以文具為例——這在各個部門都應該立即限制。用過的信封應重新粘過，可以重復使用。雖然這似乎是小事，是卻能使每個官員——而我們現在有著幾百萬官員——都想到節約一事。

　　1918年，我們曾反復叮嚀在前線的人們，實行積極的“節約運動”，人民也開始以實行節約為榮，並視為戰時努力的部分內容。為什麼不在開始時就向實際尚未作戰的備戰區內的英國遠徵軍，灌輸這些思想呢？

　　我正在設法刪掉海軍部一些龐大的海軍改革計劃，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實行的計劃，一律刪除。請你注意，不要讓這些負責防禦的人們和其他本位主義者把我們的能力消耗在長期的發展計劃上，因為這種計劃必須等到決定我們命運的高潮已經過去以後，才能夠成熟。

　　我發現各個部門在經濟上受到了極嚴厲的控制以後，仍充滿了松弛浪費的現象。為你設想，最好帶著你的僚屬，用批評者的眼光來觀察這些浪費現象，而不應採用拖延的方式。在這個充滿危機的時候，不要妨礙各部門的行動，把責任交給他們；但如果他們不能節約，必須立即對他們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問題寫信給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我重視財力的節省，正如我重視為戰爭所作的努力一樣，因為節省財力確實是戰時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這些事務中，你可以信賴我的支持，同時，我是一個花錢部門的首腦，你如有需要審查的地方，我一定會服從聽命的。

　　在每次戰爭中，只要皇家海軍獲得了制海權，它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即要在敵人面前暴露自己的龐大目標。私掠船、實行海上襲擊的巡洋艦，尤其是潛艇，使用各種不同的戰爭方式，對我們的貿易和糧食供應的生命線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因此，我們經常被迫以防禦作為我們的主要任務。由于這個事實，便產生了這樣一種危險，即我們被迫實行，或退而採取防禦性的海軍戰略和思想習慣。現代的種種發展，更加強了這種傾向。在兩次大戰中，在我主管海軍部的時期內，我經常設法尋找各種反攻的方式，以杜絕迷戀于一味防禦的思想。只要使敵人無法猜測下一次他將在什麼地方受到襲擊，就可以大大便于引導幾百個商船隊和幾千艘商船安全駛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先是希望通過進攻達達尼爾海峽，後來希望通過進攻博爾庫姆和其他弗里希恩島嶼，重新獲得主動，並迫使海軍軟弱的敵國，專心研究它自己的問題，而無暇過問我們的問題。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軍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處理、危險加以防止以後，我立即感到不能滿足于“護航和封鎖”政策。我竭力尋求以海軍進攻德國的方法。

　　波羅的海首先浮現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國艦隊如能控制波羅的海，則必然帶來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收獲。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旦被解除了德國入侵的威脅以後，它即便實際上不變成一個加入我們一方的交戰國，也會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納入我們的作戰係統。英國艦隊在波羅的海獲得制海權以後，會伸手援助俄國，這樣，就可能對于整個蘇聯政策與戰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負責的和消息靈通的人士中間，對于這些事實並無異議。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顯然不僅是皇家海軍的，而且也是整個英國的最大戰利品。我們能不能獲得這個戰利品呢？在這場新戰爭中，德國的海軍並不成為一個障礙。我們在重型軍艦方面佔有優勢，因此使我們迫切希望一有機會，不論在何地，亦不論在何時，就和他們交戰。水雷區可以被較強的海軍國家所肅清，而潛艇對于有高效能的驅逐艦隊保護的艦隊，也無能為力。但現在，德國雖然沒有1914和1915年的強大的海軍，卻有了一支強大的無法估量的空軍，並且它的重要性正在與日俱增。

