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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脆弱的平衡。這種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了。它是被什麼打破的？當然是被欲望打破的。欲望是這樣一種力量，它迫使人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欲望的驅使下，人們最終進入一種體制。在那種體制中，絕大多數人是一定不怎麼快樂的。𣿅
因此，用阿蘭巴迪歐的話說，幸福不屬于“真”（truth）的范疇，而屬于“純粹的存在”（mere Being）的王國。也就是說，幸福本身也是混亂不堪、模糊不清和前後矛盾的。舉例說吧。一個德國人移民到了美國，有人問他：“你幸福嗎？”他的經典回答是：“我很幸福，但我並不開心（aber gl徂cklich bin ich nicht）。”幸福是異教才有的概念：對于異教徒來說，生活的目標就是感到幸福（“從此之後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這樣的觀念是基督教化了的異教觀念）；宗教體驗和政治活動被視為幸福的至高形態（參見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論述）。難怪某喇嘛近年來踏遍世界，傳播幸福的福音，大為成功。也難怪，他恰恰在美國這個（極力追求）幸福的終極帝國，擊起了最為強烈的反響。簡單說吧，“幸福”屬于“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顛覆“幸福”的，是對“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of 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堅守。𣿅
拉康曾對“幸福”一詞進行嚴格界定。從拉康的角度看，我們應該假定：主體感到幸福，是因為他沒有能力或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面對由自己的欲望導致的後果。由此觀之，要幸福，就必須付出代價。代價就是主體身陷自身欲望具有的矛盾，無力自拔。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假裝）渴望某些東西，但我們並不真想滿足自己的渴望。所以到頭來，我們會遇到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正式”滿足了自己的欲望。幸福本質上都是虛偽的：幸福就是對某些東西夢寐以求，但又並不真想得到它們。今天的左派用在炮轟資本主義制度時，提出了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無法滿足的要求，如“完全就業！”“保留各種福利！”“充分保障移民的權利！”這樣做，左派基本上是在玩弄虛偽的挑釁把戲。左派向主人（the Master）提出的要求，主人根本無法滿足，還會把主人的軟弱無力暴露無遺。不過，這種策略存在一個問題：不僅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滿足這些要求，提出這些要求的人也並不真想使自己心滿意足。例如，當激進的學院派要求充分保障移民的權利並開放國門時，他們真的不明白，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一旦這些要求得到滿足，成千上萬的新移民就會迅速淹沒西方發達國家，引發工人階級猛烈的種族主義反彈，並最終危及這些學院派享有的特權地位？他們當然明白這一點，但又對下列事實心存僥幸：他們的要求無論如何都不會得到滿足。這樣做，他們既能夠虛偽地維持自己清澈而激進的良知，又能繼續享受自己的特權地位。1994年，從古巴涌向美國的新一輪移民大潮一觸即發。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警告美國說，如果美國不停止煽動古巴人移民，古巴也將不再阻止他們。在隨後的幾天內，古巴當局真的袖手旁觀起來。幾千不受歡迎的新移民涌向了美國，這令美國尷尬不已。……如此做派與下面的趣事何其相似乃爾！某男大言不慚地向某女吹噓自己的男子漢大丈夫氣概，此女反唇相譏：“快拉倒吧！再不拉倒，你就真得去做你胡吹海侃的那些事情。”
在上述兩種情形下，要採取的姿勢就是直斥對方裝腔作勢，也即直面下列事實：令對方真正憂心忡忡的，恰恰是如其所願，即完全照其要求辦。Ｋ ()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姿勢，豈不會令激進的學院派惶惶不可終日？1968年學生運動時，社會上流傳著一句名言：“現實些吧，提些根本無法滿足的要求！”在這里，這句名言獲得了頗具犬儒和邪惡色彩的新意義。這樣的新意義或許自有其道理：“讓我們做現實主義者吧：我們這些學院左派分子既想彰顯自己的批判立場，又要充分享受這個體制賦予我們的特權。所以，讓我們提些根本無法獲得滿足的要求，以此抨擊這個體制。我們全都心知肚明，這些要求不可能獲得滿足，所以我們全都一清二楚，一切都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改變，我們還將維係自己的特權身份！”如果有人指控某公司犯有具體的金融罪行，那麼他就會身處險境，甚至有性命之虞；如果他請求那家公司資助他的研究項目，供他研究全球資本主義與混合後殖民身份（hybrid postcolonial identities）之形成這兩者間的關係，他完全可能賺個盆盈缽滿。
