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一文中這樣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魯迅先生在這里所說的“中國的脊梁”，毫無疑問，指的就是中國古代的優秀知識分子。

　　自古文人多強項。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究竟哪類人最有骨氣呢？請翻開歷史認真地查一查，最有骨氣的恐怕還應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們的觀念中，文人是什麼“德性”呢？他們“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只會做些無病之呻吟；滿口酸臭迂腐之語，一肚子無用之學。這還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劃劃，或是裝出多情種子的模樣，弄出令人作嘔的造作之態；更有甚者，搖著鵝毛扇，替統治階級出謀劃策，充當狗頭軍師的角色，公然與勞動人民為敵！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中國文人也只有“九儒十丐”的地位。嗚呼！中國古代文人的遭遇之壞，莫此為甚。

　　然而，歷史事實卻並非如此，古代的文人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乃至缺陷，或是由于歷史的局限他們做了許多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事情，但總的來說，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當社會黑暗的時候，往往是他們奮起抗爭，每當民族危亡的關頭，也往往是他們奮起拯救。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古代文人，就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沒有中華民族。這是對中國古代文人的整體認識，而不是指哪一個“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詩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變中國古代文人的整體特點。

　　總而言之，正直強硬和敢為天下先，恐怕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兩大傳統特點。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就是很好的證明。

　　其實，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運動一直沒有間斷，這種運動並非自“五四運動”始，而是從東漢時期就開始了。東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嚴懲貪官及為非作歹的宦官勢力，結果被宦官權貴誣告下獄。京師太學生劉陶等人極為憤慨，他們聯絡京師乃至全國各地的太學生幾千人圍集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要求釋放朱穆。當時，京師的太學生有三萬多人，桓帝覺得眾怒難犯，只好釋放了朱穆。這恐怕應當算作中國學生運動的開始，中經兩次“黨錮之禍”，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車上書”運動，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學生運動不絕如縷。

　　東漢這次聲勢浩大的、以正直的官吏和優秀的文人相結合而與禍國殃民的朝廷姦黨展開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是中國知識分子運動史上光輝的一頁。這場運動導致了兩次宦官夥同皇帝迫害正直的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稱“黨錮之禍”，在這兩次正義與邪惡的鬥爭中，官僚文人的表現確實是可歌可泣的。

　　漢桓帝依靠五個宦官把專權二十余年的大將軍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把握大權二十年，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連皇帝的一舉一動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邊最貼近的人，所以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過，前門送走了專權的外戚，後門又迎來了專權的宦官，整個東漢就是在這種非外戚即宦官專權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實權的不正常狀態下走完其痛苦的歷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個宦官為“五侯”。單超為新豐侯，食邑兩萬戶；徐璜為武原侯、縣瑗為東武陽侯，各食邑一萬五千戶；左倌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陽侯，各食邑一萬三千戶。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權盡歸，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影響，後人也倍加重視，唐朝詩人韓翃的《寒食》詩寫道：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禦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他們的弟子親朋也紛紛升官。這些人獨霸一方，為非作歹，多是強盜行徑。其生活驕奢淫逸就更不用說了，他們養的狗也戴上金銀首飾，鋪上貴重的地毯，披著華貴的衣服。太監們紛紛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幹兒，弄得烏煙瘴氣。他們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儀仗，後面跟著豪仆馬隊，肆無忌憚。至于朝政，更為他們所把持，弄得小人趨進，賢士引退，政治一片腐敗混亂。

　　在梁冀當權的時候，官僚文人就沒有間斷同梁冀的鬥爭，以至李固、杜喬被殺；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團絕沒有加入宦官一邊來，而是站在正義的一邊，開始了同宦官集團持久不懈的鬥爭。