　　如果在兩三年前，我們能夠同蘇俄建立聯盟，現在我們派一個英國戰鬥分艦隊和俄國艦隊聯合，並以克瑯斯塔德作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羅的海。當時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間鼓吹這個方案。至于這樣一種建議辦法究竟是否達到行動的程度，則不得而知了。這當然是抑制德國的一種方法；但此外，還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卻沒有被採用。現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國成為一個敵對的中立國，正處在敵對與實際作戰兩者之間。瑞典有幾個可以供英國艦隊作基地的良港。但我們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國的侵犯。如果我們無法控制波羅的海，我們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沒有瑞典的港口，我們就無法控制波羅的海。這是戰略思想上的一個僵局。這個僵局有沒有辦法能打破呢？尋找一個解決辦法，這總是正確的。以後可以看到，在戰爭期間，我曾迫使參謀部對于各種不同的作戰計劃作長時間的研究，結果往往使我深信這些計劃最好還是暫時作罷，否則無法同整個的戰局相配合。在這些計劃中，第一個就是關于取得波羅的海的控制權。

　　我到海軍部以後的第四天，就要求海軍參謀部擬定一個關于打開進入波羅的海的通道的計劃。計劃處很快地答復說，如果要使計劃成功，則必須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襲的威脅似乎使這個計劃不可能實現；但除此以外，這個作戰計劃應該詳細地加以研究，並且如果認為可行的話，應在1940年3月或以前執行。與此同時，我和我在1911—1912年間相識的老朋友、海軍建設局長斯坦利古多爾爵士就這個計劃進行了長談，他立即對這種想法著了迷。我把這個計劃稱為“凱瑟琳計劃”，採取俄國偉大的女皇凱瑟琳的名字，因為在我的想法後面，隱藏著俄國。在9月12日，我寫成了一個詳細的備忘錄，送給有關的各方面。〔1〕

　　龐德海軍上將在20日答復我，他認為這個計劃成功與否，要看俄國是否參加德國那一方面，同時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證合作；他還認為不論派遣什麼力量進入波羅的海，我們必須能夠對抗任何幾個國家可能聯合的力量而仍能獲得勝利。他對于這個冒險行動，完全讚成。9月21日，他同意海軍元帥科克-奧里伯爵，一個極有造詣和名望的將領，到海軍部工作，並為他準備了辦公室和少數精選的參謀人員以及所有為探討和策劃波羅的海進攻計劃所必需的情報。這樣的做法，在上次大戰中，恰好是有先例的，當時我曾得到費希爾勳爵的完全同意，而將外號“拖船”的著名的威爾遜海軍上將調回海軍部，以擔任這一類的特殊任務；而在這次戰爭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即通過毫無拘束的友好方式，對這類的重大問題進行探討，同時絲毫沒有引起有關的參謀長們的反感。

　　科克勳爵和我兩人的想法，都讚成建造特別適合抵禦飛機和魚雷襲擊的主力艦。正如載在附錄中的備忘錄所表明的，我希望將“皇家君主”號級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們安裝著抵禦魚雷的超級艦胴和抵禦炸彈的堅固鐵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峽中作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準備犧牲一個或甚至兩個炮塔和七八海里的速度。這種艦只，不僅可以用于波羅的海，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有利條件，以便在敵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開攻勢。但即便關于海軍建造工程和船塢方面的最早估計能夠如期實現，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們便根據這種情形進行工作。

　　26日，科克勳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計，這種估計當然是根據對于問題所作的純軍事研究。他認為這個將來必然由他來指揮的作戰計劃，是完全可行的，但並不是沒有危險性。他認為在打開通路時，難免要遭受損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過德國艦隊百分之三十的富余艦只。如果我們預備在1940年中採取行動，則艦隊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訓練應在2月中旬完成。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號級艦只的甲板上加裝鐵甲板和船舷加裝護殼的計劃，為時間所不許。這又是一個僵局。不過，這類的工作如果繼續進行，我們也許在一年以後可能按照計劃規定採取行動。但在戰爭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樣，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發展。如果能有一兩年的時間，鎮定沉著地進行安排，則可以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在所有這些方面，副參謀長湯姆菲利普斯海軍上將（1940年底“威爾士親王”號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沒時遇難）和海軍部軍需署長兼第三海務大臣弗雷澤海軍上將都給我以有力的支持。後者建議以格倫輪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進攻的艦隊之內，這些船只後來在其他事件中發揮了作用。

