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國人其實非常解放，無不敢想，無不敢幹。西方許多國家的王室維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兩千年，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生來就容易做開天辟地的夢，許多人還真的心想事成，否則，中國歷史上哪來的那麼多朝代呢？

　　然而，開國要有“道”。若回過頭來看看，就會發現權力的轉換有這樣一條重要的“歷史規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後繼者才能完成大業。

　　中國歷史上，陳勝、吳廣首倡起義，但來勢雖猛，卻很快被秦軍鎮壓下去，陳勝、吳廣也隨之身亡。在陳勝、吳廣起義的旋風里，項羽、劉邦分別拉起了各自的隊伍，于抗擊秦軍的過程當中“壯大了人民隊伍”，最後推翻了秦朝。後來楚漢相爭，劉邦戰勝項羽，建立了西漢王朝。西漢末年，綠林、赤眉起義軍把王莽的大軍打得一敗涂地，但最後成功的不是首倡起義的王匡、王鳳和樊崇等人，而是隨之起義的漢室宗親、南陽豪強地主劉秀。劉秀後來壯大了自己的勢力，攻滅了義軍，重建了漢朝，稱之為東漢。在反隋的農民大起義中，翟讓、李密領導了瓦崗軍，竇建德曾建大夏國，杜伏威等人也領導了一支強大的起義軍。這三支起義軍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後來反隋的關隴貴族李淵、李世民父子既鎮壓了農民起義軍，又推倒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開國也是如此，成吉思汗雖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統一了蒙古各部落，稱為大汗，到了其子孫的手里，才滅金國和南宋，統一了中國。明朝的建立跟漢朝、唐朝的建立極其相似。韓山童、劉福通首舉義旗，創建紅巾軍，聲勢浩大，元朝為之震動，但紅巾軍不久便敗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領義軍一部渡過難關，獲得了發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敗了陳友諒的另一支義軍，最後建立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爾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樣，只是統一了各個部落，他雖稱清太祖，實未統一全國，真正的清朝的開創者，是他的後代。

　　如此算來，中國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這種方式建立的。為什麼開創者很難成功，而後繼者卻易于成功呢？其實，這並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換代的一種規律。其原因很簡單。一，開創者往往只能對舊的王朝作猛烈的一擊，大多不能持久，起義隊伍要經過一個分化重組的過程。二，開創者往往不是能夠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氣之勇，缺少一個淘汰選擇的過程，因缺少經驗，所以易于敗亡。三，後繼者有三條優勢：其一是舊的王朝已受重創，處于搖搖欲墜的狀態，易于將其擊垮；其二是後繼者繼承了前人的經驗，不必再走彎路；其三是後繼的領導者多是從艱苦的鬥爭中磨煉汰選而來，具備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條優勢，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取得王權，開國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麼？毫無疑問，是固權。所以，固權乃開國帝王第一義也。

　　開國皇帝何以比其他後繼皇帝更需固權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一是開國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混進開國隊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將來會釀成大禍；其二是開國期間有許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誅殺，則功高震主、才大壓主和權大欺主三位一體，將來必成後患。

　　至于第三點，則要計之長遠，為子孫謀劃了。關于這一點，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謂意味深長。史載，朱元璋要賜死開國功臣李善長時，太子朱標曾向朱元璋進諫說：“皇父誅殺的人太多太濫了，恐怕有傷和氣。”朱元璋聽了，默無一語。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來，將一根長滿刺的荊杖扔在地下，要太子撿起來，太子面有為難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讓你拿著棘杖，你認為棘杖上有刺，怕傷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擔憂了。我現在誅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用意嗎？”誰知太子卻是一位飽讀聖賢書的書生，聽了父親這話，大不以為然，反而叩頭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這話明擺著說朱元璋是一個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當即提起身前的幾案擊打太子。幸虧太子在驚慌中拋出負子圖，使朱元璋憶起了與馬皇後背負太子同陳友諒作戰的艱難歲月，太子才免遭殺戮。

　　在中國歷史上，為鞏固權力而殺人最多的開國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了。朱元璋興胡黨和藍黨大獄，殺人數萬，開國功臣誅戮殆盡，確實避免了異姓王的造反，但他費盡心機，卻無法避免骨肉相殘。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終于奪了建文帝的權，對親族誅戮之殘酷，可謂史無前例。

