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長期政治經歷中，我曾經擔任過國家的大部分重要職務，但我毫不遲疑地承認，我目前擔任的職務是我最喜愛的。權力，如果被用來對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來增加個人的虛榮，就應該被認為是卑鄙的。但是，在國家危急存亡之際，當一個人相信自己知道應當發布何種號令的時候，執掌權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動范圍內，第一號職位同第二號、第三號或第四號職位是無法相比的。除第一號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職責和問題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是比較艱難的。當第二號或第三號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項重大計劃或政策的時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慮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慮領導的意圖；不但要考慮提什麼意見，而且要考慮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見才恰當；不但要考慮做什麼，而且要考慮怎樣才能得到別人的同意，怎樣才能付諸實施。而且，第二號或第三號人物還得考慮第四號、第五號和第六號人物的意見，說不定還要考慮內閣以外的某個頭面人物——第二十號人物的意見。每個人都是雄心勃勃的，這倒不一定是為了達到庸俗的目的，而是為了博得名聲。往往有些觀點也可能是正確的，而且有好些觀點是頗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達達尼爾海峽吃過一回大虧，那時，我是一個下級，但卻試圖發動一次重大的作戰行動，結果，我那雄偉的計劃遭到徹底的失敗。人們進行這種冒險行動是不明智的。這一教訓深深影響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腦地位，情況就簡單多了。一個公認的領袖，只要他確信怎麼做最好，就可以怎麼做，也就是說，只要他決定那麼做就可以那麼做。對第一號人物的忠誠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來。如果他做錯了，就對他的錯誤加以掩蓋。如果他睡著了，就不要隨便打擾他。如果他無能，就撤他的職。但是，最後這種極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採用的；而在他剛剛當選之後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會採用了。
作戰指揮機構的根本改變重實際而不重表面。“憲法，”拿破侖說：“應當簡短而且要措辭含糊。”現有的組織原封不動，人員一個也不改換。戰時內閣和參謀長委員會起初還是每天碰頭，和過去一樣。在英王批準下，我自己擔任國防大臣，我這樣做，並沒有對法律或憲法有所改變。我很謹慎，沒有明確說明我有哪些權利和義務。我未向國王或議會要求特殊的權力。不過，有一點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戰時內閣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揮戰爭。我接任後的關鍵性改變，自然是由一位沒有明確權限的國防大臣來監督和主持參謀長委員會。由于這位國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這個職位所固有的一切權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專門人員和政務人員的極其廣泛的權力。這樣，參謀長委員會在和政府行政首腦的日常的直接接觸中，第一次獲得了應有的適當地位，並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況下全盤控制了戰爭和武裝部隊的指揮工作。
海軍大臣以及陸軍大臣和空軍大臣的地位雖然形式上不變，但在實際上卻大受影響。他們不是戰時內閣的成員，也不出席三軍參謀長委員會。他們仍然對各自的部門負完全的責任，但是他們很快地、而且幾乎是不知不覺地就不再擔負制訂戰略計劃和逐日的作戰指揮工作了。這些計劃和工作是由參謀長委員會在首相兼國防大臣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因而是得到戰時內閣認可的。海陸空三軍的大臣是我為海陸空三軍挑選的我的非常能幹而又可靠的朋友，他們辦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們組織並管理日益壯大的部隊，而且按照英國人爽快利落、講求實效的方式盡量幫助大家。由于他們是國防委員會的成員並經常同我接觸，所以他們了解全盤情況。他們的專職部下，即各軍參謀長，同他們討論一切問題，對他們極其尊敬。但是，作戰要有總的指揮，他們對這種指揮是忠實地服從的。從來沒有發生過侵犯權力的事情，而且在這個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暢所欲言；但是戰爭的實際指揮權不久便掌握在少數幾個人的手中；過去似乎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現在變得簡單多了——當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盡管局勢動蕩，盡管我們要忍受許多災難，但是這個機構幾乎是在自動地工作，我們的思想連貫一致，能夠非常迅速地付之實行。
雖然海峽的彼岸正在進行著一場惡戰，同時讀者又無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況，但是讓我在此刻把我從當權之日起就擬訂並執行的處理軍事和其他事務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處的。我堅決主張處理公務要用書面。毫無疑問，事後檢查起來，在事務緊迫的情況下隨時寫下來的東西，有許多難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我還是願意冒險這麼做。除了有關軍事紀律的事情以外，我覺得發表意見和意願，總是比發布命令妥當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腦兼專門負責國防的大臣親自發出的書面指示，卻起了這樣大的作用：在形式上雖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實行。
為了確使我的名字不輕易使用，我在7月的緊急時期發出了下列備忘錄：
首相致伊斯梅將軍、帝國總參謀長
和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9日
我發出的一切指示概用書面，或在事後立即用書面的形式加以證實，在國防問題上，一切被認為是由我決定的事，除有書面記錄的以外，我概不負責，希望你們清楚地了解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