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所為、有所不為，但這並不表示，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有絲毫的讓步。　

　　在第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洛文傑就對我言之鑿鑿地表示，人民幣匯率仍是一個重要議題選項。作為美方官員，面對中國官方記者，他當然不會有所示弱。　

　　對于“美國將關注貨幣政策影響”這一中方認為“最富有意義的成果”，美方在公開場合，卻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在戰略與經濟對話閉幕後的記者會，美方安排我作為第一位中方記者，向美方高官提問。　

　　作為經濟記者，我的問題直接向蓋特納。我問道：“部長先生，我從中方的成果清單中看到，美方同意適當關注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的影響，但我卻未從美方清單中看到，您對此怎麼看，另外，您認為哪個方面是這次對話的最大成果？”　

　　略為思索後，蓋特納衝我微笑回答：在他看來，最重要成果，是美中在經濟政策和改革框架上達成一致，此舉“將為實現更可持續和平衡的全球經濟復蘇奠定基礎”。　

　　蓋特納說，在全球從危機轉向增長之時，美中必須“謹慎以對”，“不為未來的危機埋下種子。”具體來講，就是美中經濟轉型，美方提高私人儲蓄率，降低未來財政赤字，邁向更穩定和更強有力的金融體係，“同時，我們希望看到中方以及其它國家能夠採取更多行動，通過刺激內需來帶動經濟增長。”　

　　在華盛頓政治圈，許多人就感慨，蓋特納看似為人羞澀，但語言功底其實非常老道，他常常在不經意間就將焦點轉移到另一個問題，而人民幣匯率往往是他最熱愛的話題。　

　　這次亦不例外。即使到問題最後，他在回答時還不忘對我“保證”，美方會謹慎處理好“退出戰略”，“一旦我們確信經濟實現堅定復蘇後，我們將會採取措施扭轉這些不得不為應對危機而出臺的額外步驟。”　

　　很明顯，滑頭的蓋特納回避了我的問題核心。他用含糊的言辭，回避了在貨幣政策上做出的明確承諾；與之相對應的，盡管中方文本上有美方謹慎貨幣政策的承諾，但查遍美方散布的成果文本，有關貨幣政策的這一句話，根本就沒有出現。　

　　當然，與中方洋洋5頁的中文經濟對話成果清單比，美方的英文成果清單只有兩頁，許多內容都被精簡掉了。這是雙方處理方式的不同，還是故意而為之呢？　

　　倒是在我向洛文傑詢問：美方同意關注貨幣政策國際影響的表態，是否可解讀為對中方要求的一種妥協，這位美國財政部中國特使回答道：“不”。　

　　但洛文傑卻未明確解釋說“不”的理由，而是話鋒一轉說，美方也向周小川行長坦誠詢問了中國積極貨幣政策相關情況，因此，美國表態將關注貨幣政策的影響，“我認為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很好的互換（a good exchange）”。　

　　對于美方承諾同意 “採取前瞻性的貨幣政策，並適當關注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我馬上找到美方提供的相應版本，但頗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對應的美方公布成果文本中，我並沒有找到這段文字，美國財長蓋特納也對我的追詢顧左右而言它；而且，似乎美國記者也未有深入挖掘的願望，將這一關鍵性表態“遺忘”了。　

　　這或許也是美方的“內外有別”吧！　

　　在2009年蓋特納赴北京訪問並展現“友好”一面，美國貿易代表柯克（Ron Kirk）在華盛頓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卻在中美關係上透露出殺氣，讓身在現場的我不由不感到驚詫。　

　　比如，對于中美貿易摩擦。柯克在演講中強調，美方有兩手策略。其中，優先解決途徑是通過對話展開磋商，這包括通過美中商貿聯委會和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體制；另一個途徑是則通過貿易爭端機制尋求解決，比如，美國就在世貿組織提出了7項對華貿易訴訟。　

　　在講壇上，黑西裝、光頭的柯克說：“我們和中國關係能否健康和發展，部分取決于中國市場是否對美國商品、服務和投資開放，為美國創造就業崗位……我們承諾將和中國積極合作，但我們永遠將美國商業和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接著說：“假如我們能夠採用貿易外交手段，我們就採取這個；假如我們必須在WTO訴訟，我們就會訴訟。而且，只要正確，美國將根據WTO規則發起更全面和公正的貿易補償手段。”　

　　如果說，從羞赧的蓋特納口里，美方確實放棄了“抱怨外交”；但在老辣的柯克口中，不僅僅是“抱怨外交”，而且是殺氣騰騰了。　

　　這或許正是美國的兩手。在購買國債問題等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于是由蓋特納扮白臉，輕聲細語，好話綿綿；而在貿易問題上，美國人需要更多就業和機會，于是大棒相加，由柯克扮紅臉，極盡惡語之能事。　

　　軟得方面則更軟，硬得方面則更硬。這也正反映了奧巴馬政府現在奉行的“巧實力”（SMART POWER）政策，在一些以往動輒大棒政策相加的外交領域，奧巴馬政府轉而採取大棒和胡蘿卜並重甚至更側重後者的政策，以此迫使對方改變政策，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但並不表示奧巴馬就放棄了大棒，而是揮舞大棒的手段更加隱蔽。　

　　比如，就在2009年4月8日和20日，美國業界分別對中國產油井管和輪胎的訴訟，前者涉及金額約32億美元，後者涉及金額約17億美元，其涉案金額之龐大、時間之緊密，為過去幾年來所罕見，也凸顯金融危機之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之勢。　

　　這種態勢，讓當時訪美的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也感到不安。2009年4月，陳德銘對我說，他隨後在與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美國貿易代表柯克舉行會談時進行了交涉，美方的回應是，將會妥善處理這兩個案件。　

　　但所謂“妥善”，不過是給陳德銘一個面子，未在其訪美期間立案。等陳德銘剛離開美國，中國在龐大貿易採購合同上簽字後，美方立刻正式立案。　

　　面對美國頻密的對華貿易制裁，在2010年的一次記者會上，我忍不住詢問時任美國商務部長的駱家輝：你多次強調美國將推行積極的貿易促進戰略，但許多中國官員卻抱怨說，美國卻對許多中國產品採取了很多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尤其是在美國商務部，我們看到，相關的針對中國的制裁案例大大多于以往，你怎麼看這種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