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時期以來，明清故事十分流行，不論是相關小說、電視劇還是專論權謀智慧的圖書，都大量涌現，原因何在？這恐怕不僅僅與人們的好奇心有關，更重要的是這些故事充滿了現實感，如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就是如此。有一些故事很好地表現了中國人深層的文化心理，曾國藩熱就是典型的例證。

　　曾國藩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學者兼“賢相”的典型，是最後一個能夠體現這種理想人生模式的人。自曾國藩以後，就只可希其名，而無可見其人了。

　　那麼，今人為什麼對曾國藩表現出如此之大的熱情呢？從前幾年的《曾國藩家書》熱，到現在的《曾國藩》小說熱，一直“熱情”不衰，難道人們忘記了他是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元兇了嗎？

　　從政治角度看問題往往是短淺的，從文化角度看問題往往是深遠的。要了解人們對曾國藩的熱情，還得從傳統中國人的做人理想說起。

　　一般說來，傳統中國人的理想有兩條：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實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極矣！

　　做官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榮華富貴”四字可謂形容盡了做官的好處，對于極為實在的中國人來說，如能得享高官厚祿，可謂不枉此生了。因此，中國人歷來就對官有著敬畏和崇拜之情。

　　只做了官還不夠高雅，如果能成為賢人甚至聖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國人歷來對于先賢聖哲有一種神秘的敬畏感，認為他們不僅是天道的代言人，還是神明的象徵，一般人尊重聖賢，讀書人尤其如此，他們最大的願望大概不是當皇帝，而是成為“帝王師”。

　　其實呢，名、利往往是黏結在一起的，所以，在圖得官位、名譽的同時，往往就有了實利，像孔聖人那樣一生窮困潦倒、惶惶然如喪家之犬的情形畢竟是個別的，而中了狀元、做了大官、發了大財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國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

　　但二者畢竟還是有區別的。商人賺錢，還是為傳統觀念所鄙視，土地主有錢，也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國藩那樣，既是晚清統治集團中最大的實力派，是名震中外的“聖相”，還是學術界的領袖，把官、權、名、利結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傳統的中國人的理想形象。

　　的確，在曾國藩的身上，虛名與實利都得到了集中的體現，他這一輩子實在沒有白過，吃喝玩樂佔了，叱吒風雲佔了，行權用勢佔了，建功立業佔了，舞文弄墨佔了，壽終正寢佔了，總而言之，功名利祿四字全佔去了，可謂佔盡了在中國人看來令人羨慕追求的一切好處。

　　因此，曾國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後，能夠重新喚起人們的熱情，也就不足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夠學其一面已屬難得，更無機會能夠全面模倣效法。

　　歷史上的曾國藩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是一個爭議很大而且極其復雜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說集中了中國傳統官僚的所有特點，也摻雜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叫做“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兇”，其意是說如果稱讚他的話，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聖相”，如果審判他的話，又可以把他看做是“元兇”。其實，曾國藩遠比此定論要復雜得多，說他是“元兇”則可，說他是“聖相”則還不太夠格。只是出于簡便，一般都這麼評價他，這里也暫借此論來分析一下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是由“元兇”走向“聖相”的，我們就先從他“元兇”的一面說起。

　　曾國藩生于1811年（清嘉慶十六年），卒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湖南湘鄉人。曾國藩曾多次以“耕讀傳家”為驕傲，可見，曾國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書香門第，而是中國傳統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畝，衣食豐足，又能讀書著文、蚑詩作賦。先不說這種家庭理想體現了中國文化中什麼樣的精神，但它把種地之實與讀書之虛這兩件事結合得很好，則是確實無疑的，這種虛、實結合的家庭結構，對于曾國藩虛、實結合的人生品格，恐怕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曾國藩的祖父不太識字，但務實能力很強，整治得家業興旺。他的父親得以有閒讀書，只是飽經寒窗之苦，才不過考了個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國藩這一代，卻是祖墳上冒出了青煙，一路科考順利。