　　初期的鬥爭以李膺為代表。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與人交往。但他很有學問，為人又剛正不阿，在社會上名氣很大，極受人們的推崇，一般的士人很難受到他的接見，有人如能有幸與他會談，立刻就會身價百倍，所以，當時的人把李膺的家門比作“龍門”，把士人跨進李膺的家門叫做“鯉魚登龍門”。荀淑是李膺的好友，荀淑的第六個兒子荀爽因為有父親的引薦經常見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說：“我今天替李君趕過馬車！”將此引為很大的光榮。李膺的名聲由此可見一斑。

　　李膺飽讀詩書，可謂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他不僅能收徒講學，精辟地講解經史子集，還能帶兵打仗。他歷任青州刺史和漁陽太守之職，曾在烏桓校尉任上打擊過鮮卑人的入侵，作戰時親冒矢石，身先士卒，在軍隊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使鮮卑人感到畏懼。後來曾一度被免官，回家後開館設壇，跟他學習的多時竟達近千人。不久，鮮卑人屢屢侵擾雲中郡，桓帝被迫起用李膺，讓他做度遼將軍，鮮卑人懾于李膺的威望，竟不敢入侵。

　　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為河南尹，他聯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馮緄、大司農劉佑等人一起打擊宦官勢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罷官回家，帶走了許多財寶，甚至連廁所里的東西也帶了回去。李膺上表請桓帝懲處羊元群，誰知羊元群用貪得的贓物賄通了宦官，反把李膺、馮緄、劉佑及郡太守等地方官一起逮捕入獄，經大臣陳蕃及司隸校尉應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罰做苦工抵罪，後解免回家。

　　後來，李膺因名聲太大又被起用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是主管京城軍事和治安的官員，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權威，懲處宦官。野王縣令張朔，是掌管宮門的權監張讓的弟弟，他倚仗哥哥橫行殘暴，竟至殺孕婦取樂。李膺當了司隸校尉後，張朔十分恐懼，逃到張讓的家里以躲避懲罰。李膺聞訊，立即派兵搜捕，張讓也知李膺不好惹，嚇得連忙讓張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時發現了這個柱子，讓人劈開，捕獲了張朔，稍經審訊，就將他處死了。

　　張讓跑到桓帝那里去喊冤，桓帝把李膺叫來，說他殺人太快，未經請示就擅自處決。李膺滿腹經綸，當時又時興經義決獄，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晉文公處置衛成公之例，證明自己做得並不過分。李膺還說：“孔子當了魯國司寇才七天就殺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幹了一件事，我以為皇上會因為我沒有盡快地懲治壞人來責備我，沒想到因為把該殺的人及早地殺了受到責難。我自知有失職守，還當更加勤勉，請陛下再寬限我五天，讓我把大壞蛋都殺光，那時再來聽從陛下的處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李膺的這番話，說得桓帝左右為難，無法辯駁，只好回過頭對張讓說：“這全怪你的弟弟有罪，司隸校尉沒有錯。”從此以後，太監們怕了李膺。有時連桓帝也感到奇怪，桓帝曾問那些很有權勢的太監：“現在為什麼你們休假也不回家呢？”這些人流著淚磕頭說：“我們怕李校尉啊！”桓帝終于明白了，這些太監作惡太多，恐怕一出了宮門，就會被抓住殺頭。

　　在當時的官僚文人集團中，還有許多人積極地打擊宦官勢力，東海相黃浮殺死徐宣就是一個著名的事例。“五侯”之一的徐璜把弟弟徐宣安排當了下邳縣令，徐宣曾經向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兒求過婚，遭到了拒絕。李暠的家鄉恰巧在下邳，徐宣到任時，李暠已死，徐宣就在上任的頭一天把李暠的女兒抓到衙門，一邊說笑，一邊將李女射死，並把屍首埋在衙門的院里。黃浮知道此事後，立即逮捕了徐宣，將其處死。

　　徐璜當然不會放過他，便到桓帝面前哀哭求告，結果，黃浮被逮捕罷官。

　　官僚文人集團的正直行為是不會為宦官們所容的，他們尋找時機，準備來一次大反撲，他們不僅要除掉李膺等人，還要把那些聚眾清談、抨擊朝政的“黨人”一網打盡。這樣的機會終于來臨了。