　　歷史不是一匹馴服的馬。像朱元璋那樣徹底地殺掉功臣，很難將皇位維持長久；像東漢光武帝劉秀那樣“以柔治國”，未殺一個開國功臣，而是與之結為姻親，但裙帶的柔情終于抵擋不住旺盛的權欲，還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專權的巨大弊端。那麼舍其兩極，取其中間，採取又打又拉，拉、打結合的辦法是否可以呢？中國的歷代王朝中也有做過不少這樣嘗試的，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樣才能避免殺戮和混亂呢？難道歷史就是用鮮血和權力的“棘杖”組成的嗎？

　　孟子說：“不嗜殺者能一之。”其意是說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這一信條，在歷史上實現了多少呢？

　　明朝初立之時，朱元璋確實是宵衣旰食，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見大臣，批閱奏章，沒有什麼文化娛樂活動，衣食起居也十分儉樸。盡管如此，在戰爭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還是用各種方法營私舞弊，盤剝農民，一些跟隨朱元璋南徵北戰的功臣夙將也恃功自傲、恃權自專，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奪，剛剛緩和的農民矛盾又趨尖銳，許多地方竟爆發了小股農民起義，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殘余勢力還在不斷騷擾，東南沿海一帶又有倭寇出沒，剛剛建立的明朝處于內憂外困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採取了一係列的固權措施。

　　第一，改革官制。

　　削弱了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權力，把這兩個主管行政和軍事的要害部門分成幾塊，又把親王派往各地監軍，這樣，大權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第二，建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禦史，施行嚴刑峻法。

　　都察院的權力是糾察百官的得失。監察禦史的官品雖然只有七品，但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姦邪、擅作威福、小人構陷、擾亂視聽，以及貪贓枉法、變亂祖制和學術風氣等都在糾劾的范圍之內。

　　《明律》中的許多規定在今天看來確實是十分殘酷的，例如：凡姦邪進讒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處斬；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進諫，使之免于死罪的，進言者也要被處斬；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員，如果聽從了上司的主使，減輕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罰，也要被處死，並將其妻子充作官奴，家產沒入官府。對于貪污，朱元璋的認識十分深刻，認為這直接關係到政治風氣乃至國家的生死存亡，他說：“吏治之弊，莫過于貪墨。”認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絕無可能。于是，《明律》規定，官吏必須廉潔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車，也不能捎帶私人財物，附載衣服等不得超過十斤，每超過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鞭。凡貪污者，至輕之罪也要發配到北方邊地，如果貪污數額折價超過六十兩銀子以上，處以梟首、剝皮、實草之刑。其具體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頭，然後再剝下皮，把頭挂在桿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門口旁邊的土地廟外，或是擺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後來的官吏，不得再行貪污。朱元璋的這一招雖不太人道，卻十分有效，法令實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轉。

　　但盡管如此，還是有些官吏膽敢以身試法，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與戶部侍郎郭桓勾結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贓糧七百萬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處死。經過拷打，又牽連了許多人，最後殺人總數，包括官吏和地主竟達數萬人之多。在這種嚴刑峻法和“運動”打擊結合的綜合治理下，洪武年間的吏治總算呈現出了新的面貌。

　　第三，對官吏實行特務統治。

　　朱元璋設立了巡檢司和錦衣衛，讓巡檢司專門負責盤查全國各地的過往行人，人們被限制在方圓一百里的活動范圍之內，如有超出，須事先弄得“路引”，這是防止人民串聯造反的重要措施；錦衣衛則是專門負責監視百官的動靜的，就連街衢之上，也滿布錦衣衛。這樣，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過皇帝的耳目。一次，博士錢宰罷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對錢宰說：“昨天做得好詩！不過我並未‘嫌’你啊，改作‘憂’字怎麼樣？”錢宰一聽，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連忙跪下叩頭。好在朱元璋並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責，而是要顯示自己的無所不知，錢宰才算沒有惹出大禍。吏部尚書吳琳告老還鄉，已是無所作為，但朱元璋還是不放心，常派錦衣衛去監視他。一天，特務向田間插秧的一個老農夫問訊道：“這里可有個退了休的吳尚書嗎？”那老人拱手答道：“我吳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這一消息，知道吳琳並無異志，十分高興，獎賞了吳琳。大學士宋濂是著名的學者，對朱元璋可謂赤膽忠心，但朱元璋還不放心，經常派特務監視。一天，宋濂在家請客，特務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單匯報給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問宋濂請客及菜肴的情況，宋濂把所請客人和菜肴情況一一據實回答，朱元璋聽後十分滿意地說：“宋學士所說皆實，沒有騙我！”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在家生悶氣，監視他的人認為有可能是對皇上不滿，就偷偷地把他生氣的樣子畫了下來，交給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時，朱元璋問他何故生氣，宋訥做了解釋，朱元璋知道他生悶氣與朝事無關，才不追究。宋訥非常奇怪地問太祖怎麼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張畫像拿出來給他看，結果宋訥幾被驚倒。

