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美國繼續維持財政赤字，必須依賴中國的持續投資。盡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就多次揚言，不怕中國拋售美國國債，他的理由是，如果中國這麼做，將幫助美元貶值，有助于增強美國競爭力，“我們應該向他們發一封感謝函”。　

　　但美國要刺激經濟，還需要借更多的錢，因此對于中方在赤字問題上的擔憂，美方自然不敢忽視。　

　　早在布什政府時期，在金融危機之中，美方就多次在赤字問題上和中方溝通。保爾森曾回憶說，在2008年一次對話前夕，他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花了相當長時間討論能源價格上揚和環境問題，而這正是隨後戰略經濟對話的焦點議題，但是“王最感興趣的是美國資本市場的問題”。　

　　保爾森說，他只能坦誠告訴王岐山美國的困難，並不忘提及中國是美國最大債權國之一。“我強調，我們理解我們的責任”。　

　　在奧巴馬上臺後的第一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財政部負責對話具體事宜的洛文傑（David Loevinger）對我解釋說，美方當時採取的對策，是努力讓中國確信，美國充分認識到財政赤字的問題。就是說，美方讓中國放心，美國不會欠債不還，中國盡可高枕無憂。　

　　美國的法寶，就是搬動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伯南克親自出馬，向中方介紹了美國貨幣政策的情況，並解釋美國相關“退出戰略”的情況——即美聯儲如何快速消除一係列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避免這些大膽措施導致通脹惡性上升。　

　　“美聯儲獨立決策，由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來解釋（相關情況），再合適不過，”洛文傑這樣對我解釋。　

　　其實，出場的不僅僅只有一個伯南克。為打消中國官員的顧慮，當時的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主席希拉？貝爾（Sheila C． Bair）、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瑪麗？夏皮羅（Mary Schapiro）和美國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加里？亨斯勒（Gary Gensler），以及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克里斯蒂娜？羅默（Christina Romer）、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彼得？歐爾薩格（Peter Orszag）——可以說，美國當時整個的財金班底，一起登場。　

　　歐爾薩格詳細向中方介紹了美國財政赤字情況。盡管具體如何說明不得而知，但不外乎不久前我就此問題詢問薩默斯時，薩默斯所選擇的回答邏輯：一，美國目前仍面臨經濟下滑的風險，因此赤字是必須的；第二，奧巴馬已制定削減赤字的計劃，應該能將2009年的1．8萬億美元赤字削減至2010年的1．26萬億。　

　　其實，薩默斯只說對了一半。最終的數據顯示，2009財年，美國赤字雖未到1．8萬億美元，但1．41萬億仍創下歷史最高紀錄；而2010財年則不止于1．26萬億，而是達到了1．56萬億美元。　

　　動輒數千億美元的數值變動，也說明美國財政赤字的不確定性，這自然更加劇了中方的擔憂。其中的道理也很好理解。你作為債主將大筆錢借給了張三，但張三不想開源節流，反而更加揮霍無度，那債主自然如坐針氈了。　

　　中方自然寸步不讓，並繼續向美方施壓。2009年7月28日，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的經濟對話第四場也是最後一場會議上，也即在中美雙方討論貿易和投資時，美方最終作出讓步，即同意“採取前瞻性的貨幣政策，並適當關注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的影響。”　

　　這也就有了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對我所言的，這是中方取得的最大成果。而此後數輪對話，中方取得的成果，很多也就是在此基礎上略有神話。　

　　但短短的一行文字，就真得做得了數嗎？希臘也曾誓言要遵守財赤不超過GDP3％這根紅線，但最終其財赤比例超過了13％，希臘因此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並不得不向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救。這也是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的濫觴。　

　　美國或許可以避免希臘的問題，畢竟，美國有希臘等國無法比擬的好處，那就是美元是主權貨幣，又是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美元貶值來轉嫁自身經濟風險。也難怪曾當過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世界銀行銀行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曾向我感嘆，當他幫助其他國家努力填補財政和貿易赤字時，總是感慨美國的這一好處——可以自由發行債券和印刷鈔票。　

　　這其實也正是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中國的擔憂所在。從美國財赤不斷上行來看，盡管美方也作出了某種承諾，但就像雷曼兄弟在未垮臺前也向客戶承諾自己會絕對安全一樣，美國的債務風險一天存在，中國的投資安全性就一天面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