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上午8點左右醒來的時候，我就閱讀所有的電報，並在床上口授大批發給各部及參謀長委員會的備忘錄和指示。這些備忘錄和指示一經口授完畢就陸續打印出來，立即交給戰時內閣副秘書（主管軍事）兼我的駐參謀長委員會的代表伊斯梅將軍，他每天清晨都來見我。這樣，當參謀長委員會在10點30分開會時，他就有許多書面的東西帶給他們。他們在討論總的形勢的同時，是充分考慮我的意見的。這樣，在下午3點至5點，除非我們之間有某些異議需要進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參謀長發布的經過我們大家同意的命令和電報就準備妥當了，就可以解決那些需要馬上決定的事情了。

　　在總體戰中，很難在軍事問題和非軍事問題之間劃出什麼明確的界線。軍事參謀人員和戰時內閣人員之間所以沒有發生過這種摩擦，主要是由于戰時內閣秘書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的為人。這位前桂冠詩人[4]的兒子，不但是一個孜孜不倦、十分稱職的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幹和優美風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絲毫也沒有一點忌妒心。他最關心的是，戰時內閣秘書處作為一個整體應當盡最大的能力為首相和戰時內閣服務。他從來沒有考慮過他自己的個人地位，在秘書處的行政人員和軍事人員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齟齬。

　　在遇到較大的問題或意見分歧時，我就召開戰時內閣國防委員會會議；這個委員會最初是由張伯倫先生、艾德禮先生和海陸空三軍的大臣組成的，並由三軍參謀長列席會議。這些正式會議在1941年以後就越來越少。[5]由于政府機構的工作開始進行得比較順利，我就得出一個結論：由三軍參謀長出席的戰時內閣的日常會議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後想了一個辦法，就是舉行後來在我們之間所謂的“星期一內閣檢閱會”。每逢星期一，就召開一個相當大的會議——戰時內閣全體閣員、海陸空三軍大臣、國內安全大臣、財政大臣、自治領大臣、印度事務大臣、新聞大臣、三軍參謀長和外交部的長官都參加。在這些會議上，每個參謀長輪流報告過去七天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接著，由外交大臣敘述外交方面的種種重要事態發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戰時內閣單獨開會，一切需要決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會上討論。其他大臣則主要是在討論與他們主管的事情有關的問題時才出席。戰時內閣閣員統統傳閱有關戰爭的一切文件，並且閱讀所有由我發出的重要電報。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戰時內閣就不更多地幹預作戰的活動了，盡管他們對戰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戰時內閣閣員幾乎替我承擔了內政和黨務的全部重擔，從而使我從其他事務中擺脫出來，集中精力處理主要問題。關于所有未來的重大軍事行動，我總是及時同他們商量；他們雖然是很仔細地考慮有關戰爭的問題，卻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訴他們日期和詳情，而且的確有幾次在我正要告訴他們日期和詳情的時候，他們阻止了我。

　　我從來沒有打算使國防大臣的職務體現在一個部里。如果我那樣做的話，就需要立法手續，而我在前面談到的一切微妙的調整——大都是依靠個人的善意而自行解決的——就不得不經過不合時宜的制定憲法的自由討論之後，才能得到解決。不過，在首相的親自領導下，是設立了戰時內閣秘書處軍事組進行工作的，這個組在戰前是帝國國防委員會秘書處。領導軍事組的是伊斯梅將軍，並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擔任主要助手，另外還有一批從三軍中特別選拔出來的青年軍官。這個軍事組就成了國防大臣辦公廳的參謀處。我對這個組的成員感激不盡。隨著戰事的進展，伊斯梅將軍、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軍階和聲望不斷提高，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調換過工作。在這樣一個與機要事務如此密切相關的圈子里，調職換人是不利于連續地和有效地處理事務的。

　　參謀長委員會議經過初期的一些人事變動後，幾乎保持了同樣的穩定。1940年9月，空軍參謀長紐沃爾空軍元帥任期屆滿後，調任新西蘭總督，他的職務由大家公認的空軍名將波特爾空軍元帥接替。波特爾在整個戰爭期間始終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賽德將軍職務的約翰迪爾爵士，在1941年12月隨我前往華盛頓之前，一直擔任帝國總參謀長。其後，我派他擔任我和美國總統聯係的私人軍事代表兼我國駐美英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代表團團長。他同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的關係，在我們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寶貴的紐帶，當他兩年之後殉職時，他享受了無比的榮譽，安葬在阿靈頓公墓——這個烈士紀念堂在此之前是專門用來安葬美國戰士的。艾倫布魯克爵士繼迪爾爵士之後擔任帝國參謀總長，並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戰結束。

