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叮叮……”幸紅看了看座機顯示屏，是個陌生的號碼，未接。

　　一會兒她的手機又響了，一看是剛才那個電話，仍沒接，繼續看她的案件。

　　如果我們的法官都去研究案件，而不是研究關係，那至少要少50%的冤假錯案。這是幸紅的觀點，她感到今天的法官是越來越重關係，而越來越忽視案件本身了。上班時間，如果不是開庭、開會，她基本上都是在辦公室看案子，因此很少開手機，對于不熟悉的來電她也不接。這不怕誤事嗎？不怕。她認為過去沒有手機的時候，不是照樣辦事？何況為了抗擊那股氣勢洶洶的“勾兌風”，她更加要守住這條底線。如是真的有大事，就找她單位的辦公室嘛，辦公室會通知她的。比如有一次她母親出了車禍，找不到她，就是法院辦公室通知她的。有人借此跟她提意見，說這樣不好，她笑了笑，照樣我行我素，不改。她認為，作為法官，只要對得起案件，對得起當事人就行。但最近，她對自己的這一工作原則有所動搖了。是近些天來，她對賴志宏一案有些拿不準造成的嗎？也許是，也許更早。現在她心中對此案已有三個意見：一是如鄔清的合議庭方案，糾正一審，判20萬；二是維持原判，判120萬；三是糾正一審，判300萬。過去判案，每次也有幾種意見，但至少隨著她對案件的深入後，總會有自己的判斷，而且不會動搖。而這次不同，她已經動搖過多次了。這時電話又響，她一看是院政治部的，拿起了聽筒。

　　“幸庭長，你在辦公室呀？”一個溫和的聲音道。

　　“馬主任，有事嗎？”幸紅問。

　　“幸庭，有個朋友很想找你反映些案情，你老不接電話，能否接待一下？”

　　這個政治部主任，還兼副院長呢，什麼時候都是很尊重對方的商量口氣，讓你無法拒絕。

　　“好的，好的。”幸紅很配合。

　　幸紅放下電話沒幾分鐘座機又響起，她一看的確是剛才的電話，拿了起來。

　　“幸庭長嗎？我是胡律師。”對方謙恭地說。

　　“胡律師，你好。”幸紅熱情地道。

　　“幸庭長，我是賴志宏中介合同糾紛一案的代理人，有不少新情況想跟幸庭長當面匯報一下。”

　　“好的。胡律師，你能否在電話上說？慢慢講，沒關係。”

　　“這樣太不禮貌了。再說，三兩句也說不完。”對方委婉拒絕了。

　　“那你就到我辦公室來吧。”

　　“這樣也不好吧，馬主任說，辦公室找你的人特多，我想找個清靜的茶樓認識一下幸庭，也好交個朋友。”

　　“既然是馬主任說的，我很重視。一定認真對待，就到辦公室來吧，我這兒也很清靜。”幸紅客氣地堅持道。

　　“馬主任說，幸庭是全省有名的先進法官，我真想交你這樣的朋友，幸庭就不要客氣了。”這個胡律師真能纏。左一個馬主任右一個馬主任，讓你很難拒絕。

　　“這不是客氣，而法院的規定，我們是不能外出見當事人的，請不要為難我。”

　　“怎麼是為難呢？都是為了工作嘛，我還有很多資料給你看。”

　　“發傳真，發郵件都是可以的，來辦公室也行。”幸紅見對方一時無語，忙說，“對不起，胡律師，有客人來了，我挂了。”

　　幸紅用拇指和食指掐著自己的兩眼窩，感到很累，她想通過用力的按摩，讓自己清醒一些。近來她感到太累了，不是身累而是心累。如果一直都很忙，不得清閒，但只要累得有成績、有碩果，她是受得了的；如果越累越茫然越悲觀她就受不了。的確，她這一生都爭強好勝，一生都是先進，因此以前再忙她也不覺得累。她在多少單位待過啊，部隊、司法局、法院；後勤幹部、政工幹部、專業幹部；幾乎是幹一行，愛一行，幹一行，專一行。好像沒有困難，沒有敗仗。比如她在任南山區法院副院長期間，因工作出色，又要變動她的工作時，有三個地方可去：一是一中院民二庭庭長，二是一中院紀委副書記，三是巴川區法院院長。應該說三個位置都不錯，都提了半級，但唯有一中院民二庭庭長更富有挑戰性，是她長期政工工作的一個大轉折！由于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民二庭的案件也成倍成倍地增加，她這個雖在法院待過十多年而未直接辦過案的人行嗎？她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辦案經驗嗎？結果怎麼樣？四年下來，她不僅拿到了西京政法大學的本科學士文憑，而且辦案也辦得最多，辦得最好。證明她這個人是真金，在哪兒都會發光，每年的先進頒獎臺上，她也從不感到心虛有愧。但從什麼時候開始她感到有變化了呢？是一中院老院長退休，幾輪新院長頻繁調換，還是古船博士調民二任副庭長了呢？是，但不完全是。是在一中院的一批批工農幹部退休，在審判係統已沒有一個無文憑的法官，基本上都是碩士、博士了嗎？是的，但也不完全是。因為她也是有本科文憑的學士呀，較之于碩士、博士來，她是要低一些，但講經驗、講責任心，她不是比他們強嗎？因此，她曾同老公韋韜討論過。韋律師提醒她，不管她如何努力、進修、拿文憑，不管她如何判案率高、水平高，別人始終認為她是工農幹部，不是科班出身，非正宗法官。這還不要命，要命的是她堅持的不近人情的重案件、不重關係的辦案原則，讓不少科班生們受不了。按說，科班生們不是應更講證據、法律，不講關係嗎？教科書上不是這樣寫的嗎？所有的法官不都是這樣說的嗎？為何她堅持做了還錯了呢？他們不約而同或明或暗地在貶低她，嘲笑她。久而久之，讓她也對自己懷疑起來。

