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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鬥猶馬鎮》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貧窮的農夫——由范赫夫林（Van Heflin）扮演——急需200美元，以拯救自己的家畜，使其免于因幹旱而死去。他接受了一份差事，要把一個強盜——由格倫福德（Glenn Ford）扮演——從旅館（強盜被關押在那里）押送到火車上（火車載強盜去位于猶馬鎮的監獄）。當然，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展示倫理考驗的經典故事。要接受倫理考驗的，似乎是那個農夫，因為面對誘惑的是他。他面對誘惑的方式與更為著名的《正午》無異，雖然《正午》本不該以這種方式展示誘惑。這種方式就是：所有承諾幫助他的人全都逃之夭夭，因為他們發現，關押強盜的旅館已被匪幫重重包圍。這些匪幫發誓要救出自己的首領。被關押的強盜一會兒恐嚇農夫，一會兒又要賄賂農夫，沒完沒了。不過，最後一個場景回溯性地改變了我們對這部電影的感受：靠近火車時（此時火車已經離開車站），強盜和農夫發現他們與整個匪幫對峙。匪幫在等待時機，打死農夫並解救自己的首領。農夫已經毫無希望。在這個緊要關頭，強盜突然對他說：“相信我！我們一起跳到火車上！”簡言之，直接忍受考驗的是強盜，即那個顯而易見的誘惑之物。到末尾，他為農夫的正直所徵服，為農夫犧牲了自己的自由。𣿅
而且，如果適當更換一下用語，這不同樣適用于我們今天的所有人嗎？不同樣適用于“進步”的西方知識分子嗎？他們做出了義正辭嚴的判決，裁定我們社會中的工人或第三世界中的民眾怯懦地背叛了自己的革命天職，甘心屈服于民族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誘惑。生活安逸、收入頗豐的英法“激進左翼”，譴責南斯拉夫大眾在1980年代末屈從于種族的美妙宣傳。事實上被審判的恰恰是這些“激進左翼”，因為他們在檢測自己有關後南斯拉夫戰爭（post Yugoslav war）的認識時一敗涂地。這道理甚至還適用于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者（liberal multiculturalists）。他們哀嘆西方社會中興起的新右翼暴力（New Right violence）。對于他們譴責的現象，對于使他們在檢測自己的認識時一敗涂地的現象，他們採取了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度。……沒錯，死灰復燃的愛國者無疑屬于右翼。如今我們真的需要新的勇氣。美國（和歐洲）知識分子在對“911”事件及其後果做出回應時，明顯缺乏的也是這種勇氣。這種勇氣最終促使我們質疑自己的立場。
阿諾德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于1911年撰寫了他的主要理論宣言《和聲學》（Harmonienlehre）。在《和聲學》第二部分中，他開始反對調性音樂（tonal music）。他反對調性音樂的用語，不禁令人想起納粹排猶主義的小冊子：調性音樂早已成為“沉謼難起”和“退化變質”的世界，亟須一個使之凈化的方案；音調係統（tonal system）已經屈從于“近親交配和亂倫”；諸如減七弦（diminished seventh）之類的浪漫和弦都是“雌雄同體”、“遊移不定”和“四海為家”的。……由此提出下列主張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像救世主一樣預告世界末日的態度，是同一“更深精神境況”（deeper spiritual situation）的一部分，而“更深精神境況”催生了納粹的“最終方案”。但這恰恰是我們應該避免得出的結論：納粹主義之所以令人深惡痛絕，並不因為它有一套“最終方案”的說辭，而是因為它對“最終方案”做了具體的扭曲。關于這類分析，還有一個流行的話題，那就是大型舞蹈具有的所謂“原法西斯主義”（proto Fascist）的特質。大型舞蹈展示的是成千上萬個軀體的被規訓了的運動。這樣的大型舞蹈包括閱兵式，包括大型體育表演。如果在社會主義中看到了這一點，我們會立即得出結論：在兩種“極權主義”之間，存在著“更深的團結如一”（deeper solidarity）。這樣的分析步驟，即意識形態自由主義（ideological liberalism）的原型，是不得要領的：這樣的大型表演並非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的，但也不是“中性”的，它們等待著左翼或右翼來實施“拿來主義”。納粹主義從工人運動中竊用了它們。它們源于那里。𣿅
