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朔迷離

　　後方不穩，這讓王敦騎虎難下。

　　從王敦到達建康的時間分析，在梁州刺史甘卓拒絕與自己一起東下、湘州刺史司馬承正式舉義以後，王敦並沒有繼續順流而下，而是停軍在江州的某地。這一段時間，應該是王敦有生以來最為艱難的時刻，因為假如甘卓繼續觀望，甚至被司馬承拉攏過去，那麼離開巢穴的自己立即陷于東西夾擊的窘境；假如甘卓順漢水而下，直接佔領自己的根據地武昌的話，勢必會造成軍心渙散、覆亡立待的結局。而目前，討伐劉隗的檄文已經發出，吳興的沈充也已經行動，長久地呆在長江之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旦朝廷在最初的慌亂中安定下來，形勢對于王敦將越來越不利。

　　王敦在權衡利弊以後，果斷作出了兩項決策：一是再次派遣自己的參軍樂道融前往襄陽，為說服猶豫中的甘卓做最後的努力，並懇切說明自己此次東進，只是為了家族的生存而除掉仇隙，別無他意。二是派遣自己的姨家表弟、南蠻校尉魏(音y岥)，帶著將軍李恆、田嵩等，率軍二萬轉兵南下，去進攻長沙，在司馬承初起之時迅速將其撲滅。

　　王敦的這一措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譙王司馬承作為宗室，對于司馬睿與王氏家族之間的矛盾十分清楚。他也明白王敦此次東進決非剪除一個劉隗那麼簡單，實際上是將矛頭直接對準了司馬睿的皇權。因此，司馬承以討伐叛逆為名，高舉義旗，這直接擊中了王敦的要害，雙方之間絕無妥協的可能。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僅時刻威脅到自己的後方安全，而且也將使不少採取觀望態度的官員傾向于司馬睿一方，王敦必須趁其弱小之時，迅速將其消滅。

　　二，甘卓作為江南豪族，本沒有多少忠君之心，加上此人總是首鼠兩端，如今已經垂垂老矣，因此雖然他的兵力比譙王司馬承強大，但還有進一步說服拉攏的余地。況且在起兵之初，此人也曾同意一起東進，現在即使不一同東進，只要能夠保持中立就行。目前，只要後方沒有威脅，王敦以自己所部兵指建康，由王導等人在內接應，迅速控制司馬睿，應該不成問題。一旦拿下建康，其他的事情都好解決。當然，王敦此舉帶有很大的冒險性，成功與否就在于自己與甘卓之間的賽跑：能否在甘卓等人攻下自己的老巢武昌之前，攻下司馬睿的老巢建康。

　　這就是王敦的如意算盤。然而，卻事與願違。

　　王敦派往襄陽的使者樂道融有“國士之風”，他雖然身為王敦的幕僚，但是素懷忠義之心。當樂道融抵達襄陽以後，不僅沒有說服甘卓與王敦結盟，相反卻極力勸說甘卓要效忠朝廷，趁虛進攻武昌。他還針對王敦起兵的借口逐一進行了批駁，對甘卓說：“聖上親統萬機，並非像王敦所說的那樣專任劉隗一人。如今，聖上擔心有漢代的七國之亂，才割湘州給宗室，以削弱諸侯，由于王氏家族專權太久，突然被分權，就感覺自己被奪權了一樣。王敦這樣忘掉聖恩，舉兵伐主，顯然是叛逆行為！朝廷對待您不薄，如果您與王敦一同反叛，豈不是有負大義！活著被人指為逆臣，死後將變成愚鬼，永遠成為宗族的恥辱！大人應當假裝聽命于王敦，同意與其一起東進，然後趁其不備掩襲武昌。一旦拿下武昌，王敦之眾聞訊以後，一定會不戰自散，這樣大功就可以建立了。”

　　在樂道融和鄧騫兩位義士的說服下，甘卓終于表示同意，說：“這才是我的本意啊！”

　　然而，事情卻一波三折。

　　甘卓還是沒有迅速南下偷襲武昌，而是公開發布了討伐王敦的文告。接到他的文告以後，巴東(重慶市奉節縣東)監軍柳純、南平郡(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太守夏侯承、宜都郡太守譚該此處據《晉書甘卓傳》，而《晉書忠義傳》則稱宜都內史為周該之叔周級，不知何故。等十余地方官聯名聲討王敦，並各自率領本部人馬討伐王敦。甘卓另派心腹攜帶奏章，前往朝廷報告；又派人到廣州約請廣州刺史陶侃，同時進軍。甘卓的舉動似乎要增加反對王敦的力量，但卻恰恰忽略了兵貴神速的道理，這一大張旗鼓的舉動也讓王敦加快了處理司馬承和東進建康的步伐。

　　甘卓這一舉動可以說足以改變整個戰局。

　　廣州的陶侃接到了甘卓的書信，也命令參軍高寶領軍北上。聽到甘卓即將南下的消息，王敦巢穴武昌的軍民大為恐慌，四散奔逃。當時駐守合肥的徵西將軍戴淵首先看到了甘卓的奏章，立即快馬轉呈給司馬睿。看到甘卓的奏章，司馬睿大喜過望之余，立即下詔加封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荊州牧、都督荊州梁州諸軍事，保留原任梁州刺史；加封陶侃以本官(廣州刺史、平南將軍、都督交州軍事)代理江州刺史。建康的大小官員也是一片歡呼，似乎勝利在望了！