　　比如這次賴志宏訴訟案吧，由于是她老公代理的案件，又是要糾正一審判決的案件，她多小心謹慎啊，隨著掌握的證據和情況越充分她越覺得一審判得有問題，但是她還是做了不少鄔清的工作，動員他們將全部改判變為部分改判，採信傳真件而給賴志宏20萬，力求客觀些、公正些。後因古船的介入，她又感到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了，一個民二庭的副庭長，一個一中院正在躥紅的法學大博士，他的意見不能不當回事。幸紅感到古船的分析不無道理：這是一個民間的中介業務，介紹成了拿錢天經地義。在這兒不能講按勞取酬，不能講300萬太多。中介是比智慧的高風險行業，傭金完全不等于酬金，在發達國家比比皆是，只有封閉落後的國家才大驚小怪。支持中介實際是支持智慧產業的問題。同樣，對這單官司的又一紛爭是守信的紛爭：是守信還是賴賬。這又是事關現代社會發展的又一大業。可以說沒有公信力就沒有現代社會，沒有現代社會的大工業、大貿易、大金融。因此，法院的判案要有利于建立起公民的這些基本素質。

　　恰好這時鄔清進來了，她要做做他的工作再說。

　　一份司法鑒定報告放在幸紅面前。

　　“是賴志宏的手跡嗎？”

　　“那還有假？”

　　“但這已不重要了。”幸紅說。

　　“你什麼意思？”鄔清感到不解。

　　“改判可能欠妥。”

　　“是你的意見？”

　　“算是吧。”

　　“那就不是。幸庭，我認為有人的手是否伸得太長了？”鄔清有些氣憤。

　　“別這麼說，都是為了工作。”幸紅勸道。

　　“這是哪門子工作？法院有沒有制度？合議庭研究的算不算數？你庭長說的算不算數？”鄔清連珠炮似的放著。

　　“鄔清，冷靜些，說話別帶情緒。有不同意見不是壞事，可以把案件吃得更準些。”幸紅不是唱高調，她的確是這樣想的。

　　“你這是怎麼了？幾天前還說搞完司法鑒定就出判決書，怎麼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鄔清表現得很困惑，“要是換了別人，我肯定認為是被收買了。”

　　“我是那種人嗎？”幸紅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才反問道。

　　“所以我才想不通！”鄔清點上一支煙，“是上峰的指示，還是那小子的洋理論？”

　　幸紅搖了搖頭。

　　“那就怪了！”鄔清想了想，“是對方的律師找了你？”

　　“找了我，但我沒見。”

　　“那為啥呀，這個案子很簡單嘛！”鄔清急了。他想到自己多次對韋韜與賈躍如表的態。沒想到在幸紅這兒全變了。他這個老板凳還要不要這張老臉？他還要不要在這道上混？

　　“鄔清，你想過沒有，判案要注意社會影響。如果我們改判了，對區法院，對當事人，對老百姓會產生什麼影響？”幸紅邊想邊說。

　　“實事求是，很好的影響！”

　　“不。打擊經紀人創造性的勞動，助長失信打滾歪風，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幸紅像背書，慢慢說道。

　　“這還不是洋小子的理論！空談誤國！”最近鄔清與古船開會時抬過兩次杠了，鄔清罵他是洋小子。他眼前一亮說道：“你今天的談話真提醒了我，古船認為是一場守約和違約、守信和失信的鬥爭。而新世紀公司認為這是一場行騙和被騙的鬥爭。我認為都缺乏證據，我的意見是：他沒做事，就不能拿錢。”

　　說得好，幸紅似乎明白了很多，但反復過幾次的她再不能鬧搖擺不定的笑話了，因此口頭卻說：“再想想吧，拿不穩的還可以請示院長呢。”

　　“有這個必要嗎？這麼一個小案子。”鄔清見幸紅這麼憂心忡忡，有氣無力地站了起來。

　　是不是真的老了，該退休了？幸紅問自己。但她想起可能的判決變化，還是先給韋韜吹吹風好，免得他沒有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