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本該知道的。

　　這些年來大家諱莫如深。可每個人的眼里都存有疑問。我怎麼會一直沒有察覺呢？三十四年過去了，我仍在問自己同一個問題。

　　我時常沉浸于對過往的回憶，回到童年，回到“以前”，物是人非以前的那段日子。那時，“家人不可能永遠在一起”這個念頭在我看來是難以想象的。那時，我全部的世界就是我們家的農場。它坐落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卡什柯德山區深處一條狹長的山谷里，那是一片綿延四百多英畝的土地。其余的一切——農場北邊三英里外的埃特伍鎮，包括鎮里的兩千五百位居民——不過是我們完美生活的背景。或者說這一切，倣佛就是我生活的全部，直到快十五歲時。

　　那是我所有“後來”記憶的出發點。

　　有時，我能將記憶凍結——那些關于“後來”的記憶。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我可以假裝一切從未發生。我有時甚至相信事實真

　　的如此。

　　然而，一九六六年那個夏日是無法從記憶中抹去的。那天是我人生的分水嶺，從擁有一個完整美好的家，到生活中的一切被徹底顛覆。

　　那些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生活的事件並非一開始就如大難降臨，驚天動地。有一陣子，它們甚至顯得那麼美好。

　　後來，媽媽總是責罵那些慢慢蠶食了我們這個小農場的一切變化。高速路興建起來，其中一條連通了我們鎮和加拿大一號公路。在東庫坦尼亞斯，河谷地區被洪水吞沒，人們在那建起水壩發電，將電力輸送到正在蓬勃發展的省城以及我爸爸說的“南邊那個鬧電荒的鄰居”。

　　“現在到處都是工作機會。”晚飯時，媽媽憂心忡忡地說。那天，從我記事起就在農場工作的雇工傑克沒打招呼就離開了。“誰會有興趣到一個犄角旮旯里的奶牛場工作呢？”

　　“我們會有辦法的。”爸爸嚼著嘴里的飯說，“摩根和卡爾可以先幫著搭把手，娜塔莉可以在乳品間幫忙，我們會挺過去的。”他俯身過去拍拍她的手。

　　“不行，”媽媽抽回手，站起來去拿咖啡壺，“你的牲口越養越多，我的兒子一個接一個輟學。起碼得讓一個兒子讀完高中吧。”她沒再往下說“然後去上大學”。她沒法再說出這個夢想了。卡爾是她最後的希望。

　　媽媽在《埃特伍周報》上刊登了一條兩行字的招聘廣告，然後就雇用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應聘的人。“他的聲音很好聽。”七月的那個早晨，宣布了雇人的消息後，她說了這麼一句。早餐後，她開始收拾盤子，倣佛不經意般地又冒出一句：“他是個美國人。”

　　我瞥了父親一眼。他濃眉上挑，正消化著她這番話。我知道他們對逃兵役到加拿大避難的美國年輕人看法相左。我尋思著會不會有機會看到他們第一次真正吵起來。爸爸很少跟媽媽爭吵，可那會兒他不滿的是媽媽事先沒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張，而且還是在這件他一貫態度鮮明的事情上。他一言不發地站起身，抓過挂在門上的寬邊禮帽——他送奶時才戴的帽子，刷地一下扣在腦袋上。我知道他很不高興。

　　“呃，”爸爸和卡爾關門出去後，媽媽說，“我想，這事兒挺順利的，嗯，娜塔莉？”她手里攥著橡膠手套，神情變得嚴肅起來，“我不會再把一個兒子白白搭在農場上。”

　　從提得動奶桶開始，我那三個哥哥的生活就完全服從于擠奶時間表了。每天清晨，他們天不亮就起床，站在樓上臥室總是冰冷的地板上穿好工作服。我甚至覺得博伊爾是穿著衣服睡覺的。

　　博伊爾，家里的老大，自己在閣樓那兒有個壁櫥般大小的房間。十二歲時他就不願再與摩根、卡爾共用一個臥室。他在樓上兩個臥室之間的橫梁處給自己搭建了個窩。客廳天花板那有個口子，他就釘了個簡陋的木梯，從那兒爬上去。十四歲時，他在那兒做了個真正的樓梯。

　　冬天，那小小的閣樓間有時冷到你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白煙；夏天，即使打開窗戶也無法驅散房間里的悶熱，可是博伊爾從不抱怨。這個房間是他的聖殿，房間里的每一寸空間都堆滿了書，凡有幸受他之邀去那兒玩，或者可以去閱讀那些書籍的人，無不嫉妒他在這所祖父于世紀之初就親手修建好的農舍里締造出來的一方天地。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所以有一間自己的臥室。這個房間原來是博伊爾的，我出生後就把他擠了出去。哪怕博伊爾因此恨過我，他也從來沒表現出來。我倒是很願意跟他分享一個臥室的。我那時太小，根本不明白他需要的是一個屬于自己的空間。過了很久，我還喋喋不休地追問為什麼他得跟男孩們睡一個房間，又為什麼要搬到閣樓上去。