　　我在海軍部最初處理的任務之一，是審查現有的新艦建造計劃和在戰爭發生時實行的戰時擴充計劃。

　　在任何時候，海軍部至少有四個連續的每年造艦計劃在同時進行。在1936和1937年間，有五艘戰列艦已經著手建造，預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間，議會又核準建造四艘戰列艦，但從訂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還有十九艘巡洋艦正處在不同的建造階段。在過去二十年中，由于條約的限制，皇家海軍在設計方面的建築天才和令人欽佩的名譽受到了歪曲和束縛。我們所有的巡洋艦，都是為了要遵照這些條約限制和“君子協定”而取得的結果。在和平時期，艦只便按照這種標準在困難的政治局面下年復一年地建造，用以維持海軍的力量。在戰時，一切艦只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確的戰術目標作為標準。我極希望建造若幹艘一萬四千噸的巡洋艦，裝有九點二英寸口徑的大炮和足以抵禦八英寸口徑的炮彈的堅固裝甲板，而且它必須有很遠的續航能力和超過任何現有的“德意志”號或其他德國巡洋艦的速度。在這以前，條約的限制阻止了我們採用這樣的政策。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受它們的拘束，但戰時許多事務迫切地需要優先處理，因而使這種長期計劃同樣無法實行。

　　驅逐艦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艦只，也是我們最弱的一個環節。1938年的造艦計劃中完全沒有驅逐艦，但在1939年中訂造了十六艘。當時在造船塢中，這種不可缺少的艦只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貨的只有九艘。因為要使每個新建的驅逐艦隊能比上次建造的艦隊更好，這種難以抗拒的傾向，便將建造的時間由兩年延長到將近三年。海軍方面當然希望有能夠在大西洋上乘風破浪的艦只，並要使艦身大小，足以容納在炮擊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現代化設備。顯而易見，按照這種言之成理的論點而建造的艦只，很快就會變成小型巡洋艦，而不再是驅逐艦了。這些沒有裝甲的艦只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過了兩千噸，並載有二百名海軍在海上行駛，它們本身便輕易地成了任何正規的巡洋艦的犧牲品了。驅逐艦原是防禦潛艇的主要武器，但隨著艦身的增大，它自己卻變成了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它已逾越了獵人的界線而成為被獵者了。我們需要的驅逐艦愈多愈好，但它們不斷地改進和擴大，使造船廠所能容納的數量大受限制，並且大大延遲了完成的時間。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國商船往往超過兩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們國內港口進出的遠洋輪船達幾百艘，沿海商船達幾千艘之多。為了實行護航制度，為了在英吉利海峽和大不列顛與愛爾蘭之間的海峽進行巡邏，為了保衛英倫三島的幾百個海口，為了供應我們遍布全世界的基地，為了保護掃雷艇來履行它們連續不斷的任務，凡此種種都使我們必須大大增加小型武裝艦只的數量。數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極重要的兩個條件。

　　我的責任是調整我們的造艦計劃，使它配合當時的需要，並盡最大限度地增加我們的反潛艇艦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確定了兩個原則：第一，長期的造艦計劃應該完全停止，或者嚴格推遲，這樣就可以將勞動力和原料集中于我們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夠建成的艦只；第二，必須設計出新式的反潛艇艦只，只要它們能夠在臨近我們島國的海面活動，以便使我們較大的驅逐艦能抽出來，派到較遠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務。

