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
經濟類
法律類
文化類
文學類
歷史類
軍事類
其他類
中文版前言：重復，是偶然還是歷史必然？
依黑格爾之見，重復（repetition）在歷史上發揮著明確的作用。某件事情第一次發生時，人們會視之為事出偶然。人們會認為，如果當初處理得當，這件事情大可避免發生。但是，一旦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那就意味著，這件事情具有深層的歷史必然性。1813年拿破侖第一次潰不成軍時，大家覺得他只是運氣欠佳；他再次在滑鐵盧一敗涂地後，大家都知道，他的時代已經終結……這道理不同樣適用于今日正在美國和歐洲發生的金融危機嗎？2008年9月它第一次衝擊市場時，人們覺得，這只是偶然現象，不必大驚小怪，可以通過更加有效的管理加以矯治；現在，金融崩盤的跡象日益明顯，人們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具有結構上的必然性。
且讓我們回到20世紀30年代。那時，希特勒推動排猶主義，把排猶主義當成敘事性解釋，以之解說普通德國人經歷的種種煩惱，包括失業、道德墮落、社會動蕩等。一句話，所有這些煩惱都是由猶太人一手造成的。虛構一套“猶太陰謀”，提供一個簡易的“認知圖繪”（cognitive mapping），倣佛如此一來，就能使一切一目了然。今天西方人對多元文化主義的仇恨，對外來移民的恐懼，不正以類似的方式運作嗎？怪異的事情不斷發生，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金融危機正在形成，而西方人對這些災禍的體驗卻是不明所以和不辨西東。這時，拒絕多元文化主義似乎是解決問題的一條捷徑。他們可以說，擾亂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正是那些來自外部的入侵者……因此，在西方國家正在興起反移民的浪潮——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的大開殺戒即其頂峰——與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某些關聯。Ｋ ()倣佛只要堅守自己的族裔身份，就能抵擋下列創傷性的事實——他們已經身陷無法明了的金融失血這一旋渦之中。但歸根結底，那個無法同化的“外來物”就是資本這個惡貫滿盈、自我驅動的機器。𣿅
布雷維克曾對自己的殺人行為做出回應，我們也可以借助于布雷維克的意識形態性自我辯白（ideological self-justification）來思考某些事情。布雷維克這位基督教“馬克思主義獵手”在奧斯陸殺害了七十多人，他的宣言絕非一個瘋子的不著邊際的胡言亂語，而是對“歐洲危機”所做的邏輯嚴密的解說。可以（或多或少地）把他的宣言視為正在崛起的反移民的民粹主義的隱含根基。它的前後不一昭示了這種觀點的內在矛盾。我們不得不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布雷維克是如何建構他的敵人的：他把三種元素（馬克思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伊斯蘭主義）融為一體，而這三種元素又分屬于不同政治空間（馬克思主義激進左翼、多元文化主義的自由主義和伊斯蘭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法西斯主義有個老習慣，即把相互排斥的不同特性（“布爾什維克—財閥的猶太人陰謀”——布爾什維克激進左翼、種族—宗教的身份）歸諸敵人。現在，這個習慣借屍還魂了。更具象徵意味的是，布雷維克的自命不凡徹底改變了激進右翼的意識形態。布雷維克鼓吹基督教，卻是個世俗的不可知論者：對他而言，基督教只是用來反對伊斯蘭教的文化建構。他反對女權主義，認為女性不應接受高等教育，但又讚成“世俗”社會，支持墮胎，自稱支持同性戀。此外，布雷維克把納粹特徵（同樣甚為具體，如喜愛中世紀北歐傳說，與瑞士親納粹的民歌手心心相印）與仇視希特勒結合起來：他崇拜的一個英雄是挪威反納粹抵抗運動領導人馬克斯馬努斯（Max Manus）。布雷維克反對穆斯林勝過他支持種族主義：他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穆斯林造成的威脅上。最後，布雷維克排猶，卻親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是反對穆斯林擴張的第一道防線。他甚至希望看到耶路撒冷聖殿的重建。他的看法是：猶太人只要不遍地開花，就沒有問題。正如他在自己的《宣言》中所言：“西歐並不存在猶太人問題（英國和法國例外），因為只有一百萬猶太人生活在西歐。一百萬猶太人，有八十萬生活在法國和英國。另一方面，美國擁有六百萬猶太人（是歐洲的六倍）。美國有著相當嚴重的猶太人問題。”他的這串數字體現了猶太復國主義納粹分子（Zionist Nazi）的終極悖論：這是如何可能的？𣿅