在幸福這個問題上，保守派反對無所不知（radical knowledge）。他們這樣做當然合情合理，因為知曉（knowledge）最終會令我們不快。人們通常認為，好奇乃人之固有天性。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藏有強烈的求知欲。拉康的看法與此相反。拉康認為，人類的天然態度是，“我並不想知道什麼”。即是說，人類基本上是反對知情太多的。人類在知識方面取得的每次真正的進步，都要付出代價，即與我們天然的心性進行痛苦的鬥爭。我們不讓自己知道某些東西，在這方面，如今的生物遺傳學（biogenetics）不是最明顯的證據嗎？導致亨廷頓舞蹈症的基因已被確認。 ()Ｋ我們不僅能夠精確斷定自己將來是否會患亨廷頓舞蹈症，而且能夠明確知道我們將于何時身患此症。此症的發作，源于基因轉錄錯誤（genetic transcription error）。所謂錯誤，就是CAG“口令”在基因中的斷斷續續的重復。Ｋ ()人在什麼年齡身患此症，取決于CAG這種基因在自身內部的某個位置中斷續重復的數量，鐵板釘釘，雷打不動。如果CAG重復40次，我們會在59歲時顯露病症；如果CAG重復41次，我們會在27歲時身染此疾。良好的生活方式、健美的身形、最佳的醫療、健康的飲食、家人的關愛和支持，全都無濟于事。這是純粹的宿命論，它絲毫不受環境變量因素的影響。醫治此病，目前為止尚無良方，我們只能作袖手旁觀之狀。 ()Ｌ我們可以檢測自己的基因，並獲知結果。如果結果呈陽性，我們會精確知道自己何時發瘋，何時死去。一旦知道了這個結果，我們該怎麼辦？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支配著我們的生命，我們要面對這種偶然性。我們還能設想比這種“面對”更明晰的“面對”嗎？
亨廷頓舞蹈症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心神不寧的選擇：如果我的家族有這種病史，我是否應該接受檢測，進而知道我是否（以及何時）將不可避免地身染此疾？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我無法忍受下列可能性，即知道自己將于何時死去，那麼（更為夢幻而非現實的）理想的解決方案就是這樣的：我授權自己充分信任的人或機構為我檢測，但並不告訴我結果。如果結果為陽性，那就在疾病發作之前，在我酣然大睡之時，出人意料又毫無痛苦地殺死我。……不過，這一解決方案存在的問題是，我知道，別人已經知道了（我的病情），這會摧毀我的一切，我會疑心重重，飽受恐懼的折磨。
拉康引起了對這種“知道別人已經知道”（knowledge about the Other’s knowledge）的悖論性身份（paradoxical status）的注意。以伊迪絲沃頓（Edith Wharton）的《純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為例。在這部小說中，丈夫與奧蘭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Olenska）偷偷摸摸地私通多年，還一直以為此事神不知鬼不曉。但他後來獲悉，他年輕的太太對他的風流韻事自始至終都一清二楚。或許這還為《廊橋遺夢》（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中的遺憾提供一種補救方式：如果在電影的末尾，即將死去的弗朗西斯卡（Francesca）獲知，在她看來頭腦簡單、做事踏實的丈夫，不僅對她和《國家地理》雜志攝影師之間的短暫風流史了如指掌，而且明白這段風流史對她意義非凡，為了使她免受傷害而一直守口如瓶。如果出現了這樣的場面呢？知曉之謎（enigma of knowledge）就表現在這里：某種情形的整個精神機理（psychic economy）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並不發生在下列時刻——主人公直接知道了某件事情（某個被長期抑制的秘密）；而是發生于這樣的時候——他突然知道別人一直都知道這件事情（主人公以為此人不知道），但為了維持局面，此人佯裝對此一無所知。這是怎麼可能的？一位長期偷情的丈夫突然獲悉，他太太一直對此一清二楚，但為了維持體面，或者更糟糕的是，出于對他的愛，一直都在保持緘默。還有什麼比這種情形更令人羞愧難當？𣿅
那麼，這個理想的解決方案豈不是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如果我懷疑自己的孩子患有某種疾病，就帶他去檢測，但又不讓他知道檢測的結果，並在他病發之前，在無痛的前提下取其性命？在這里，幸福這一終極幻象與匿名的國家機構這一幻象毫無差異：這樣的國家機構可以取我們的性命，卻又不讓我們知道。但是問題依然存在：我們是否知道別人已經知道了那件事情？通往純粹極權主義社會的大門洞開著。……破解這個僵局的出路只有一條：如果在這里顯現為虛假不實的東西，恰恰是解決問題的潛在前提呢？即是說，如果在這里顯現為虛假不實的東西，卻是這樣的觀念——我們最終的倫理義務就是保護他人，使其免于苦難，使其處于“保護性的不知不曉”（protective ignorance）的狀態呢？哈貝馬斯主張，要對生物基因操控（biogenetic manipulation）進行限制，因為它危及人類的自治、自由和尊嚴。 ()Ｋ哈貝馬斯如此主張，實際上是在進行哲學“欺詐”，同時隱藏了他的論證貌似令人信服的真正理由：他高談闊論的不是自治和自由，而是幸福。正是為了幸福的緣故，這位啟蒙傳統的偉大代表最終與主張“無知就是福”的保守派同流合污了。𣿅
哪種意識形態星係（ideological constellation）維係著這種“對幸福的追求”？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制作的極其成功的著名動畫係列電影《史前陸地》Ｌ ()，就對處于支配地位的自由的、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形態，做了或許最為透徹的展示。在那里，同一個信息被再三重復：我們各不相同，因為有些人強大，有些人渺小；有些人知道怎麼打仗，有些人知道如何逃跑；但我們應該學著忍受這些差異，應該這樣看待這些差異——它們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回想一下，不難發現，同樣的態度回響在近期的新聞報道中。在這些報道中，關押在關塔那摩灣的基地組織囚犯獲得了非同尋常的待遇：為他們提供的食物合乎他們特定的文化及宗教需要，他們獲準祈禱……表面看來，我們各不相同，但在內心深處，我們全都一樣：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全都驚惶失措和大惑不解，全都需要他人的鼎力相助。在電影的一首插曲中，邪惡的大恐龍唱著告訴我們，大恐龍是如何違反規則和肆意妄為的，是如何毀滅那些微不足道、孤苦無助的小恐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