　　而此時身在朝中的司空王導，處境卻比王敦更加艱險。

　　他率領自己的堂弟中領軍王邃、左衛將軍王廙、侍中王侃、王彬等王氏家屬二十多人，每天清晨就排列在皇宮門外等待受到處罰。司空府的屬官們也都惶惶不可終日，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老上級吧，又怕說錯了話，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真正關心王導的人還是仁厚的周顗。

　　只有周顗最清楚，這場事變就是司馬睿與王氏家族之間關于是否繼續“共天下”的對決。周顗作為僅次于劉隗、刁協、戴淵等人被司馬睿信任的重臣，有著三人無法企及的名望。司馬睿要想安頓建康內部，需要的就是像周顗這樣能夠被各方都認可和接受的人，因此他多次徵召周顗進宮商量軍國大事。這一次，周顗進宮的時候，王導在宮門前向他呼喊：“伯仁(周顗的字)，我一家老小一百余口的性命都交給你了！”周顗連看都不看王導一眼，就徑直進宮了。進宮以後，他竭力在司馬睿面前保證王導的忠誠。司馬睿對于前景也難以把握，是徹底與王氏決裂還是留有余地？司馬睿猶豫不決，最終還是被周顗說服了。

　　周顗在宮中與司馬睿喝完酒，已是酩酊大醉，一搖一晃地走出宮門，而此時的王導一家還在宮門外等待處分，他再度向周顗呼喊，想詢問結果。然而周顗不僅不予理睬，反而談笑自若地對自己的侍從們說：“今年，要誅殺掉那些叛臣賊子們，換來鬥大的黃金印，挂在胳膊肘後頭！”提心吊膽的王導看到昔日的老朋友竟翻臉不認人，從此對周顗恨之入骨。周顗回到家中，仍然擔心司馬睿對王家的態度會動搖，他又趁熱打鐵給司馬睿寫上奏疏，言辭懇切地說明王導的無辜，請求司馬睿將王敦與王導區別對待，不要牽連所有的王氏子弟。

　　後世的人們對周顗當時的態度作出種種的猜測。有人說，周顗是為了能使司馬睿與王導君臣全始全終，不讓王導覺察出是自己的勸說，而要歸美于司馬睿；也有人說是周顗當時喝醉了，沒有聽到王導的招呼。其實，這些推測似乎都不太貼切。平心靜氣地還原當時的場景，我們也許能夠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王導、王敦為首的王氏家族作為江左的第一大族，是司馬睿提高皇權的最大障礙，也是此前司馬睿一係列部署的矛頭所向。王敦因憤怒而起兵反叛，作為亂臣賊子的親屬，王導以及在京師的王氏子孫命在須臾。只是因為司馬睿“雄武之量不足”的緣故，司馬睿在沒有十分的把握的情況下，還下不了與王氏整個家族徹底翻臉的決心。是徹底與之決裂，拼個魚死網破，還是留下王導，從而留下一點回旋余地？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做法，看起來各有利弊。因此，讓司馬睿遲遲難以決定。而歷來仁厚、睿智、善于協調各方的周顗的意見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那麼，為什麼周顗在宮門外兩次置自己的朋友和上司王導于不顧呢？

　　這正是周顗的精明之處，也是處于矛盾漩渦中慌亂無措的王導應知而未知的地方。試想，此時的司馬睿正處于矛盾之中，如果周顗在宮門外與王導勾勾搭搭，一旦司馬睿得知，那麼周顗再去勸說司馬睿，言辭還能有多少說服力呢？況且，欲誅殺王導家族的刁協、劉隗等人，哪一個不比周顗與司馬睿更為親近？他們的耳目眾多，只要周顗與王導之間有只言片語傳到司馬睿的耳中，那麼周顗不僅無法營救王導，而且周顗乃至整個周氏家族也有可能與王氏同歸于盡。這決不是危言聳聽，以周顗的二弟周嵩與王含、王敦的姻親關係和種種無禮于司馬睿、刁協的言行，一旦司馬睿決心大開殺戒，這一切都不是沒有可能。此時的周顗只有憑籍著長期以來自己在司馬睿心目中樹立的美好形象，憑籍著危難之中顯示出的忠心，憑籍著與王導劃清界限而表現出來的公心，才能夠取得在司馬睿面前的話語權。

　　其實，周顗此時是最艱難的，他既要解救自己的朋友，又要自保，還想在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中保護好司馬睿。然而從王導的舉動中可以看出，此人在滅頂之災即將到來之時，早已方寸大亂，慮不及此：是朋友，勢必會救你；不是朋友，說了也不會救你，還用你在宮門外面、眾目睽睽之下呼救麼？如果王導足夠聰明和鎮定，應該在看到周顗進出宮門的時候，依然跪地，故意與自己的老朋友保持應有的距離，以免弄巧成拙才是。

　　從周顗這一係列舉動來看，走出宮門時的周顗並未神志不清，而這一切舉動的背後都隱含著大智之人難以企及的深意。也許，周顗在內心正為王導的愚蠢著急，同時又以他的仁厚，原諒了王導在此境遇中的愚蠢表現。

　　然而，周顗的舉動卻引起了王導的刻骨仇恨：他忍讓了司馬睿數年的緊逼，他冷眼旁觀了刁協、劉隗等人多次的囂張，他似乎對朝廷的疏遠坦然處之。如今自己整個家族命懸一線，倣佛所有的人都拋棄了自己，但是，這位歷來儒雅、大度的老同事周顗，此時竟然也翻臉不認人！他能不怒火中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