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拔弩張

　　以周嵩那種張揚的性格這樣去上書，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然而，政治鬥爭中，決定取舍的關鍵因素還不在于此，在于利益。周嵩與王敦的親哥哥王含是兒女親家，周嵩的女兒嫁給了王含的大兒子王瑜。王敦無子，將哥哥王含的二兒子王應過繼給自己做兒子。除此之外，在周嵩嫁女的過程中(史書沒有明言是否是此次嫁女)，周嵩的門客切斷道路，公然刀砍過路的老百姓，並在建康左尉前來維持治安之時，又將維安官吏砍傷。時任禦史中丞的劉隗嚴厲地彈劾了周顗，以其身為哥哥教導不力而免去了周顗的官職。可以說，周嵩與劉隗勢不兩立。而王含也曾經因為任用下屬不當，被劉隗彈劾，史稱“王氏深嫉之”。所以，在對付劉隗和刁協問題上，周家與王家是存在共同利益的。

　　實事求是地說，在這場與王氏的爭鬥中，司馬睿首先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對司馬睿的行為，王導等人十分不滿《晉書王敦傳》稱，“導等甚不平之”。，但因為王導身處建康，也只能忍耐。而王敦手握六州之兵，情況就有所不同了。他直接上書司馬睿表達自己的不滿：“過去您曾經說過‘我與卿以及茂弘(王導字)應該成為管仲和鮑叔牙那樣的摯友’。我出外任職已經將近十年了，您給我的諸多教誨也忘掉了不少，但是您說的這句話，我卻銘記在心。我私下還尋思著，過去您給予的恩情不至予突然間就消失了。前一段，您重用王導，不僅任命他為揚州刺史，而且還錄尚書事、假節都督六軍，世俗之人一定會有毀謗。但是，當今所謂的王佐之才，能夠超過王導的，我真是還沒有見過。王導輔佐您多年，盡心盡力，並且王導性格縝密，尤其具有忍耐力，有文章才能，動靜咨詢，將會公私得所。過去那些有作為的霸王之主，何曾不與重臣有始有終！以王導之才，怎能沒有過失？您只要對他要求不過分，用其所長，補其所短，他一定能將功補過。”王敦的奏表送來以後，王導為了避免與司馬睿的關係鬧僵，又把奏表退回給了王敦。王敦接到後，又一次派人送來，交到了司馬睿的手中。

　　雖說王氏與司馬睿之間的矛盾已經弄得朝野皆知，但要兵向建康，畢竟是事關身家性命的大事，非同小可。到迫不得已，王敦也是不能走那一步，況且從技術層面上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因為，王敦駐守著武昌，雖然可以輕松順流而下，直至建康，可是武昌北面的襄陽卻還駐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的周訪。除了周訪以外，嶺南還有能徵慣戰的陶侃，豫州還有忠義善戰的祖逖。一旦自己領兵東下，這些人保不準要抄自己的後路，因此王敦也有顧忌，非常苦悶。

　　王敦比王導和司馬睿整整大了十歲，面對如此復雜的朝局和北方淪陷的國土，再看看自己霜染的頭發，王敦的內心應該是五味雜陳。據《世說新語》記載，每次喝酒後，王敦總愛吟誦曹操的《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邊吟邊用如意狠狠地敲打唾壺，把唾壺沿都打得坑坑洼洼的。

　　不過，到了大興三年(公元320年)的八月，事情又有了轉機：61歲的周訪因病去世了。

　　周訪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周撫被司馬睿留在建康做官，周訪死後，襲爵，改任武昌太守。周撫到武昌以後，王敦把他引入自己的幕府，做了自己的從事中郎，自此周撫與鄧岳一起成為了王敦的爪牙。周訪的次子周光，11歲的時候去拜見王敦，王敦問你們郡有誰堪當領兵大將？周光說，沒有見能超過我的人。如今，王敦任命其為寧遠將軍、潯陽太守。周訪一死，王敦來自北方的威脅在瞬間被化解掉了。

　　周訪死後，作為上級的王敦，就臨時任命自己的從事中郎郭舒北上襄陽，暫時監管襄陽的部隊，這當然是王敦擴充自己實力的一個重要舉措。司馬睿自然不會坐視，不久他就正式任命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安南將軍、假節，都沔北諸軍，鎮守襄陽，同時徵召郭舒為尚書右丞。司馬睿此舉一是為了搶奪地盤，二是意在瓦解王敦的陣營。王敦豈能不知？他拒絕執行司馬睿的命令，強行留下了郭舒；而甘卓本非純臣，再加上已經年老，梁州不再讓王敦感到忌憚。

　　甘卓升任了梁州刺史，就空下了一個湘州刺史的缺。

　　在王敦看來，皇上既然讓甘卓接任了梁州刺史，應該讓我的人去做這個湘州刺史吧！因此，他上書司馬睿，請求任命自己的親信沈充擔任湘州刺史。《晉書王敦傳》稱王敦想讓自己的從事中郎陳頒去做，此處據《晉書譙王承傳》。司馬睿找到譙王司馬承，把王敦的奏疏交給司馬承看。他不無憂慮地說：“這些年來，給王敦的職位已經夠多了，可是他還貪心不足。這可怎麼辦呢?”