　　曾國藩六歲入塾讀書；八歲學“五經”，讀八股；十四歲赴長沙應童子試，成績一等；二十二歲中秀才，兩年後就學于中國著名的學府岳麓書院，同年曾入京會試未中，後刻苦攻讀經史；至二十八歲再次入京會試，中進士，從此官運亨通。

　　曾國藩兢兢業業，獲得了清廷的賞識，連連升官，至三十七歲升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負地說過：“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可見，曾國藩還是把做官當做人生第一要義的。在這期間，他歷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謂春風得意。

　　但如果歷史不給他提供特殊的契機，他是不會成為現在的曾國藩的，他也許只會像無數個封建官僚一樣，默默無聞地度過一生。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的出現，給他提供了一片廣闊的歷史舞臺。

　　1851年，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爆發了。在洪秀全的領導下，太平天國起義軍從廣西桂平縣山區衝破重圍，像一股滾滾的洪流，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北推進，僅用了兩年時間，就攻克了南方重鎮江寧（今南京），並改名天京，定為國都。清政府的軍隊可謂是望風披靡，一觸即潰。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感到沒有力量組織軍隊、調集兵力圍攻起義軍了，只好像東漢末年朝廷鎮壓黃巾起義一樣，讓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裝，稱為團練。這些武裝力量由當地的官僚和地主聯合組建，具體指揮權屬于組建者。

　　鹹豐皇帝于1853年下令長江南北的在籍官紳組建團練，曾國藩因家在湖南的湘鄉，就積極響應鹹豐，于這一年回到家鄉，協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團練。從此，曾國藩開始了他的“元兇”生涯。

　　曾國藩在同鄉儒生羅澤南的幫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數千人的隊伍，然後逐漸擴大。他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綠營兵的腐敗，因此，在組建隊伍時，首先注意了從平民當中招募士兵，絕不引進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關係，把軍隊組建成一個血緣家庭性質的組織，以增強戰鬥力。

　　曾國藩的軍隊與清軍和其他團練武裝相比，有如下明顯的特點：

　　一、士兵均來自質樸壯健的湖南鄉民，既易于訓練，又勇悍善戰，堅決拒收城鎮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帶壞了隊伍。軍官則多來自他的親友中的讀書人，要求肯為“衛道”、“忠君”而獻身，不能急功近利，堅決杜絕清廷八旗貴族軍官的爭權奪利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緣親屬關係的士兵編在同一組織內，利用宗族親緣關係維係士兵，使士兵打仗時能互相救助，且只能勝利，不能失敗。一旦失敗，全宗族就會遭到滅族之禍。曾國藩的這一招的確十分有效，把一支國家的軍隊變成了宗族軍隊，所謂“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戰鬥力。這一創舉也開了中國近代軍閥的先河。

　　三、在組織上，曾國藩規定，每營士兵只服從營官一人，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這樣既提高了組織指揮的戰鬥力，也為曾國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軍隊。

　　曾國藩雖然堅決反對滿族人擔任一般的軍官，以免影響戰鬥力，但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特別推薦了滿族人塔齊布為湘軍大將，薦舉多隆阿為湖北將軍，在一切準備完成後，曾國藩的這支湘軍開出湖南，準備同太平軍作戰了。

　　1854年（鹹豐四年）5月，曾國藩率湘軍出戰，在岳州與太平軍接觸，沒想到一戰即潰。曾國藩出省時共有湘軍一萬，包括水、陸軍各五千，連其他人等共一萬五千多人。岳州一戰，水師被徹底擊垮，幾乎全軍覆沒。曾國藩可能是從未受過失敗的滋味，經受不住這種打擊，便投水自殺。他的部下當然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位湘軍統帥死去，趕忙把他救了出來。