我們應該在這里把標準的歷史主義譜係學（即對源頭和影響的追尋等）與嚴格的尼採式譜係學區別起來。說到納粹主義，標準的譜係學是以追尋“原法西斯主義”因素或“原法西斯主義”內核表現出來的。納粹主義脫胎于這樣的因素或內核。這在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Ring）中就是哈根追逐萊因的黃金（Rhine gold），在德國浪漫派那里就是這些浪漫派使政治審美化。尼採式譜係學充分考慮的，是促成了新歷史事件的斷裂（rupture）。沒有什麼“原法西斯主義”因素專屬于法西斯主義，唯一使之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是特定的表述，或者用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的話說，所有這些因素都是法西斯主義“外借”（ex- apted）來的。換句話說，根本不存在“‘先于文字’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 avant la lettre）”，因為使法西斯主義從一堆因素中脫穎而出的，正是文字（命名）。Ｋ ()
依據同樣的道理，我們應該徹底抵制下列觀念：從自我控制到身體訓練，所有的規訓都是“原法西斯主義”特有的。應該摒棄“原法西斯主義”一語。它是典型的虛假概念。這個虛假概念的作用在于阻止我們進行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當我們說，由成千上萬的軀體組成的景觀是“原法西斯主義”的，或者，當我們說羨慕體育運動（諸如登山之類的體育運動通常需要艱辛的努力和頑強的自我控制）是“原法西斯主義”時，我們絕對什麼也沒有表達出來，只是展示了一個朦朧的聯想，而這樣的聯想掩蓋了我們的無知。幾十年前，李小龍等人的功夫電影風靡一時。那時，我們面臨的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階級意識形態（working class ideology）：年輕人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門就是規訓自己唯一的財產，即自己的軀體。這難道不是明擺著的事情嗎？“愛咋的就咋的”和“隨它去”的態度，沉溺于自由而放任自流的態度，屬于那些可以為此買單的人們。年輕人除了對自己進行規訓，一無所有。“壞”的身體規訓（如果真有“壞的身體規訓的話）不是集體訓練，而是慢跑和健身運動。慢跑和健身運動是實現自我內在潛能的主體機理（subjective economy）的一部分。難怪陶醉于自己的身體，幾乎是左翼激進派義不容辭的行為的一部分：如果他們想在實效政治（pragmatic politics）方面表現得“成熟”，陶醉于自己的軀體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從簡方達（Jane Fonda）到約什卡費舍爾（Joschka Fischer），這兩個階段之間的“潛伏期”是以關注自己的軀體為標志的。𣿅
以色列有個著名的笑話，講的是美國總統克林頓拜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故事。克林頓在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看到一個藍色電話機，于是問他，這電話有什麼特殊用途。內塔尼亞胡回答說，那電話是用來打給天堂里的上帝的。克林頓很是羨慕。他一回國，就要情報機關不惜任何代價，給他弄一個這樣的電話。還不到兩周，電話送來了。還真好用。就是電話費高得驚人。給天堂里的上帝通話一分鐘，竟然要付兩百萬美元。克林頓怒火滿胸，打電話給內塔尼亞胡，向他抱怨：“這樣的電話你們怎麼打得起？我們一直在財政上援助你們，都用不起呀。你們就是這樣崽賣爺田不心痛的呀！”內塔尼亞胡平靜地回答說：“不是這樣的，你看，我們是猶太人，對于我們來說，打電話給上帝，只需要支付本地話費！”有趣的是，同樣是這個笑話，在蘇聯的版本中，地獄取代了上帝：尼克松訪問勃列日涅夫時看到一臺特殊的電話，勃列日涅夫向他解釋說，這個電話是用來打給地獄的。在笑話的結尾處，尼克松抱怨，打往地獄的電話費實在不菲。勃列日涅夫平靜地回答道：“我們是蘇聯人，對我們來說，打電話給地獄，只需要支付本地話費。”
