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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出詩人和別人的不同之處的話，有一點，就是他有一種虔誠，他希望自己變得透明、通達，好讓光能夠清澈地通過；如果他是渾濁的話，光就通不過。讓光通過他——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如同常說的自我拯救。

　　如果他想要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一個東西上，以取得和上帝同等的地位的話，他一下就變渾濁了，因為他有一個非詩的目的了。那麼他就完了。

　　要說成為光明本身，那是不可求的，光明到來你是，走了就不是了，除非光明長時間地在你這里駐留。你做的其實只能是，讓自己幹凈。

　　“真美呵，你留下來吧！”——也是一個象徵。意欲佔有的時候就背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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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中國過去就考狀元，皇帝就讓大家寫詩，對不對？這西方並沒有這一套，了不得不就是他們有那麼點兒獎金嗎？咱們現在就湊著研究西方人怎麼看待中國詩，怎麼寫詩能夠便于翻譯，讓西方人好懂，那我不如反了呢；我寫詩就是詩自己長出來，你要我這麼窩窩它，那麼剪剪它，弄個盆景去參加比賽，那我參加打石頭比賽去算了，到底痛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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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一定讚成反抗。但服從絕不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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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作為古典主義的形式，它非常困難，那麼僅憑著這個困難它就排斥了許多投機者；但同時呢，也造就了許多的匠人，束縛了精神。現代主義，它給精神的解放提供了寬大空間，因為它完全地解放了形式；可是要是沒有精神呢，那它這解放的形式，也就成了投機者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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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藝術？有藝術感覺的形式就是藝術。——他們就弄這種東西。因為他們有充分的經費和研究生，他們的終身職業就是制造各種說法。

　　…… ……

　　現代藝術真是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它不帶有任何社會性，倒是帶有密宗的性質和禪宗的性質：你自己知道，誰也不知道。

　　在現代藝術中間只有一個誠實，就是作者的誠實，他知道他沒有胡說八道；但是他知道他說出來的和別人胡說八道出來的，看去會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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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是靈性的，是生命的；非藝術是模倣的、非靈性非生命的，是不得已生活的。而兩者可以毫不相關。生活上最失敗的人，完全可能是生命至燦爛的人；而生活中看似無比成功的人，可能卻是行屍走肉。

　　以機械的眼光看事物的表象，藝術、非藝術會是完全一樣的，比如都是喝酒，或者都是月光，沒什麼不一樣。但是曹操、李白喝酒就成了藝術，“窗前”千秋萬代都“明月光”，而在某一時刻，它就成了藝術，為什麼呢？原因就是有一個根本的不一樣，就是有靈和沒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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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人走寫詩這條路？我說還就是因為這條路哇，看著是條名利之路，而它要的走路成本似乎特別低，就是那個創作材料哇，它特別簡單，比畫畫兒簡單多了，寫寫字嘛，誰都會。這就跟Lotto買的人特別多一樣，要說打麻將賭，就還復雜了點兒。

　　而其實呢，詩是最難的了，難也就難在這兒，它沒有技術的臺階可攀，你達則達，不達你無路可循，你此刻達，彼刻可又不一定了。這就不像畫畫兒了，匠人不匠人的，他上了幾個臺階是幾個臺階，有功力在那兒就是個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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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詩總在神會之時，讀詩又何嘗不是？神會而得意，得意而忘形，是詩的至境。詩有神方為好詩，而好詩無神硬讀也成濫調。因此我告誡自己，詩不要專門讀，于神中會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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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世界物化，人也物化，藝術也物化，評論也物化。

　　但是就像上帝把氣吹到人身上，人就活了一樣，沒有這個呼吸，它就是死的。

　　無論你怎麼研究它的鼻子、耳朵、眼睛，它沒有這口氣，沒有呼吸，它還是死的。

　　那死的東西論高下的話，那也沒有呼吸，那就像稱石頭似的，看哪個重吧。詩看它用多少手法，文看它造多少形式，那個秤呢，還是個西方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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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應該有清楚的自性。如果竟然以諾貝爾獎的標準為寫詩的標準，那是非常荒唐的。

　　一朵花向春天開放，不會向總統開放；這是最簡單的事情。

　　你把獎金和獎章放在這里，不會吸引一個小蟲子；它們爬過來也會爬過去，它們沿著自己的方向前行。

　　……

　　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一個內在的精神，使它具有創造力，創造自身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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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咱們一個一個問題談。你同時給我的問題太多，我就忘了。

　　第一個問題你是說有沒有危機感？

　　我說一點兒都沒有。為什麼沒有？因為我可以不寫詩，我可以種二十回蘿卜，直到生命結束；這跟寫詩一樣，可以是非常愉快的。

　　我寫詩，更像是土地的現象，而不是人的現象；我欣悅詩的生長，也接受它的滅亡，接受滅亡之後的無限生機。所以我對歷史、對文學的責任感就有些淡薄。我寫過十幾本詩，大部分沒有發表，我也沒有危機感，我的小孩兒跑來跑去，拿去扔進火里，也是個自然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