　　就這樣，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動輒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謂的“慎獨”，哪里還敢有不臣之心呢？

　　第四，實行輿論控制，以建立他在人們意識中的崇高地位。

　　在時人看來，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賤，祖祖輩輩都是替地主幹活的農夫，而且他本人還做過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僅不符合當時的標準，簡直對民眾是一種污辱。尤其是許多貴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根本不願出來做明朝的官。對于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例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兩人為了找借口不出來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斷。朱元璋聽說了，就特意把他們招來，當面質問：“過去世道動亂的時候，你們住在哪里？”他們回答說：“紅寇竄亂之時，我們住在閩、贛一帶。”朱元璋一聽，勃然大怒，他起自紅巾軍，夏伯啟竟敢把紅巾軍稱為寇，實是膽大包天，當即下令把他們處死，並命令凡是不聽徵召、不與政府合作的知識分子，一律殺頭抄家。

　　無意當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無中生有地構陷的人，朱元璋也橫加殺害。例如，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的《萬壽賀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讀作“發髡”，即剃去頭發，朱元璋懷疑是諷刺自己當過和尚。“藻飾太平”與“早失太平”同音，這位教諭當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讀作“帝非”，朱元璋也懷疑這是呂睿暗示他不能當皇帝，也將之殺頭。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其中“式君父”可讀作“失君父”；祥府縣學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讀作“去發”。朱元璋認為這些立辭都是對自己不敬，將他們全部處以死刑。逢年過節或是謝恩上表，這些文人總免不了要寫一些歌功頌德的話，誰知卻大遭其殃。最為怪誕的是杭州學府教授徐一夔為本府起草的《賀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句，這本是極盡頌揚的話，誰知朱元璋見了大發其火，他說：“‘生’者，僧也，這是罵我當過和尚；‘光’則禿也，說我是個禿子；‘則’音近賊，是說我當過盜賊。”這位拍馬屁拍到驢錭上的教授，只好嗚呼哀哉了。在這種嚴酷的文字獄的統治之下，文人學士只好縮頭縮腦，別說高談闊論，發表什麼政治見解，就是平時說話作文，也要小心萬分，否則，不知什麼時候，橫禍就會飛到自己的頭上。

　　朱元璋識字不多，卻特別忌諱有人在文字上衝撞他，對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詩文詞句，也格外見愛。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訪，到了江淮一帶的多寶寺，見寺中多宣多寶如來的佛號，就對侍從說：“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隨行的學士江懷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較群臣，就馬上趨奉道：“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聽大喜，把江懷素提升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帶遇到以前的故友陳君佐，陳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帶他出入淮揚一帶。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飯，忽有所思，又出對道：“小村店三杯五盞，沒有東西。”陳君佐脫口而出對道：“大明君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極其高興，想讓他隨侍左右，當一詞臣，陳君佐卻過慣了逍遙自在的生活，不願意隨侍，朱元璋也未勉強。又過了幾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見他文採風流，相問之下，知他是重慶府監生，朱元璋便命他屬對，自出上聯道：“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開口對道：“一人為大，大邦大國大明君。”朱元璋聞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兩黃金。

　　朱元璋用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鞏固了統治，樹立了自己的威信。同時，他對于一些謀反或是不馴的功臣，也決不手軟。“胡惟庸謀反案”和“藍黨大獄”不僅是明朝的兩次大獄，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獄。這兩次大獄共殺死了四五萬人，朝廷官員幾乎為之一空。自此以後，朱元璋的權力“棘杖”上的確沒有扎手的硬刺了。

　　在明朝的開國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當推徐達、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當推李善長、劉基。劉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無有不中，對朱元璋封賞的官職多次拜辭不受，因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難容人，跟他共事長久，必不免有殺身之禍。而李善長卻官至右丞相，封韓國公，有驕矜之態。朱元璋漸感不滿，想換掉李善長，讓劉基為右相。劉基說：“善長是有功的老臣，能夠調和各將的人際關係，不宜馬上把他換掉。”朱元璋很奇怪地問道：“善長多次說你的短處，你怎麼多次說善長的長處呢？我想讓你做右相，不知怎樣？”劉基頓首說：“換相好比換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斷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種小材，怎能當右相呢？”朱元璋問：“楊憲如何？”劉基說：“憲有相材，無相器。”又問：“汪廣洋如何？”又答：“器量惼淺，比憲不如。”又問：“胡惟庸如何？”劉基急忙搖頭道：“不可！不可！區區小犢，一經重用，必至轅裂犁破，禍且不淺了！”