　　張成其人神通廣大，結交宦官，橫行不法，連皇帝都聽說過他。他從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頒布大赦令消息，就慫恿兒子殺人。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張成的兒子，就在這時，大赦令也頒布下來。可是李膺知道張成預先得知了消息，加上十分仇視宦官集團，就沒有遵守大赦令，殺了張成的兒子。這一下，宦官集團抓住了把柄，由張成的徒弟上書給皇帝說李膺不遵皇命，並誣告他交結京城的太學生和各郡的讀書人，結黨營私，誹謗朝政，敗壞風紀。

　　在宦官們的唆使慫恿下，桓帝詔告天下，大捕所謂的“黨人”，除李膺之外，還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學生被捕。這些人身戴刑具，囚在獄中，以被蒙頭，受到嚴刑拷打。李膺不僅骨頭硬，鬥爭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詞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們越審越覺得要引火燒身，也就不敢再行追問。

　　當時，太尉陳蕃極力反對逮捕迫害“黨人”，他上書給桓帝，義正詞嚴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獄加以刑審的人，都在海內外很有聲望。他們都忠心耿耿地為國分憂，對這樣的人，即使給他們子孫十代人以優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隨便逮捕審訊他們呢？”要他在判決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簽字，被他嚴厲地拒絕了。

　　桓帝皇後的父親竇武平時很喜歡結交太學生，他為營救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書給桓帝，桓帝不許，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挾。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桓帝覺得再搞下去會盡失人心，只好釋放了這些人。但作出了明確規定，禁錮終身，不得再做官。

　　這就是東漢時期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不久，桓帝就去世了，靈帝年幼，就由竇太後臨朝聽政。當初，竇太後之所以能被立為桓帝的皇後，官僚文人集團的首領出了很大的力，竇太後掌權之後，陳蕃、竇武等人當然倍受重用。陳蕃與大將軍竇武共參政事，李膺等人也陸續得到起用。這樣，陳蕃、李膺與竇太後、竇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勢力就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為了澄明政治，陳蕃、竇武等人極力主張鏟除宦官勢力，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職。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陳蕃勸竇武說：“過去蕭望之死于宦官石顯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喬又遭了滅族之禍。現在靈帝乳母趙嬈及女官們又與宦官串通一氣，迷惑竇太後。我為大將軍考慮，除禍從速，千萬不可遲疑。”

　　于是，竇武向太後提出建議說：“宦官的職責在于管理宮中雜務，絕無權力過問朝政，而現在宦官們手握重權，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騰、怨聲載道，正是為此，應將這些作惡的太監一並鏟除。”太後不聽，陳蕃親自勸說太後道：“我知道言不直則行不正，上欺蒼天，下負人望，所以不敢不說。冒險直言，必然遭忌，但我寧願被殺頭，也不敢有負天下人。現在京師里喧嘩吵囂，全在議論宦官侯賢、曹節、王甫及夫人宮女等亂政之事，已到了順他們者昌，逆他們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時間殺了宦官蘇康、管霸，可謂人神共慶，但不久又寬容了曹節等人，那可太危險了。”竇太後還是不聽。

　　陳蕃、竇武準備以武力消滅宦官，他們先逮捕了鄭颯拷問，供詞中累及曹節等人，竇武上書請求逮捕曹節和王甫，他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傳送奏章的太監朱瑀看到奏章後，又驚又怒，故意破口大罵：“有罪的太監當然可以殺頭，像我們這樣的人怎麼也要全家抄斬呢？”于是，他大聲呼喊道：“陳蕃和竇武上書太後，要廢掉靈帝，殺盡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個身強力壯的太監，歃血盟誓，準備殺掉陳蕃、竇武。曹節聽到後，也哄騙靈帝，讓他持劍帶兵出宮，下令緊閉宮門，收攏印信符節，威逼中書省起草詔令。他們救出鄭颯，軟禁了太後，並搶走印璽，拿著聖旨去抓竇武。竇武跑進兵營，大聲傳令說：“太監造反，平反者封侯！”竇武集合了數千士兵，殺了前來抓他的人，準備抵抗。