　　關于這些問題，我連續寫了幾個節略給我的海軍部同僚：〔2〕

　　鑒于潛艇的威脅在接近1940年底時一定會以更大的規模卷土重來，我們需要建造的驅逐艦，必須注意數量和建造速度，而不應著重其大小和威力。我們應該可以設計出在一年以內能夠完成的驅逐艦，按照這種情況，至少有五十艘應該立即開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須有相當數量的小艦隊領隊艦只和能在遠洋服役的大型驅逐艦，但如果我們的艦隊獲得了我所計劃的五十艘中型緊急式驅逐艦，則可以使所有較大的艦只移往海洋活動或作戰。

　　長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間往往發生的衝突，在戰時變得尤其劇烈。我規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艦只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艦計劃相競爭的應該停止。此外我們必須以能夠在十二個月以內或者可能的話，在八個月以內建成的新型艦艇，來增加我們反潛艇艦隊的數量。對于這類艦只的第一種型式，我們恢復了驅潛快艇的舊稱。在戰事爆發以前不久，這類艦只已經訂造了五十八艘，但還沒有一艘開始建造。後來一種經過改進的類似艦只，在1940年訂造的，則稱為快速巡洋艦。此外，還有大量的各種類型式樣的小艦艇，尤其是拖網船，必須在最短期間內迅速改裝，增加大炮、深水炸彈和潛艇探測器等配備；海軍部新設計的汽艇，亦必須大量制造，以便擔任沿海一帶的任務。發出的訂單，達到了我們造艦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內。即便如此，我們並沒有完成我們所希望的一切，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避免地發生種種耽擱，使造船廠的交貨，同我們的預期，產生了很大的差距。〔3〕

　　我對于波羅的海戰略以及戰列艦的改造方面的見解，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終于佔了優勢。設計完成了，訂單也發出了。但是，人們陸續提出各種理由，不主張進行這項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據的。據說如果德國的袖珍戰列艦或有八英寸口徑大炮的巡洋艦衝破了封鎖線，我們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號級的艦只來護航。同時也有人認為，這個計劃對于其他的重要工作，將產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礙作用，而關于把我們的勞動力與裝甲優先用于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這樣一個分艦隊，其艦只甲板上裝著極厚的鐵甲，速度不超過十五海里，擁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艦只所不及的抵禦空中和水下襲擊的能力，但我這個希望始終未能實現，使我深以為憾。到了1941和1942年，當時馬耳他島的保衛和援救變得非常迫切時，當我們急需轟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時，其他人和我都同樣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艦只，但到那時，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在整個戰爭期間，“皇家君主”號級艦只始終是一種浪費和隱憂。它們不像其姊妹艦“伊麗莎白”號一級那樣，經過了重新改裝；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艦隊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讓它們參加作戰時，駐在當地的海軍上將，以及龐德海軍上將和國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設法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它們和敵人間的距離，能夠相隔幾千英里，而且愈遠愈好。

　　我接任海軍大臣和成為戰時內閣閣員以後，最初採取的步驟之一就是建立一個自己的統計處。為了這個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親信。我們相處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們對于整個戰局的見解和估計。我現在把他安置在海軍部內，和六個統計專家和經濟學家一道工作，我們相信這些專家都是專注于現實而不管其他的人。這一批能幹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導下，利用一切官方情報，能夠不斷地向我提供圖表和圖解，並就我們所了解的全部戰局加以解說。他們孜孜不倦地審查和分析各部門送給戰時內閣的一切文件，並且對于我自己希望進行的各種調查，亦都加以研究。

　　這時，並沒有一個全面性的政府統計機構。每個部門根據它自己的數字和論據而提出它的見解。空軍部這樣統計，而陸軍部又那樣統計。供應部和貿易部雖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說法。這種情況，當某些問題在內閣發生分歧時，有時引起了誤解並浪費了時間。然而，我從開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穩定的情報來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個聯係著。雖然最初，這只包括整個情報領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卻大大地幫助我對于向我們不斷涌來的無數事實和數字，形成一個正確和綜合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