歐洲右翼對布雷維克的攻擊做出了回應，該回應提供了至為關鍵的一點。它的經典做法是，在譴責布雷維克的殺人行為時，強調不應忘記，布雷維克已經提出“對真正問題的合理關切”。主流政治未能應對伊斯蘭教化與多元文化主義對歐洲的侵蝕。或者，引用《耶路撒冷郵報》（ Jerusalem Post）上的話說，我們應該把奧斯陸悲劇“當成嚴肅重估挪威等地的移民融合政策的機遇”。順便說一句，如果聽到有人對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為做類似的讚賞，那該多好。比如，有人說，“應該把這些恐怖行為當成重估以色列政治的機會”。當然，這樣的評價自然隱含著對以色列的指涉：“多元文化”在以色列沒有生存的機會，種族隔離是唯一現實的選擇。要為簽訂這個純然變態的猶太復國主義—右翼主義協定付出的代價是，為了證明佔有巴勒斯坦是完全合理的，不得不回溯性地認可歐洲初期用以反對猶太人的論證路線。秘而不宣的交易是：“如果你們承認我們有權不去寬容巴勒斯坦人，那我們就準備認可你們對其他文化的不寬容。”這個秘而不宣的交易的悲劇性反諷在于，在上個世紀的歐洲歷史上，猶太人是第一批“多元文化主義者”：他們面臨的問題是，在另一種文化居于支配地位的情況下，如何使自己的文化毫發無損地幸免于難。附帶說一句，我們應該注意，在1930年代，在對納粹的排猶主義做出直接回應時，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這位對精神分析進行紳士化（gentrification）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陷入了怪異的沉思：一個國家要容忍佔多大比例的外來人口才不至于將自己的身份置于危險的境地。最後他接受了納粹提出的問題。在這種道路的盡頭，是一種決不可小覷的極端可能性：猶太復國主義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完全有可能達成“歷史性的協定”。
但是，如果我們正在進入這樣一個新世紀呢，在那里，這種新的推理即將發揚光大？英國2011年8月發生的騷亂暗示了這個走向。盡管騷亂是由馬克杜根（Mark Duggan）的可疑死因引發的，但人們通常都會認為，這些騷亂表達了更深層的惴惴不安。這是什麼性質的不安？與巴黎市郊2005年的焚車事件類似，英國的抗議者沒有任何信息要傳達。它與2010年11月爆發的學生抗議（後來變得血腥殘暴）形成了對比，因為那次學生抗議有要傳達的信息，即拒絕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很難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正在涌現的革命主體”的理論來設想英國的騷亂，原因就在這里。黑格爾的“烏合之眾”（rabble）更適宜于這些騷亂的分析。“烏合之眾”指那些處于有機社會空間（organized social space）之外，被阻止參與社會生產的人。他們只能假借破壞性暴力的“非理性”爆發，假借黑格爾所謂的“抽象否定性”（abstract negativity），來表達自己的積怨。或許，這就是黑格爾的秘而不宣的真面目，黑格爾政治思想秘而不宣的真面目：一個社會越是井然有序和神智健全，“非理性”暴力這個抽象否定性就越是要歸來。𣿅
有個老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個工人，守衛疑其偷竊。每天晚上他離開工廠時，都會若無其事地推輛獨輪手推車，守衛對這輛手推車再三檢查，結果毫無發現。手推車總是空空如也。後來守衛終于恍然大悟：那個工人偷走的，正是手推車。守衛檢查手推車時，只關注內容，忽略了形式，這與分析家在考察騷亂的隱含意義時的做派如出一轍。我們被告知，1990年發生的事件——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發出了意識形態即將終結的信號。曾經導致了極權主義災難的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運動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已經進入實用主義的理性政治的新紀元。不過，如果那個再三重復的老生常談——“我們正生活在後意識形態時代”——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它的意義就表現在這里，表現在正在進行的暴力迸發中，而且這種意義是清晰可辨的。抗議者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要求：我們看到的抗議是零度抗議，是不提任何要求的暴力抗議。看到社會學家、知識分子、評論家試圖理解和幫助那些抗議者，就會領略其中的反諷意味。這些人不顧一切地把抗議行為轉換為他們理解的意義，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忽略了騷亂提供的關鍵之謎。𣿅