　　從1941年起，在大約四年的時間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時期是在許多不幸和挫折中度過的——在三軍參謀長和國防部參謀人員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軍上將龐德的殉職，才有過一次變動。這在英國軍事史上可以說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情。羅斯福總統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達到了同樣程度的穩定性。美國三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金海軍上將和阿諾德將軍，後來又加上李海[6]海軍上將——從美國參戰之日起便開始在一起工作，並且從來沒有變動過。由于英國人和美國人當時建立了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因而這對大家都有難以估計的好處。同盟國之間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是前所未聞的。

　　我不能說在我們內部從來沒有發生過意見分歧，但我和英國參謀長委員會之間滋長了一種諒解，那就是：我們要彼此說服，而不是壓服。其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當然是得助于我們講的是同一的術語，擁有一大套共同的軍事理論和戰爭經驗。在這個變化無常的局面中，我們的行動就像一個人一樣，戰時內閣授予我們更多的自行處置之權，並且始終如一地堅決支持我們。“大禮服”和“黃銅帽”[7]（會把事情弄糟的討厭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戰時的政治家和軍人一樣，他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不和。我們的確是親密相處，而且建立了友誼，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這種友誼的。

　　戰時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決于最高當局發布的決定是否真正得到嚴格地、忠實地和及時地遵照執行。由于戰時內閣對于我們所致力的基本目標抱有巨大的誠意、理解和堅定的決心，所以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我們在英國做到了這一點。按照給予的指示，船只、軍隊和飛機行動起來了，工廠里的輪子轉動起來了。由于採用了所有這些方法，由于大家對我表示信任、寬容和衷心擁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夠對戰爭的幾乎每一個方面發出全面的指示。這實在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局勢是那麼的糟糕。這個辦法被大家接受了，因為每個人都認識到死亡和毀滅是多麼地近在眼前。不但是個人的死亡——人生終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關係無比重大的是，英國的生存、英國的使命和英國的光榮也處在千鈞一發之中。

　　如果不把我個人發給美國總統和其他國家與自治領政府首腦的一係列函電加以解釋，就不可能充分闡明在全國聯合政府領導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針。我必須敘述一下這些函電。在內閣作出有關政策的特別決定後，我就親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發給朋友和同事的親切便函形式寫的。一個人用自己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總是能夠表達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爾才事先向內閣宣讀函電的內容。由于我知道他們的意見，所以我放手進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見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決的。我把這些電報交給戰時內閣的主要成員傳閱（有時是在拍發以後送去傳閱的）；凡是同自治領大臣有關的，也送給他們閱讀。在拍發電報之前，我自然要各有關部門把我的要點和事實核對一下，所有的軍事函電幾乎都是通過伊斯梅之手送給參謀長委員會的。這種通信同大使們的正式聯係或工作毫不抵觸。這事實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務的手段，在我指揮戰爭方面所起的作用，並不次于我擔任的國防大臣職務，有時甚至還過之。

　　經過遴選而處在我周圍的人，完全可以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他們對于我起草的函電幾乎一致表示同意，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說，同美國當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級是無法解決的，但通過最高一級的直接聯係，往往在幾小時內就解決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級處理事務的效率確實顯而易見，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讓它變成為處理部一級的普通事務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絕我的同僚們要求我親自就重要的細節問題致函羅斯福總統。如果把這類問題不恰當地納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會破壞私人函電的機密性，從而破壞它的價值。

　　我同羅斯福總統的關係漸漸地變得如此密切，以至我們兩國間的重大事項實際上是通過他和我之間的私人函電往來處理的。這樣做法，我們便獲得了充分的諒解。作為國家的元首，同時又是政府的首腦，羅斯福在各個方面的發言和行動都是有權威的；而在使戰時內閣同意我的意見的情況下，我也幾乎能夠同等行動自由地代表大不列顛。這樣就獲得了高度的配合，而且大大節約了時間和減少參與其事的人數。我把電報送交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它通過特別的密碼電報機直接同白宮的總統聯係。獲得答復和解決問題的速度是以小時計算的。我在傍晚、夜間或者甚至是清晨2點擬就的一切電文，都能在總統就寢以前到達他的手里；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的答復往往就回來了。我總共發給他九百五十份電報，收到的回電大約有八百份。我覺得，我是在同一個非常偉大的人保持聯係，這個人同時是一個熱心的朋友，一個在我們共同努力的崇高事業中站在最前列的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