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指出的“成果”之所以頗讓我吃驚，因為這顯示了中美雙方在人民幣問題上的攻守易勢。中方在外交上取得的進展，與2008年初美國財長蓋特納的發言形成了鮮明對比。
自2009年初奧巴馬上臺執政，到2010年夏天我結束在華盛頓的任期，短短一年多時間內，中美在人民幣匯率上的對攻戰，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美方炒作－中方博弈－美方再發難”的過程。（美方再發難部分，參見本書第一、第三和第四章。）
如果將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作為博弈的第二輪，那麼第一輪，就是圍繞著蓋特納的言論展開。
2009年1月22日，蓋特納在出任美國財長前回復美國參議員的信中稱，美國總統奧巴馬認為中國操縱了人民幣匯率，奧巴馬將為此積極使用各種外交手段，尋求中國改變匯率政策。
“奧巴馬的這一結論得到大批經濟學家結論的支持。”在我從美國財政部拿到的這份信中，蓋特納直言不諱。而在擔任參議員時，奧巴馬確實曾支持相關司法立案，要求對中國等操縱貨幣國家採取報復措施。
由此，蓋特納強調，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何時以及如何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收到成效而不是于事無補。”為此，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奧巴馬的新經濟團隊將制定完整的戰略來解決這一貨幣問題。
人民幣問題是一個中美經貿關係中的焦點問題，其問題的實質就是人民幣是否存在低估。在人民幣誕生以後，大部分時間實行的都是兌美元的固定匯率——固定匯率有很多種類型，有的國家將貨幣與黃金重量挂鉤（The Gold Standard），有的則將自己國家的貨幣和別國貨幣挂鉤（Reserve Currency Standard）。
這種被挂鉤的貨幣被稱為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y），儲備貨幣一般是在國際交易中經常用到，或者就是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像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將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就是因為美國是國際上使用最為普遍的貨幣。
二戰後的固定匯率體係——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匯率體係則是將兩者結合，被稱為黃金交換標準（Gold Exchange Standard），除此之外當然還有不少種類固定匯率的種類，比如將自己國家的貨幣和其他一籃子貨幣挂鉤、還有雖然選定了固定匯率，但隔一段時間就加以調整等。
浮動匯率，顧名思義，代表匯率會上下浮動，匯率的變化造成國際貿易和投資決定更困難，所以理論上說帶給貿易和投資的風險也比固定匯率更大。不過，事實也並非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4年的一項研究就指出，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流動性（volatility）大致相倣。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與其他國家貨幣挂鉤的固定匯率，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貨幣還是會繼續浮動。比如說，人民幣和美元挂鉤，但人民幣和美元一起相對于歐元仍持續浮動；其次，採用固定匯率的貨架一般也會周期性地令貨幣升值或是貶值，有時幅度還挺大。
這種幅度也可從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中可見一斑。至1970年前，美元兌人民幣大致在1：2．46。上世紀70年代，人民幣一度逐步升值，到1980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約為1：1．50。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人民幣開始逐漸貶值，到1994年貶至1：8．62。而在1997年至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固定在1：8．27。
不可否認的是，人民幣逐步貶值，促進了中國的對外出口，對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中國貿易盈余的增加，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對華貿易爭端開始不斷升級。在一些美國人看來，之所以美對華存在巨額貿易赤字，根源就是人民幣存在嚴重低估，因此美國應該迫使人民幣升值，否則就對中國實施制裁。
2005年7月21日，中國開始改變人民幣固定匯率政策，一次性將人民幣升值至1：8．11。人民幣隨後進入緩慢升值通道。但對此美國仍不感到滿意，認為人民幣仍存在相當的低估，未能有效改善美對華貿易逆差的局面。
于是在2007年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華期間，時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對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施壓，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當然，深諳中國國情的保爾森的做法是極有策略的。他回憶說：“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巨大貿易不平衡和巨額外匯儲備源于其貨幣政策，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個方面。更大的因素，在我看來，是美國人儲蓄不足，這導致我們進口太多，並對外國資本存在過度依賴。”
因此在和吳儀會談時，保爾森大談人民幣升值的好處：“我像往常一樣解釋說，一個反映市場實際情況的貨幣對中國繼續經濟改革和發展非常關鍵。這能減輕中國上揚的通脹壓力，促進其國內市場發展，並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在這次會議上，保爾森還提出，希望中國改變政策，提高外國企業在中國金融機構中可獲得的股權限制。“吳儀直接看著我，說她在股權限制的問題上不會有任何改變。但是，她很快接著說，我在貨幣問題上的論證顯得更有說服力。”
保爾森當即心領神會，他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崩潰邊緣》中寫道，“在這個問題上，她沒有再說什麼，但我知道，我不會空手回華盛頓了”。在隨後幾個月，人民幣開始加速升值，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由2007年12月的1：7．43升至2008年7月中旬的約1：6．81。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華爾街，中國外貿出口面臨嚴峻形勢，沿海大量中小企業破產倒閉。為避免危機的進一步衝擊，中國決策層重新實行固定匯率政策，將人民幣匯率固定在1：6．82左右。隨著中國經濟的逐步復蘇，美國失業卻仍居高不下，中國自然成為美國敲打的對象，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在美國又漸起高潮。
蓋特納2009年年初的發言，預示著中美在這個老問題上將又起戰端。其實，在2008年美國大選正酣之時，意在白宮寶座的奧巴馬就宣稱，中國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與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有關。當時是選舉非常時期，政客出現點非常言論，也實屬正常。
但在奧巴馬執政後，財政部長出此言論，那就非同小可了。蓋特納領導的財政部，更是負責中美經貿關係的領導單位。蓋氏的這番 “強硬”講話，也明顯有別于布什政府時期美國財政部對中國是“非匯率操縱國”的認定。
一時是語驚四座，各方詫然，美國國債市場也由此出現波動。因為按照美國法律，既然中國操縱匯率，美國勢必要採取制裁措施，兩國就很可能會爆發貿易戰。
這對美國有利嗎？我記得當時美聯社就引述一些專家的話說：在世界經濟處于衰退時期，與中國挑起貿易戰是“危險的”行為。美國國會會眾議院美中工作小組共同主席、民主黨眾議員拉森（Rick Larsen）則坦言，美中都遭受金融危機的衝擊，兩國利益休戚相關，“尋找替罪羊”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中國也迅速作出回應。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蘇寧說，中方注意到西方國家有人士稱“中國正在操縱人民幣匯率”，這些言論不僅不符合事實，更是對金融危機原因分析的誤導。中方認為面對金融危機應該有自我批評的精神，這樣有利于找到解決問題和克服危機的途徑。
蘇寧含而不露，卻讓蓋特納領受到了中方的壓力。“失言”的蓋特納在感受到財長言談的權威性同時，也顯然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調整立場。
在2009年3月赴倫敦為20國集團峰會做準備時，蓋特納談到中國關係，我注意到，他特地用了“三個非常（Very）”來形容中國在全球性危機中的表現：非常強有力、非常具有穩定性、非常重要，並強調美國將和中國進行“密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