盡管抗議者們實際上社會地位低下，還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但他們絕對沒有生活在饑餓的邊緣，也沒有掙扎在死亡線上。這些人在物質生活方面捉襟見肘，在生理及意識形態方面也是受盡壓迫，但他們一直都能自我組織，並把自己轉換成具有明確議程的政治力量。但事實上，他們沒有任何綱領。我們必須對此事實做出闡釋。它清晰地告訴我們，我們身處意識形態—政治的困境之中：我們現在置身其間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它自詡為“選擇的社會”（society of choice），但在這樣的社會里，在達成民主共識方面，唯一的選擇不就是盲目地投入行動（acting out）？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實是，在這個社會里，對體制的反抗是無法借助于切實可行的選擇來表達的，至少是無法借助于意義深長的烏托邦方案來表達的。這個事實是對我們困境的嚴厲指控。一旦只能在“被規則玩弄”和“（自我）破壞性暴力”之間做出選擇，我們那膾炙人口的“選擇自由”又何用之有？𣿅
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曾經鄭重其事地說過，我們生活在一個被日甚一日地體驗為“無世界”（worldless）的社會空間中。在這樣的空間內，抗議能夠採取的唯一的形式，就是無意義的暴力。無論納粹的排猶主義有多麼恐怖，它為我們打開了一個世界：它設置了一個敵人，即“猶太陰謀”，並以此描述它面臨的危急情形；它制定了目標，並指出了實現該目標的手段。納粹主義是這樣揭示現實的：它允許其臣民獲得全球性的認知圖繪，包括供其積極介入的空間。或許我們應該在此鎖定資本主義的一大危險所處的方位：盡管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的，也囊括了整個世界，但它支撐的卻是嚴格意義上的“無世界”的意識形態格局，並使多數人喪失了有意義的認知圖繪。資本主義是第一個消除意義整體化（detotalizes meaning）的社會—經濟秩序：在意義的層面上，它不是全球性的。根本不存在全球性的“資本主義世界觀”，根本不存在恰如其分的“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全球化的根本教益恰恰在于，資本主義能使自己適應所有的文明形態，從基督教到印度教或佛教，從西方到東方。只能在“有真相而無意義”（truth without meaning）這個層面上，把資本主義的全球之維概括為全球市場機制這一實在界（the real of the global market mechanism）。𣿅
保守派和自由派對動蕩局勢的應對之所以失敗，原因就在這里。保守派的應對，我們一猜便知：這樣的惡意破壞行為毫無正當性可言，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復秩序；想進一步阻止此類騷亂的發生，需要做的不是寬容和社會救助，而是奉公守法、艱苦勞作和責任感，等等。這類解說的虛假之處，不僅在于它忽略了一個事實——正是令人絕望的社會情形驅使年輕人走向了暴力，而且在于（這一點或許更為重要），暴力以這種方式噴發，是對保守意識形態的秘密前提的應答。保守派在1990年代發動臭名昭著的“回復本原” ()Ｋ運動時，它淫蕩的補充物顯然是由諾曼泰比特（Norman Tebbitt）的“永遠不要羞于暴露保守派無意識中的骯臟秘密”暗示出來的：“人不僅是群居動物，還是領土動物（territorial animal），必須把滿足部落制（tribalism）和領土性（territoriality）的基本本能列入我們的議事日程。”這才是“回復本原”的言內之意：重新張揚潛藏于高尚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偽裝之下的野蠻的“基本本能”。難道我們沒有在充滿暴力的抗議中遭遇同樣的“基本本能”？不是卑躬屈膝的下九流階層的“基本本能”，而是高高在上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本能”？