　　每天早晨，博伊爾總是第一個下樓到廚房的人。他捅開爐灰，添上柴火，幫媽媽把那個笨重的鐵爐子重新點上後，才出門去牲口棚。直到一九五九年我們家用上了電爐，他起床下樓才直接到前院，在那兒換上齊膝高的膠鞋去幹活，無論冬夏。每天淩晨四點五十分整，伊爾都會砰地摔上廚房門，讓屋子里的每個人都知道他幹活去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和住在擠奶棚樓上的雇工傑克一起，把牧場里的奶牛趕進擠奶棚里。

　　摩根和卡爾從不著急起床幹活。爸爸常常一大早就大呼小叫，用冰水嚇唬他的兩個小兒子起床。 “馬特和傑夫”，他這樣叫他倆。摩根比卡爾大兩歲，可是從小卡爾的個子就高一截。兩人從來都是孟不離焦、形影相隨的。一看到摩根揉著睡眼沿樓梯蹣跚而下，我們就知道卡爾肯定也在後面跟著。摩根的厚羊毛襪前半截總在腳丫子前呼扇著，像腳丫上多長了一截東西。媽媽一看到就教訓他，要他把襪子拉起來。我們都覺得奇怪，他這樣居然不摔跤，尤其是樓道那兒黑糊糊的，可這截耷拉著的襪子就跟長在他腳丫上一樣。

　　哥哥們的這番晨練出操就跟媽媽做祈禱一樣有規律。

　　媽媽什麼時候都做禱告。小時候，她要求我們嚴格遵守這個習慣。每餐動刀叉前，我們須得低頭祈禱。每天晚上擠完牛奶，她都手拿念珠，領著我們在客廳里，對著壁爐架上的瑪利亞和基督畫像禱告：“萬福瑪利亞，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她誦這《玫瑰經》時，我和哥哥們跪在滿是劃痕、有著粉灰色花紋圖案的油布地毯上，努力克制自己的煩躁不安。媽媽篤信這樣一句話“一起祈禱的家人能永遠相伴”。

　　年幼時，我會抬頭偷看媽媽低著頭、手里滑動念珠、雙唇低誦經文的樣子，心里想著如果祈禱能讓人如此美麗，我願意老老實實去做祈禱。

　　媽媽原是個基督新教徒，和爸爸結婚後皈依了天主教，從此滿懷熱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第一次和你父親步入聖安東尼教堂時，我就有種歸屬感。”她曾經這樣告訴我。“這種感覺，”她說，“是永恆。那教堂、那些雕塑、圖畫和肖像倣佛早已存在于此——並且會——永存于此。從教堂彩色玻璃窗外流瀉而進的陽光、那些儀式、那永遠燃燒的蠟燭、那芳香，”她喃喃低語，倣佛在自說自話，“所有的一切感覺是那麼自然，甚至是契合。”

　　念珠就是她的安慰，一種真實，一種她能牢牢抓住的依靠。它們在她指間滑動，猶如呼吸般自然。“皈依，”她說，“猶如踏上歸途。”

　　她本來希望所有的孩子都皈依天主教。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孩子——也許博伊爾除外——像她那般虔誠。甚至連一出生就是天主教徒的爸爸也不如她那般虔誠。

　　每逢星期日，爸爸去送奶前把我們捎到聖安東尼教堂，送完奶就過來接我們回家。如果天公作美，道路順暢，家里雜七雜八的事情又收拾好了，他會到鎮子里去做晚彌撒。媽媽則每個星期日早晚都去，晚彌撒後跟他一起回來。

　　媽媽對他這種三天打漁、兩天曬網的做法從不多說什麼。她知道凡事以奶牛場為重：它被置于教堂、朋友、家人、一切之上。不過，爸爸每天晚上都和我們一起在客廳里做禱告。等到他倆回房睡覺了，我還會聽到他們一起低聲祈禱。我常想象他們一起跪在蓋有床罩的四柱床前——像兩個一起看圖畫書的孩子——雙手交握，腦袋低垂，滿懷虔誠。

　　我聽到的當然不止是他們的禱告。雖然我們之間從未提及，但哥哥們肯定也聽到過。鏤空的天花隔窗不僅能讓暖氣傳送到二樓的過道，還有夜里那不適合孩子們聽到的聲音。後來，     我自己做母親了，可還是對那些事情有些疑惑不解。我父母一定多少也知道聲音會傳到樓上，因為他們在臥室里很少交談。我通常聽到的不過是他們禱告後相互敷衍了事地說“晚安，格斯”和“晚安，娜蒂”。接著傳來的就是他們上床時床墊彈簧的咯咯聲。有時我會聽到彈簧有節奏的咯吱聲，還有壓抑著的低吟。那之後就會是一陣安靜，直到屋子里響起父親的鼾聲和母親短促的噴嚏聲。