　　到了天明，兩軍對壘，王甫假傳聖旨，對士兵們喊話說：“竇武造反，你們是保衛皇帝的禁軍，不能聽他指揮，誰先投降過來有賞！”士兵見王甫手拿聖旨，平素又怕慣了太監，就紛紛跑了過去。到了早飯的時候，竇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竇武騎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無路，最後自殺身亡。

　　陳蕃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學生和部下，手持武器衝進承明門，正與王甫相撞。王甫立命逮捕陳蕃，但士兵們誰也不敢上前，雖然陳蕃已七十多歲，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視。最後王甫讓人把他圍了十幾層，才算把他抓住，當天即殺死了。

　　竇武、陳蕃的家人、學生及有牽連者都受株連，或殺或貶，無一逃脫。至此，官僚文人集團被徹底擊敗，宦官勢力更為猖獗。

　　但宦官對官僚文人的迫害並不就此結束。在宦官們殺死陳蕃、竇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氣的太學生密切聯合，相互標榜，乃至互立雅號，在一起清議朝政，有很大的社會影響。他們稱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瑀為“八俊”；稱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稱張儉、岑責、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極”；稱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他們認為，“八俊”是“人之英”，“八顧”能“以德行引人”，“八極”能“導人追宗”，“八廚”能“以財救人”。

　　在這三十五人中，數李膺的名聲最大，除了所謂的竇武、劉淑、陳蕃“三君”之外，李膺可謂獨佔鰲頭。第二次“黨錮之禍”，就是由朱並告發“八極”之一的張儉引發的。

　　張儉是山陽高平人，曾被任命為山陽督郵。大宦官侯覽的家鄉在山陽防東，侯覽縱容家人橫行不法，殘害百姓，罪不容誅，張儉就上書請求誅殺其中罪大惡極者。奏章到了侯覽那里，他隱藏不報，雖未發案，可從此懷恨在心。朱並是張儉的同鄉，曾遭張儉廢棄，這次，朱並見宦官毀了官僚文人集團，正在大肆排斥異己，就想借此機會復仇，並撈取官職。

　　于是，朱並誣告張儉與同郡的二十四人結成私黨，分別立號，並與“八俊”、“八顧”聯絡，一同密謀，“圖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個準，靈帝立即以圖謀不軌罪下詔逮捕張儉，宦官曹節又暗中使人說服靈帝再擴大逮捕范圍。就這樣，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處死，此外死于獄中的還有一百多人；六七百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被禁錮，一千多名太學生被逮捕。

　　宦官們為了不讓正直的文人東山再起，形成勢力，長期不懈地追捕搜查，這種迫害，一直延續了十五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年）才最後停止。這就是東漢時期第二次著名的“黨錮之禍”。

　　在這次黨錮之禍中，被殺的不僅有名士，還有一些沒有被記入正史的，他們的事跡也非常感人。例如：李膺因黨錮之禍死在獄中，他的弟子和原來的下屬官員都受到牽連，被削官為民，終身禁錮，不得再次當官。當時，侍禦史景毅的兒子是李膺的學生，因為名冊上沒有他的名字，便沒有被貶。景毅慷慨地說：“本來因為李膺有才有德，我才把兒子送去做他的學生，哪里能因為名冊上漏掉了我兒子的名字，就讓他逍遙茍且呢？”于是就上書說明情況，拒絕讓兒子回家。

　　高城（今河北鹽山）人巴肅被列入黨人名單以後，主動坐車到縣衙去投案，縣令很感動，打算扔掉官印和巴肅一起出逃。但他甘願赴難，不同意逃走。

　　徵羌（今河南圓城東南）人范滂免官在家，後來朝廷下詔迅速將范滂逮捕入獄，本郡督郵（負責代表太守督察鄉縣、宣傳朝廷命令、捕捉逃亡等事的郡吏）吳導拿著詔書來到范滂所在的縣，把詔書揣在懷里，在驛館痛哭。范滂聽說以後，主動來到縣衙的牢里。縣令郭揖趕快出來，扔掉官印，準備領范滂逃走。范滂說：“只有我死了，禍患才會停止。哪里敢因為我的罪過使你受連累呢？”（注：此已列入正史，《後漢書》有《范滂傳》）