　　不久，楊憲因誣陷人而被處死，李善長又被罷去相職，胡惟庸逐漸升為丞相。他聽說了劉基對自己的評價，懷恨在心，就誣陷劉基的兒子，又害了劉基。劉基憂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護送回青田，不久去世。

　　害死劉基之後，胡惟庸更加揚揚得意，肆無忌憚。他恃權自專，朝中生殺陟黜之事，不待奏聞，就自行決斷，對于送來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閱，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報。朝廷勢利之徒，竟走其門，胡家珍寶金帛，積聚無數。魏國公徐達看不順眼，就給朱元璋上了密本，說胡惟庸姦邪，應加誅除。朱元璋沒有相信徐達的話，反給胡惟庸知道了這件事，胡惟庸因此對徐達懷恨在心，就私下里買通了徐達家里的看門人，讓他誣告徐達。誰知弄巧不成，這計謀被自己的守門人報告了徐達，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懷疑，胡惟庸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膽，恐怕遭到不測，等了幾天，竟然沒事發生，才逐漸放下心來。自此他收斂了一陣。

　　後來胡覺得自己應當再找個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長，李善長雖不當丞相了，但還是十分受朱元璋倚重，經常出入宮廷。胡惟庸請人作伐，把女兒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長這一靠山，不覺又趾高氣揚起來。正巧，胡惟庸定遠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長出了竹筍，高及數尺，一班趨炎附勢之徒都說這是大吉兆，又有人說胡家的祖墳上每天晚上有紅光照耀天空，遠及數里。胡惟庸聽了，更覺得是吉兆，越發得意。

　　恰在這時，德慶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龍鳳儀仗而被賜死。平遙訓導葉伯巨上書勸諫朱元璋，說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過迫切，結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關進大獄，活活餓死。安吉侯陸仲亨擅乘驛車，平涼侯費聚招撫蒙古無功，均被朱元璋下旨嚴厲責罰。汪廣洋罷相數年，由胡惟庸推薦，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劉基案被貶謫，汪廣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為，但一直替他隱瞞，在二次罷相之後，出居雲南，不久即被賜死。

　　官吏屢屢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人人生怕禍及己身。尤其是汪廣洋被賜死，更使胡惟庸覺得震動，他知道朱元璋遲早要懲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決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懲治而心懷不安的官吏爭取過來，結成黨羽，然後又托親家李存義到他的哥哥李善長那里探聽口風，李善長知道這是禍滅九族的事，起初不肯應允，經李存義再三說明利害，最後默許了。

　　從李善長的態度里胡惟庸得到了鼓舞，于是加緊謀反的準備活動。他把一些亡命之徒結納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組成衛隊，並把天下兵力部署情況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東南沿海一帶的倭寇聯結，引為外援，還結交了一些掌握兵權的人，準備一旦事發，就起兵響應。他又秘密結交日本國派來的貢使，作為事敗之後的退路。

　　胡惟庸在覺得一切準備完畢之後，就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說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請朱元璋前去觀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話，車駕從西華門出發，準備前往。就在這時，內使雲奇突然闖入蹕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馬韁繩，極力勸阻朱元璋，說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勢太急，雲奇聲調急促，以致不能說得明白。朱元璋見此情景大怒，以為雲奇放誕不敬，就喝命左右用金錘撾擊。雲奇斷了胳膊，撲倒在地，氣息奄奄，但卻用手指著胡惟庸宅第的方向。

　　這時，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處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見胡宅中隱隱透出兵氣，朱元璋大驚，立即發兵前往捕捉。不一會兒，羽林軍就將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歸案，經人對質，胡惟庸無法抵賴，只得承認。

　　胡惟庸被牽至市曹，淩遲處死。

　　朱元璋當然不肯罷休，派出官吏四處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賬舊賬一同清算，由擅權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長等人謀反，由此牽連到的胡惟庸的親族、同鄉、故舊、僚屬以及其他關係的人皆被連坐族誅，此案先後殺掉了三萬多人。

