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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天地始，無名天地母。這個“未知”無形無名，是萬物之母，也是文化之母。萬物產生，有了分別，有了名稱，有了概念；這個時候文化產生了，文化人也就產生了；人也就從和萬物渾然為一的自然生命中分離了出來，有如杯子和水的分別，它們成了兩個事物。水可以被注入也可以被倒出，不再像自然狀態中那樣——生命和它的形式渾然不分。

　　我們可以用水果來比喻自然的生命，一個果子中的水是不會因為傾翻而潑灑出來的；人在同花、鳥、樹木、走獸一樣不會思想時，那麼他的生命之水即他的本身，不會因為震蕩離你而去；當人開始了思想，這個時候，生命之水——精神，就會到來注入，也會離去。

　　人思想使人同萬物分離，分離又加強人的思想，思想更強化分離……；這個過程中，人關于“人”的概念就強調到了極致，而人的生命之水也析出到了極致，也就是說杯子和水分離到了極致。我這里說的“杯子”大體等于“人”的概念，即人之為人的概念，而“生命之水”大體等于人的精神。

　　從眾生中分離出的精神——生命之水，會由于不斷積聚，而在某一時刻突然到來，注滿一個個的杯子，又漾溢出來，在整個范圍里產生一種生命的運動，這時就會出現藝術的創造；革命、愛情都會成為一種顯現形式。它到來的時候，沒有了杯子和泥土（生命的沉淀物，所謂行屍走肉的部分）——它們都淹沒了，沉到下面沒了蹤影；只有強烈的精神的光亮——強烈的生命的運動。

　　它到來也會離去，在精神——生命之水離去的時候，只剩下了杯子，或者還有泥土，一切都空空如也，“空心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些現代人的哀怨都是這時的情形。包括中國目前的這種無名的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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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人寫作認為是神靈附體——靈感。《聖經》也是說上帝通過人的手寫東西。我想這是一個說法，像我感受的——人是一個導體，在神靈通過時放出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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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詩，如果說是為了什麼的話，大約就是為了一個真實的生活；平常我不像是活的，缺乏一種真實的感覺；詩的到來使我快樂，使我震撼甚至恐懼，總之進入一個真實。

　　而從詩方面講，它就像花要長大，要開花，要結籽一樣，完全是由它自身的基因決定的，只要有機會，它就要長，跟為誰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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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語言是一種氣息，而不在文字語法上的關係，也不在詞匯。詞匯可能用任何詞匯，結構也可以用任何結構；甚或可以自造。我現在造字還不敢呵，但是呢，有時候會造出一個詞來，我在字典上追索它的合理性，找不到就放棄了。我在夢里聽見整個的這麼一句話：“你是一個暴行／有電的金屬蘭若／它迫你走純潔之路／所以詩是純潔的”。其中“蘭若”不解，但是夢里聽得清楚，我感覺它的確是有意味的。我就去查，意蘭花、杜若，兩種草的合稱，又是佛語中的廟宇。我不求透解；知它來自夢。

　　我的詞匯和句法，有一個來源就是我的夢。我夢中聽到的聲音，我有時記下來；字的選擇有時不用想，有時需要想明白，再翻譯成字；有的直接就是詩；如果寫的話，那必是在一種心境下，在一種特殊的呼吸、特殊的氣息之下。一些話都是很平常的，像：“是早晨都有的冰雪／一共四個／他總是靠邊騎車／小孩跟著攘一大塊土／路就成了”，這本身好像有些超現實的意象，但是話都是最最平常的北京話，可這些平常話這時出來，就都讓我感到新鮮。

　　我比較喜歡老子那句話：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就是你向外執求的時候，幾乎什麼都不能幫助你。我呢，心性到的時候，有時候也找一些新詞，它是一種變戲法遊戲式的，一會兒變出一個這樣的，一會兒又變出個那樣的；但是我知道，我要的東西，根本上的，不是這個詞匯，而是這些字生長出來時的氣息；它使我回歸本源，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在這樣的時刻我獲得喜悅和安慰。

　　所以我現在也做一點兒語言上的事。基于我從小聽、說，直至進入思想、感覺里的北京話，很多現在的摩登語言、外國語言，對我都成為不重要的了。對我重要的是能使我自由呼吸的、能使我表達我的哭聲的那種語言。

　　他們看了些我最近的詩，說沒法翻譯；比方說這個“貓”字，它一會兒變成了叫聲“喵”，後來又變成了瞄準的“瞄”；這中間有一個聲音的通感，字只是換了個偏旁；這種變幻像是同一個精靈它換了換外衣；它的幾度出現像有一種魔性，有一種暗示和提醒的意味。這種表達除了使用中文沒有第二個辦法，外文沒有辦法。

　　中國古代做一些文字遊戲，像回文詩什麼的，那都沒法譯成外文。像我寫的一首詩《大清》，你可以有一千個讀法，那往外文譯幾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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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相當大一部分人的想法，說是應該融入主流社會，就是說西方或者說世界有一個主流社會，或者是主流價值觀，有一個世界文學，我們應該融進去；具體些呢，就是以現代世界文化的評判標準來作為我們藝術創作的標準，比如你寫詩，什麼是詩？你寫的像不像詩？要拿這個標準量一量，或者參照這個標準，確定詩往哪個方向寫。

　　那麼作為我，我覺得我寫詩根本不關這些標準的事兒，我寫詩就是我心里有個聲音要出來。蘇東坡寫水時說，這水或從地下來，或從高山來，或遇大川合，或入窄道急——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碰上沒路了呢，那四處都堵著呢，就停下來不走了。我覺得寫作就是這樣一個自然的事情。你心里有情感之水、生命之水，它要流淌，就這麼簡單。我早的時候，沒有人聽我說話，那麼我這個水是不流動的，我對自己說話，對鳥對魚對小蟲子，對它們說話。到可以發表詩的時候，一九七九年起吧，我就開始對人說話，這時水就流動起來。我到了島上，水又靜了下來。

　　其實到了一九八四、八五年以後，我就不太想對人說話了，這個水就流動得緩慢曲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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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現在研究中國文學，比較一致地把中國文學分成三個部分，一個是中國官方的，一個是中國地下的，一個是海外流亡的，你是不是同意這樣分？

　　我覺得從外形上來分類事物對了解事物的內涵有什麼幫助還要一個個具體地來看。詩一看有長有短，那麼就長的一類、短的一類，一看寫的人有的在國內有的在國外，就國內的一類，國外的一類，有的詩發表了，有的沒發表，就發表的一類，沒發表的一類，但是文學本身、詩本身、精神本身，它並不是能用它的外形或外在際遇簡單地說明的。水你給它倒進杯子里和倒進碗里，你不能說它不一樣，鹽水和糖水你給都倒到杯子里也不能說它們就一樣。說到你說的這個分法，你說像崔健的創作它是官方的，還是地下的？都不是。還有像王朔。他們表現了一種精神，一種反抗的對世界不認同的獨立態度，跟海外的這種在政治上譴責中國，而在自身的精神上依附世界的狀態比，你不能說前者更接近中國共產黨而後者更遠離中國共產黨。如果返回到早些時候，返回到文化革命剛結束的時候，這樣分類應該說還算比較符合實際；我想你如果真想知道，就不會對這種分類方式多麼有興趣，你就會切實地去感受每一個作品，感受它的世界觀，它的精神，然後也許你會發現可以有個分類也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