　　張儉因為黨禍逃亡在外，處境艱難、窘迫，但他每到一處，人們總是冒著家破人亡的危險收留他。張儉經過的地方，因窩藏他而被處死的有十多人。後來流亡到東萊（今山東境內），藏在李篤家里，外黃（今河南民權縣）縣令毛欽，帶著兵器來到李篤家。李篤對毛欽說：“張儉逃亡在外，不是他的罪過。即使找到他，難道你忍心抓他嗎？”毛欽撫著李篤的肩膀說：“你為什麼獨自講求仁義而不讓別人也為君子呢？”說完，嘆息著走了。張儉因此而幸免于難。

　　在這次“黨錮之禍”中，李膺、范滂、張儉等許多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所表現出的氣節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們的行為對後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每當姦佞當道、朝政黑暗的時候，他們就被後人引為榜樣，成為激勵後人抗爭黑暗勢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團被連根拔除以後，宦官就更加肆無忌憚了。靈帝時期形成了以張讓、趙忠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個太監，幾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權，連靈帝都很怕他們，靈帝經常說：“張常侍是我爹，趙常侍是我媽。”至于朝內外官員對“十常侍”的趨奉，那就更不用說了。

　　扶風地方有一個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為了升官，他就盡力結交張讓的仆人，後來張讓的仆人吃得飽了，孟佗還是沒有提出要求，倒是張讓的仆人沉不住氣了，主動問孟佗說：“您有什麼為難的事，我們一定替您辦！”孟佗說：“沒有什麼事，只需要您給我磕個頭。”張讓的仆人答應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見張讓，故意去晚，等候在張讓門前的起碼有一千人，張讓的管家遠遠地看到孟佗，就率領一群仆人，來到孟佗的面前，一齊跪下磕了個頭。來拜見張讓的那些人全都驚呆了，以為孟佗肯定極受張讓的重視，就都紛紛給孟佗家送禮。孟佗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禮轉送給了張讓，張讓很高興，就任命孟佗為涼州刺史。

　　後來，“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極端混亂，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抗，何進、袁紹等人密謀除掉宦官集團，但何進反被張讓殺死。袁紹帶兵衝進宮去，見宦官就殺，甚至連沒有胡須的男人也殺了，一氣殺了兩千多人。“十常侍”脅迫漢獻帝逃走，被袁紹追至黃河邊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殺。從此東漢進入了軍閥割據混戰的時期。

　　官僚文人集團雖敗在宦官集團的屠刀之下，但其意義卻永不泯滅。一是其堅強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論是誰都無法完全抹殺，這種精神，保證了中華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也不會徹底喪失良心和導向，也不會完全沿著卑庸和無恥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們開了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聯袂抗爭的先河。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直到清朝“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官僚文人學子的迫害始終沒有停止過。不論是宦官勢力、外戚勢力還是所謂正統的皇權勢力，大都對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討厭有加，甚至進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漢代的宦官集團那樣露骨，而是變得更加精致巧妙，風行近兩千年的文字獄，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總是不討封建統治者的喜歡？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人代表了一種理想，一種不滿足的要求。他們總是站在社會現實的前面去呼喚更好的現實出現，因而，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又都是現實社會的批評者，他們不討統治者的喜歡，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如果他們處處時時與現實同步，那社會就失去了前進的導向和精神動力，只能墮向平庸、無恥乃至倒退的深淵！

　　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總是伸長了脖子去挑社會的刺，也許他們伸長了脖子本來就是為了挨殺。不過，也正是因為他們昂起了強硬不屈的頭顱，中國的古代社會才得以延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