　　曾國藩羞憤交加，下大力氣整頓湘軍，過了三個月，再戰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國藩督戰，經過激烈的爭奪，又攻下了武漢。曾國藩這時總算報了岳州之敗的仇，情緒高漲起來，叫囂道：“肅清江面，直搗金陵。”

　　1855年（鹹豐五年），曾國藩進逼九江。這時，太平天國起義軍開始認真對付曾國藩了，派石達開為統帥，大舉向西增援。石達開是一位智勇雙全的著名將領，他設計把曾國藩的水師誘入鄱陽湖，再堵住湖口，打敗了湘軍，焚燒了戰船。曾國藩看到苦心經營的水軍又一次化為泡影，連自己的坐船都被燒掉了，不得不只身逃走，更是羞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這次投水幸虧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驚。曾國藩兩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許僅是做做樣子，並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攏人心而已。

　　石達開打敗了曾國藩的這支在當時看來生氣勃勃的軍隊，太平軍又打破了清軍的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軍事上威震全國，大有奪取全國之勢。可就在此時，太平軍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為爭權奪利相互殘殺，楊秀清、韋昌輝、秦日綱等著名將領先後被殺，兩萬多精銳死于內亂，石達開又帶十萬精兵出走。太平天國從軍事上的全盛時期走向了軍事上的下坡路。

　　此時，曾國藩趁機再奪武漢，並在與陳秀成激戰後奪得安慶。1860年（鹹豐十年）8月，曾國藩受命為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有了更大的指揮權，遂派三路軍馬發起進攻：李鴻章率自己的淮軍保上海進攻蘇南，曾國荃率主力進攻天京，左宗棠進攻浙江。太平軍由于士氣低落，戰鬥力大大下降，所以連吃敗仗。再加上英國“常勝軍”的支持，無錫、常州、蘇州等地連續失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絕望中死去。

　　曾國藩的湘軍入天京後，見人即殺，見屋即燒，以至“秦淮河屍首如麻”。湘軍見物即搶，“子女玉帛悉數掃入湘軍”。曾國藩完成了他率湘軍攻滅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元兇”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權術，接著又一步步地登上了“聖相”的位置。

　　曾國藩在攻打太平軍十二年的歷程中自然並非一帆風順，他數次戰敗，兩次投水自殺，還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軍襲來而數日懸刀在手，準備一旦兵敗，即行自殺。他雖然忠心耿耿，但還是屢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漢之後，捷報傳到北京，鹹豐帝大為高興，讚揚了曾國藩幾句，但鹹豐身邊的近臣說：“如此一個白面書生，竟能一呼百應，攻克武漢，並不一定是國家之福。”鹹豐聽了，默然不語。

　　曾國藩也知會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喪之機，帶著兩個弟弟（也是湘軍重要將領）回家，辭去一切軍事職務。過了近一年，太平軍進攻盛產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請他出山，並授他兵部尚書頭銜，給了他軍政實權。不久，慈禧太後專權，認為滿人無能，就重用漢人，為曾國藩掌握大權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契機。

　　1862年（鹹豐十二年），曾國藩被授以兩江總督節制四省軍政的權力，巡撫、提督以下均須聽命，不久又被賜以太子太保頭銜，兼協辦大學士。自此以後，曾國藩在清廷中有了舉足輕重的位置。

　　曾國藩急流勇退的方式進一步獲得了清廷的信任，在取得了大權，進攻太平軍勝利以後，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國藩的湘軍搶劫吞沒了太平軍的很多財物，使得“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的天京人財一空，朝野官員議論紛紛，左宗棠等人還上書彈劾。曾國藩既不想也不能交出所擄財物，因此他在進京之後，急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權大壓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權力；二、因怕湘軍太多引起疑忌而裁減了四萬湘軍；三、因怕清廷懷疑南京的防務而建造旗兵營房，請旗兵駐防南京，並發全餉；四、蓋貢院，提拔江南士人。