1960年代，為了解釋當時流行的“性革命”——消除阻止自由性行為的傳統障礙，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引入了“壓制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一語：人的驅力是可以“去崇高化”的，是可以剝離其高尚的外殼的；但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夠保持其“壓制性”的品格。我們如今在英國大街上看到的，不正是這種“壓制性的去崇高化”嗎？也就是說，我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淪為“天然野獸”的人，而是歷史上特定的、由霸權性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制造出來的“天然野獸”，即處于零層面（zero level）的資本主義主體。
因此，思考下列問題是沒有意義的：面對騷亂，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做出了回應，相形之下，哪個回應更為糟糕？斯大林會說，它們全都糟糕透頂。關于這些暴力行為的真正危險之處，兩方均提出了警告，兩方的警告同樣糟糕透頂。這些警告存在于“沉默的大多數”對騷亂做出的種族主義回應之中。預測這種回應，可謂易如反掌。絕對不應該給這種回應貼上“反動”的標簽，將其一腳踢開。這種回應早已在自身“部落”活動的遮掩下發生：突然出現了區域群落（土耳其人、加勒比人、錫克教徒等）自己組織的自我防衛，他們以極快的速度，組織了民間警戒單位（vigilante units），保衛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財產。在這場衝突中，我們同樣應該拒絕偏袒任何一方：小店主是在保衛小資產階級，反抗對體制的抗議（地地道道卻又充滿暴力的抗議）？或者，那些保衛者是真正的工人階級的代表，他們在反抗促使社會解體的力量？抗議者的暴力行為幾乎是專門以這些人為目標的。被焚毀的汽車和被洗劫的商店並不屬于更富裕的街區：它們是某個階層來之不易的財產的一部分，而抗議者就來自這個階層。真正展示了這種形勢的悲慘真相的是，這場衝突發生在處于兩個極點的下層社會之間：一個極點在這個體制內成功地運作著，一個極點因為心灰意懶而難以為繼，現在能夠一展身手的，就是對自己群落的另一個極點發起攻擊。因此，使騷亂得以進行下去的衝突，並非只是發生在社會的各個部分之間；在最激進的層面上，衝突發生在非社會與社會之間（conflict between non-society and society），發生在將毫發無損的人和將喪失一切的人之間，發生在不承擔絲毫群落風險的人與承擔最高群落風險的人之間。𣿅
但是，為什麼抗議者會實施這種類型的暴力？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把這些騷亂描述為“有缺陷和不合格的消費者”的行為時，已經躋身于右翼之列。在他看來，至關重要的是，騷亂是消費主義的破壞行為大狂歡，是借助暴力展示出來的消費主義欲望。消費主義的欲望之所以通過暴力來展示，是因為無法以“正常”方式（購物）做到這一點。如此說來，騷亂也包含著如假包換的抗議的時刻，那就是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反諷性回答，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天天被這種意識形態狂轟濫炸：“你號召我們消費，同時又剝奪了我們以正常方式消費的可能性，那好吧，我們只能以我們僅有的方式消費！”因此，騷亂在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後意識形態社會”的真相，以痛徹肌膚的方式展示意識形態的物質力量。騷亂本身存在的問題並不在于它的暴力性，而在于下列事實：這種暴力並非真的自我張揚，用尼採的話說，這種暴力是被動性的，而非主動性的。它是軟弱無力的憤怒和絕望，卻拉著無往不勝的架勢。它是嫉妒，卻裝扮成了揚揚得意的狂歡。𣿅
危險在于，宗教必定會填補這個空白，並恢復意義。也就是說，要把騷亂置于這樣的一係列事件之內：這些騷亂會與另一種類型的暴力結合起來，而多數自由主義者如今把這種類型的暴力視為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威脅，即直接的恐怖襲擊和自殺爆炸。無論是恐怖襲擊還是自殺爆炸，暴力和反暴力都會陷入致命的惡性循環，每一種都促生它試圖與之作戰的武力。無論是恐怖襲擊還是自殺爆炸，我們都要面對盲目的“付諸行動”（passage act），而暴力意味著對自身軟弱無力的默認。不同之處在于，與巴黎或英國爆發的“零層面”抗議形成對比的是，暴力雖然發生了，卻不希望得到什麼，恐怖襲擊的發生卻代表著由宗教賦予的絕對意義。𣿅𣿅
齊澤克
2012 / 02 /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