後現代自由民主派對這個笑話的第一個（也是半自動的）反應是：這恰恰是今日之惡（Evil）的來源。人們覺得自己與上帝（真理、正義、民主或某種其他的絕對）心心相印，同時義憤滿腔地譴責他人，譴責對手，說他們與地獄（邪惡帝國或邪惡軸心）同流合污。在反對這種絕對化時，我們應該虛懷若谷地認可下列觀點：我們的立場是相對的，是以偶然的歷史格局（historical constellations）為條件的，所以沒有最終解決方案（definitive Solutions），只有適用于一時一地的方案。切斯特頓曾經對這種絕對立場的虛假不實大加抨擊：“在每個街角我們都會碰到這樣的人，他口吐褻瀆神明的狂言，但他說的可能是錯誤的。每天我們都會碰到這樣的人，他所表達的自己的看法未必正確無誤。當然，他的看法必定是正確的，否則那就不是他的看法了。”Ｋ ()我們在許多後現代的解構主義者那里，不是清楚地看到了同樣的虛假不實嗎？切斯特頓在使用“褻瀆神明”（blasphemous）時是相當正確的，它的非同尋常之處，我們必須在此充分注意：在表面上對自己的立場進行適當的相對化，採納完全相反的外表模式（mode of appearance），就是賦予自己的闡明立場（position of enunciation）以特權。且把“原教旨主義者”的鬥爭、痛苦與自由民主派的寧靜、祥和加以對比。自由民主派從安全的主觀立場出發，拒絕任何全身心的投入，拒絕“照本宣科”地偏袒任何一方，是頗具諷刺意味的。𣿅
我們是否還在張揚那個古老的教義：某個因素的意識形態意義並不來自這個因素自身，而是來自它以何種方式被“借用”，以何種方式嵌入鏈條？答案是肯定的。但有一個致命的例外：我們應該鼓足勇氣，摒棄民主。民主是這一鏈條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民主是今日主要的政治物神（political fetish），是對基本的社會對抗（social antagonisms）的否定。在選舉時，社會等級制度被暫時懸置，社會軀體被簡化為可以計量的純粹數目（pure multitude），對抗也被束之高閣。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十年前選舉州長時，唯一與前三K黨黨徒大衛杜克（David Duke）叫陣的，是一位腐化墮落的民主黨候選人。那時許多汽車上都貼著這樣的紙條：“要選就選那個無賴，這點非常重要！”2002年5月法國總統選舉時，法國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的領導人勒龐（Jean Marie le Pen）一路過關斬將，最後要與法國現任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一決雌雄。那時人們已經懷疑希拉克在財政方面藏污納垢。面對這種“兩個爛蘋果”的選擇，示威者展示了一個橫幅，上面寫著：“選擇欺詐，不選仇恨”。這是民主的終極悖論：在既存的政治秩序內，每次反對腐化墮落的鬥爭，最後都會被民粹主義的極端右翼所利用。在意大利，“兩袖清風”（clean hands）運動雖然摧毀了以天主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cy）為核心的古老的政治當權派，最終卻導致了貝盧斯科尼的上臺執政。在奧地利，約爾格海德爾（Jrg Haider）打著反對腐化的旗號，為自己的執政辯護。即使在美國，人們也普遍承認，共和黨議員腐化，民主黨議員更腐化。和失去了淫蕩的超我補充物（obscene superego supplement）的法律秩序（order of Law）一樣，“誠實的民主”只是一個幻覺而已：有些事情貌似只是對民主大業的小小扭曲，實際上這小小扭曲已經促生了一種想法，那就是，民主都是骯臟透頂的（d岢mocrassouille）。本質上，民主政治秩序是無法免于腐化的。最終的選擇是：究竟是屈從于現實主義的、唯唯諾諾的智慧，接受並支持這種腐化，還是鼓足勇氣，以左翼設想的制度取代現有的民主制度，以便打破那個惡性循環——先是民主腐化，繼之是右翼崛起，並發誓清除腐化？ ()Ｋ
應該去哪里尋找這種制度？我們在此要格外謹慎，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成見：為什麼我們不能從“俄國身份”（Russian identity）之類的“反動”概念中看到解放性的潛能？或許在這個問題上，詞語的奇特性可以引導我們前行。在俄語中，通常兩個詞語表達同一個意義（至少在我們西方人看來，是同一個意義）。一個表達普通意義，另一個表達更具倫理色彩的“絕對”意義。有Istina，表達與事實完全相符的普通的真相（truth）；也有Pravda（通常首字母大寫），表達絕對真理（absolute Truth），指具有倫理擔當的理想的善的秩序（Order of the Good）。