　　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稱譽，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麼。他的恭謹態度，更加深了清廷對他的信任，于是又加恩賞以太子太傅銜，賞雙眼花翎，賜為一等侯爵，子孫相襲，代代不絕。至此，曾國藩榮寵一時。

　　曾國藩還曾打過捻軍。捻軍首先在淮北一帶零星起事，後逐漸匯成大流，又得太平軍相助，遂成大勢。清廷本想派蒙古貴族僧格林沁鎮壓，以顯示並非只有曾國藩一類的漢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軍擊斃，無奈又得派曾國藩出馬。曾國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樣緊追捻軍，而是堅壁清野，實行圍堵的政策，後來還是被捻軍衝破，終于無功。後經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出馬，才算壓住了捻軍。

　　曾國藩還是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讚成購買洋船洋炮，又派李鴻章等人“師夷人之長”，學習洋人的技術，網羅科技人才，建立槍械工業，對開礦等也有所提倡。他還注意選拔人才出國學習，在國內也主張設立學館，培養人才。

　　曾國藩之所以成為所謂的“聖相”，“聖”就“聖”在他是封建道學的理論家和實踐家。曾國藩極為推崇程朱理學，並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論，認為做學問就是為了恢復人性，就是恢復天地間的“理”和“氣”，使人這一正氣的凝結物載以封建道德的靈魂。這一點，與程朱理學的思想脈絡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維護封建道德的。

　　他還特別推崇先秦時期的“內聖外王”的理論，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養，向聖人靠攏，在實際能力上要有王者風范，能匡時濟世。曾國藩確實身體力行了這一理論，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訓詁學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學術上的造詣和他的權位結合起來，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再加上他親手培養了許多學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學術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當時有許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謂的“聖相”。曾國藩還親自實行他的理論，未回鄉組織團練以前，在京中做官時就十分注意修身養性，特別是在“靜”字上下工夫。

　　他的生活起居極有規律：早起、靜坐、養氣、保身、讀書、寫字等，每日堅持記日記。這套做法連他的老師都很推崇，當朝皇帝也多有嘉評。也許正是因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吧，才官運亨通。

　　曾國藩在晚年時，即便在軍旅之中，也未忘記修身，強調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獨、謹言、有恆、勤儉、謙虛等。其目的，如他的“內聖外王”理論一樣，還是“始于修身，終于濟世”。

　　曾國藩始終不忘“半耕半讀”的生活，這是一種虛實相間的，進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認為這是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並在家書中不斷告誡子弟，必須以耕為本、以讀為先，佔住了這兩條，家族就可長保富貴，就可立于不敗之地。他的許多告誡子弟的話被家人保存下來，成為像《顏氏家訓》那樣為人們所重視的家訓律條。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曾國藩在遊園時忽覺足麻，被兒子扶進屋後端坐休息，無疾而終。

　　也許，曾國藩從未想過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後會引起人們的巨大熱情。因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樣給後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也不像諸葛亮那樣是人們所敬仰的保國愛民的賢相典型，但是，他卻留給了人們深深的思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何以會出現這樣一位人物，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當做聖人來供奉，可望而不可即，無人去同他們攀比，就像皇帝也從不同孔子爭高低一樣；諸葛亮那樣的賢相也可供奉在廟里，享受煙火祭祀，當做神來膜拜。可曾國藩不同，他既不可被當做聖賢來敬，也不可被當做神佛來供，他是一個人，一個世俗中的人，一個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個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實的人！

　　經歷了現代歷史的風風雨雨和當代歷史的轟轟烈烈，人們也許疲憊了，並沒有找到當初為自己設計的人格理想，並且已經感到了理智的枯竭與情感的焦慮，于是就回過頭來，想在被他們所拋棄的東西中再尋找精神支柱。

　　當他們折頭而回時，忽然發現了這麼一個人，于是，熱情便來了！

　　然而，這熱情是好是壞，現在評說，還為時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