　　過了十二年，藍黨之獄又成。

　　涼國公藍玉，是著名的武將，也是開國功臣，但為人桀驁不馴。藍玉與太子朱標是間接的親戚，往來很親密。藍玉在北徵時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來後對太子說：“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實在是太威風了，其行止不亞于皇帝。我還聽說燕地有天子氣，願殿下細心防備，免生不測。”太子生性忠厚，不願生事，就對藍玉說：“燕王對我十分恭順，決不會有這樣的事。”藍玉見太子不信，只好自找臺階說：“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訴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願我說的不中，不要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覺得燕王朱棣為人陰鷙沉穩，很像自己，就想立他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對，覺得于古禮不合，也對其他皇子無法交代，朱元璋只得立了朱標的兒子做皇太孫。

　　燕王朱棣見太子已死，無人替藍玉說話，在入朝奏事的時候就對朱元璋說：“在朝諸公，有人縱恣不法，如不處置，將來恐成尾大不掉之勢。”朱棣雖未明指藍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藍玉曾在太子面前說過朱棣，朱棣現在要施行報復了，再加上“縱恣不法”四字，更是確指藍玉。

　　在這種情況下，藍玉竟還率性而為，一點兒也不檢約自己。他出徵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衛的叛帥，自認功勞更大了，愈發得意揚揚，本以為回朝後定會大有封賞，沒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冊立皇太孫時，他滿以為會讓自己做太子太師，卻沒想到自己還是太子太傅，反倒讓馮勝、傅友德兩人做了太子太師。藍玉十分憤怒，扯著袖子大喊道：“難道我還做不得太子太師嗎？”他這一番鬧騰弄得朱元璋更不高興。

　　自此以後，藍玉上朝奏事，沒有一件能夠獲準，但他不僅不知收斂，還更肆無忌憚，即使陪皇上吃飯，也出言不遜。一次，他見朱元璋乘輿遠遠經過，便指著說：“那個乘輿的人已經懷疑我了！”

　　此語一出口，大禍即來。其實，藍玉並未像胡惟庸那樣謀逆，只是“禍從口出”罷了。

　　錦衣衛聽到了這句話，立刻告及朱元璋說藍玉謀反，並說他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河榮、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設計起事，欲劫皇上車駕。朱元璋聽了，正想殺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問青紅皂白，一齊拿到朝廷，並親自審問，再由刑部鍛煉成獄，以假作真，全部殺死。

　　僅此還嫌不足，凡與藍玉偶通訊問之人，皆不使其漏網，四面構陷，八方株連，朝廷中的勳舊，幾乎一掃而空。此次前後共殺一萬五千余人，與胡惟庸案殺人並算，共計近五萬人。

　　至此朱元璋還不罷休，藍黨之獄過後年余，穎國公傅友德奏請土地，不僅不準，反予賜死。宋國公馮勝，在缸上設板，用碌碡打稻谷，以做打谷場，聲響遠震數里，有仇人狀告馮勝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內，賜以酒食，說是決不相信別人的謠言。馮勝喜不自禁，誰知剛剛回到家里，即毒發而死。定遠侯王弼，在家里曾嘆息說：“皇上春秋日高，喜怒無常，我輩恐怕很難活下去了！”這一句話果然被特務告密，立即賜死。

　　這樣一來，開國功臣已所剩無幾，即便有幾個，也早已遠離朝廷，不涉政事了。

　　徐達、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領，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鄧四人都死在胡獄或藍獄之前；沐英鎮守雲南，總算偏遠無事；只有湯和絕頂聰明，他潔身遠引、解甲歸田，絕口不談政事，得以壽終正寢，活了七十多歲。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把開國功臣殺得如此徹底的，確實應數只有明一代，朱元璋從改變官制、改善吏治、嚴格法令、壓制輿論、殺戮功臣和特務統治六個方面集中權力，鞏固他的統治地位，可以說收到了相當的成效。自洪武年間及以後，明代的君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旁落過，至于燕王朱棣起兵爭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歷史的血腥至今猶能聞到，權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時光滑可手過呢？殺了近五萬人來鞏固皇權，試圖為子孫後代削出一把可以揮壓萬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權力之杖，其結果怎樣呢？還不照樣是叔侄爭位、宗室相殘？還不照樣是姦佞迭出、禍亂頻行？

　　其實，權力的“棘杖”內外都是刺，去了外刺，內刺猶在，是無論如何也去不了的。此杖棄之不得，握之扎手。這就是歷史，任何人對之都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