有svoboda，指在現存的社會秩序內隨心所欲的普通自由；也有volja，指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絕對驅力（absolute drive），它驅使人們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直至走向毀滅。俄國人喜歡說，在西方，你們有svoboda，而我們有volja。有gosudarstvo，指國家的日常行政管理方面；也有derzhava，指作為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唯一代理的國家（State）。用著名的本雅明—施米特的區分（Benjamin-Schmitt distinction），我會冒險宣布：gosudarstvo與derzhava之間的差異即治權（constituted power）與政權（constituting power）的差異。gosudarstvo是國家行政管理機器，它按法律規定運行；derzhava則是無限權力的代理。有intellectuals，指受過教育的人；也有intelligentsia，指肩負改革社會這一特殊使命並致力于改革社會的知識分子。 ()Ｋ依此類推，早在馬克思那里即已出現“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隱含區分。“工人階級”是有關社會存在（social Being）的簡單范疇，“無產階級”則是有關真理（Truth）的范疇，指名副其實的革命主體（revolutionary Subject）。𣿅
說到底，這種對立不就是阿蘭巴迪歐精心闡釋過的“事件”（Event）與“純粹存在之陽性”（positivity of mere Being）之間的對立嗎？Istina是純粹的事實性真相（factual truth），即想法與事實的充分一致，而Pravda則是只與自身相關的真相事件（Event of truth）。svoboda是普通的選擇之自由（freedom of choice），而volja則是最終自由之事件（Event of freedom）。……在俄國，這種分裂直接銘刻下來，因而揭示了與每個真相—事件（Truth-Event）相關的風險：根本不存在本體論的保證，以確保Pravda在由Istina覆蓋的每個事實層面上成功地彰顯自身。而且，讓我重申，倣佛人們已經知道了這種分裂，並將這種“知道”銘刻于俄語之上，銘刻于awos和na awos的獨特表述形式上。awos和na awos意思是“走運”。這種分裂表達了一種希望：我們做出了冒險的激進姿勢，同時又不能分辨由此導致的全部可能的後果，但事情最終會一帆風順。這類似于列寧常常引用的拿破侖的那句名言：“先發起進攻，一切會水到渠成（on attaque, et puis on verra）。”這句話的有趣之處在于，它把唯意志論（主動的冒險態度）與更基本的宿命論融為一體：有人採取行動，大踏步前進，然後再有人希望一切一帆風順。……如果這種姿態恰恰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情形會怎樣？要知道，我們現在正處在西方功利的實用主義（utilitarian pragmatism）和東方的宿命論的分裂之中，而它們又是今天全球“自發意識形態”（spontaneous ideology）的兩副面孔。𣿅
2002年5月初，荷蘭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家皮姆福圖納（Pim Fortuyn）被人殺害。那時距荷蘭大選只有兩周。預計他會在大選時獲得五分之一的選票。皮姆福圖納是個矛盾重重的徵兆性人物：他是一個右翼民粹主義者，但近乎完美的政治正確，卻是他的人格特徵。甚至他的多數見解，也合乎政治正確的原則。他是同性戀，又與許多移民保持著良好的私交，而且天生喜歡說反話，等等。一言以蔽之，除了他的基本政治立場，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他都是雍容爾雅的自由主義者。因此，他體現出右翼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治正確（liberal 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完美融合。或許，他之所以必須死去，是因為他向我們活生生地證明：右翼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寬容之間的對立是子虛烏有的，它們是同一個硬幣之兩面。職是之故，面對不幸的皮姆福圖納，難道我們不應該反其道而行之：不做帶有人性面孔的法西斯主義者，而是做帶有非人面孔的自由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