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對我而言確切無疑，無可辯駁，為此我給幾個出版商寄去了如下的信，我的信寫得格外謹慎，盡管我的作品還不夠成熟，並且充滿雜亂的尖叫，將想法扼殺在未孵化的雞蛋狀態是最常用的辦法。

　　先生：

　　隨信附上我的蟒蛇之巴黎生活觀察記錄，這部作品是本人長期生活經驗的結晶。我並非不知道目前反映潛伏狀態的作品繁多，不過每一種潛伏的狀態都在等待。如果不予答復，按照慣例，我將另投別處。

　　此致敬禮。

　　我特地用了幹脆和確信的口吻威脅他們，讓他們明白我還有別的可能。我沒有具體提到這些可能，我當然沒有，不過要顯出有很多可能，也就是說有無限的可能的樣子。我一下子感覺好多了，沒有什麼比無限的前景更好。

　　人們隨後會注意到我沒有在信里提及女人的主題，這是為了讓我的語氣聽起來不那麼像懺悔。

　　我剛剛放下筆就聽見門鈴聲。我一邊跑去開門，一邊迅速地梳理了一下頭發，整了整我的藍點黃領結，就像每次有人敲錯門時我所做的那樣。不過，這次沒有驚喜，門外站著的是我辦公室里的那哥們，還有兩個我從未見過的家夥。辦公室的哥們朝我伸出手來。

　　“我們從這里經過，我們幾個琢磨著來看看蟒蛇，可以嗎？”

　　我很生氣。有一件事情我特別在乎，那就是我的私生活。我不同意別人不打招呼就跑到我家來。私生活是神聖的，這正是某些國家的人們已經失去的東西。我也許正在看電視，或者正在無拘無束地思考，或者正為在法國能自由出版任何書籍想入非非。說不定德雷福斯小姐正在這兒，讓同事看見她在我家，得知我倆的親密關係，會讓她非常難堪。出于對名聲問題的考慮，黑人姑娘必須比別的人更加小心謹慎。

　　我什麼都沒有說，我無緣無故地焦慮起來，還好德雷福斯小姐不在。

　　他們進了屋。

　　我甚至沒來得及把讓?穆林和皮埃爾?布羅索萊特的照片從牆上取下來。我不喜歡別人嘲笑我，就像所有人一樣。首先，對于一個生活在有一千萬人口的大都市里的人來說——對不起，我又重復了，我會慢慢習慣不再重復的，如果可能的話——必須有一些完全屬于自己的東西，一些玩意兒，要麼是集郵，要麼有些自己的夢想，要麼有些自己的小秘密，總之，要有一種內在的生活。我不希望任何人，真正意義上的任何人自認為，在看到牆壁上的兩個真人的照片後自認為，我熱衷于沉醉在懵懂迷糊的狀態里接受別人的忽悠，然後被洗腦。如果洗腦效果沒達到，他們就會繼續忽悠。這就是法西斯分子所說的“要一直相信一直期望”。這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分子們的做法，就是這個直接引發了政治問題，引起了一係列像青春痘一般冒出來的事情，就像俄羅斯冬天之後的布拉格之春。當我看到“大親熱”自己不斷地打結直到完全無法自己解脫的時候，我更加珍惜我的自由和我待在家里自娛自樂的權利了，我的內在生活很重要。總之，人們不該指責我沒有喂養過蟒蛇，因為當我出生的時候，這兩位抵抗運動的英雄就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從本意到引申意義上的另一個世界，人的世界，他們已經在那里誕生了。

　　他們看了我的蟒蛇很長時間。“大親熱”在地毯上打盹，渾身軟塌塌的，就像一條泄了氣的自行車輪胎。它喜歡渾身軟塌塌地趴著，它此刻沒有繃緊肌肉打滾打結在地毯上爬來爬去。

　　“不錯嘛，你很幸運地找到了一個人照顧你。”辦公室的哥們說。

　　這話沒讓我高興起來。我憎惡他的玩笑。

　　他的一個朋友問道：“它吃什麼？”

　　這是一個我不喜歡的問題，于是我裝作沒聽見。

　　“蟒蛇，它吃什麼？”他又問了一遍。

　　“面條、面包、奶酪，就是這些東西啦。”我對他說。

　　蟒蛇吃老鼠、豚鼠、活兔子的想法讓我惡心，我盡量不去想這些。

　　“我們拿了點東西給你讀。”辦公室的哥們說。

　　他們掏出來的還不就是那些小冊子、小傳單、小文章之類的東西。

　　“你應該找到自己的方向，”辦公室的哥們說，“讀讀這些，多知道點東西，你不能再這麼下去了，你還能走出去。”

　　我把煙鬥裝滿點燃，學著英國人的樣子。當我焦慮時，我就嘗試著把自己想象成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有沉著冷靜的一面，這樣就沒有什麼能夠傷害到我了。

　　“他們最終會逮捕你的，你知道嗎！”辦公室的哥們說，“鄰居或者是別的什麼人會發現你，他們把你帶走，然後說是因為你健康出了問題。”

　　“我取得了許可，”我對他說，“我有在家養蟒蛇的許可證。我是守規矩的。”

　　“這個嘛，我很肯定，”他說，“我們所說的活著就是守規矩。”

　　他們走了。我走近我可憐的“大親熱”，把它摟在懷里。在一個沒有親熱的城市里當“大親熱”真難。我坐在床上，我把它摟在懷里久久地看著它，我似乎感覺從身邊得到了一個回答。我甚至置身于它的位置上流下了眼淚，因為它不是人類，它不會流淚。

　　我辦公室的一個同事從突尼斯南部度假回來，渾身曬得黝黑。

　　我提到這個是想表明我懂得看到事物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