　　司馬承說：“陛下您不早做準備，大難就將要到了。”

　　司馬睿說：“湘州位居上遊，是交州、廣州和荊州三地的結合部，歷來為用武之國，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叔父您去做湘州刺史，怎麼樣？”

　　司馬睿的意思當然是為了牽制王敦。司馬承表示從命，不過他說：“湘州經過杜弢之亂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曾為醴陵令，流民共推為主，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隱然與晉廷相抗。元帝派王敦、陶侃等討降，杜弢部因敗而互相猜忌，降晉者日增。後與陶侃相攻屢敗，眾軍潰散，杜弢逃遁，死于途中。，已經非常荒殘。你留給我三年時間，我就可以率眾為國效力。如果三年以內發生什麼變故，恐怕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于是，司馬睿任命司馬承為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這無疑是在王敦的統治區里嵌入一枚楔子，令王敦十分不快。

　　當司馬承上任路過武昌的時候，他脫下戎裝去拜見王敦。王敦在酒宴上對司馬承說：“大王是位文士，恐怕不是將帥之才啊！”司馬承回答：“大人還是不了解我啊，難道說鉛刀就不能一用麼？”宴會後，王敦對自己的左右說：“此人不知道害怕，故意說出大話，這正是怯弱的表現，能有什麼作為？”于是，王敦聽任司馬承到湘州去上任。

　　司馬承上任以後，厲行節約，十分稱職。王敦擔心會對自己不利，假稱將要北伐，徵召湘州境內所有的船只。司馬承明白王敦的用意，只送去了一半。

　　安排譙王司馬承做湘州刺史，是司馬睿瓦解王敦的第一步。消息傳來的時候，有人就嗅出了風雨欲來的氣息。當時的湘州主薄鄧騫嘆息著說：“湘州的災禍，大概就來源于此吧。”

　　第二年即大興四年(公元321年)五月，也就是石勒剛剛攻下厭次、俘獲段匹磾、平定河北後的一個月，司馬睿下詔，將中原平民流落到揚州各郡為奴的流民，全部免除奴客身份，徵召為兵，並取將吏的奴客負責運輸糧草。

　　司馬睿之所以這樣做，實屬無奈之舉。這些北來流民依附于高門大族，數量極眾。正如《晉書食貨志》記載的應詹奏疏所稱：“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這不僅使得中央的兵源嚴重短缺，而且，也造成了政府稅收的銳減。《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一《兵制》也稱：“元帝南渡，調兵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兵，多取奴兵。”相反，此時的王敦身為侍中、大將軍、都督荊州江州揚州湘州交州廣州六州諸軍事，力量卻十分強大，形成了“枝強幹弱”的局面。司馬睿有了自己的心腹，也實行了所謂的“刻碎之政”，但要預防王敦叛亂，還遠遠不夠。于是，他就採納了劉隗、刁協的意見，徵發高門大族的奴客為兵。

　　與之相配合，司馬睿頒發了佔客之令，大幅度削減一品、二品官員的奴仆田客數量，相應地增加三品以下官員奴仆田客的數量，具體規定：一、二品官可佔佃客四十戶，每低一品減少五戶，而佃客按一定比例向主人交納實物地租，不負擔國家課役，佃客不自立戶籍，他們的名數按規定要注入主人的戶籍中。這一舉措，當然直接侵害了高門大族的利益，不過也沒有拉攏住低級官吏，因為東晉的戶籍制度本不十分嚴格，官吏在規定的限額以外偷偷佔有佃客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因此，這次大規模的清查活動，史稱“眾庶怨望之”。

　　緊接著，司馬睿于大興四年七月，拜戴淵為徵西將軍、都督兗豫司冀雍並六州諸軍事、假節、司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將登基時候投書勸進的一千人招募為軍官，調發揚州百姓家奴一萬人組成部隊鎮守合肥；以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徐青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守淮陰，命令應詹作為劉隗的軍司。

　　司馬睿將兩人調為外任，當然是以討賊為名，不過誰都知道是為了防備王敦。司馬睿對二人寄予厚望，部隊臨出發的時候，司馬睿親自到軍營里為二人踐行，犒勞將士，飲酒賦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