　　多年後，在父親去世後的那些日子里，媽媽常緊抱自己，縮成一團。我這才發現，每當她竭力忍住眼淚時，就會壓抑著打三個噴嚏。我想爸爸對此是從未察覺的。

　　他對媽媽夜間的遊蕩同樣一無所知。

　　深夜，我經常被她起身壓坐在床墊上的聲音弄醒，然後就聽到她離開臥室的腳步聲。我還是個孩子時，會假裝要上廁所偷偷溜下樓。如果餐桌前沒有她獨對一杯茶和一本書的身影，我就會去找她。我躡手躡腳地行走在滿屋子的黑暗里，最後不是在客廳後的日光室，就是在前廳的門廊中看到她，獨自一人凝視深深的夜。看到她在，我會趕緊溜回樓上的房間，唯恐被她發現。我從未聽到爸爸起床去找她或勸她回到床上安睡。

　　可白天則是另一番情景。我的父母從來不吝嗇在人前秀恩愛。只要有機會，他們都會拉手或摟抱在一起。只要伸手可及，他們都會觸摸對方。在送奶的卡車上，媽媽像小姑娘一般總要佔據爸爸身旁的座位。而每逢他故意在操作變擋器時撫過媽媽光裸的腿，並且讓碰巧騎馬而過的兒子看到此番親昵而備感尷尬時，爸爸都會仰起下巴，像個毛頭小子似的嗷嗷大笑。他們在餐桌旁商量牧場大小事務時，媽媽經常會撫摸爸爸的肩膀或手臂。每次出門他們都會手拉著手。可白天一過，他們之間所有交流好像都會隔絕在臥室門之外，門內的是兩個親密的陌生人。只要上了床，安頓下來，不管這之後發生什麼，他們倣佛就變身為另外的人。我真的無法想象這樣一種奇怪的夫妻之道，透過重重阻隔，這種相處之道卻讓她年僅二十六歲時就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

　　過了很多年，在父親去世後一個不同尋常的深夜里，在一場夾雜著痛苦和醉意的心靈剖析中，媽媽告訴我，她與父親從未真正裸裎相對。從她的話里，我知道不是她樂意這樣，而是父親有自己的行事方式。我倣佛看到這樣一個畫面：房間里兩人各據一隅，背對著背，在昏暗的燈光下換衣服。我好像看到媽媽站在衣櫃門後，褪下印花襯衫，套上長可及地的棉質睡衣。在另一個角落里，父親還穿著長袖羊毛內衣。無論冬夏，他都穿著緊身的秋衣褲。他不常洗澡，也只有在洗澡的時候，他才會脫掉這層緊身內衣。

　　父親拒絕像我們其他人那樣經常洗澡。他咒罵說每次洗澡都害他感冒或得肺炎。他對那個四角為鷹爪造型、佔據了半個浴室的又大又深的浴缸能避則避。每天晚上擠完奶後，我們就會聽到緊鎖的浴室門後傳來濺水的聲音，那是他就著洗臉盆里的水用海綿給自己擦澡。每月他會照慣例“冒著生病和丟掉性命的危險”洗一次澡。第二天他照例會狂咳，賭咒再也不會踏進那個浴缸半步。

　　爸爸說，他根本不需要洗澡，他的貼身秋衣褲本身就吸汗。他有三套，一星期里輪著穿。雖然他不願洗澡，但我從不覺得他身上的味道跟我們其他人有什麼不同。我們身上全帶著一種夾雜了牛糞、酸牛奶和幹草氣息的味道。這種刺鼻的甜味縈繞在我們的衣帽間、屋子里，無處不在。誠如牛奶是我們安身立命的營生，這種味道自然就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學校里的孩子們聞到我身上的這種味道都會捂著鼻子。我從來沒想到，那些對我們來說再自然不過的氣味居然會讓別人難受。直到離家兩年後第一次回到牧場，我才明白他們那些尖酸奚落的真正含義。我仍然記得，踏進我們那棟老房子，深吸一口那些記憶中的味道時，自己是多麼驚訝。

　　可是我沒法不注意到洗衣日的味道。每個星期六的早晨，我都要跟媽媽一起分揀那一大堆臟衣服和前廳地板上鋪的那些亞麻地毯。每星期爸爸的兩套緊身長襯褲都會跟哥哥們的內衣、T恤放在一起清洗。除了在極冷的冬季，哥哥們從不穿這種緊身長襯褲。他們的內衣被絞衣機混攪在一起，洗衣服的水就像一碗混合了男人和牲口棚味道的灰色濃湯。

　　媽媽曾經告訴我，從待洗的衣服里了解人們的生活是件有趣的事兒。哥哥們衣服上的污漬和口袋里的東西讓她知道了他們的秘密。當然，她不會用這些為難孩子們，她是很寵愛他們的。不過洗衣時發現的這些蛛絲馬跡有時也會讓她驚訝，她的孩子們和尋常年輕人也沒什麼不同：夾在口袋縫隙里的有煙絲、火柴頭、咀嚼煙，還有地鼠尾什麼的。衣服上的那些斑斑點點就像是一本私人日記任她翻閱。

　　摩根十五歲那年，在一個洗衣日里，媽媽把他的牛仔褲口袋翻出來，準備做最後一輪清洗。一只未開封的避孕套從里面掉了出來。她俯身把這個半透明的橡膠圈撿起來，皺著眉瞥了我一眼，好像在尋思我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那年十二歲了，已經能把學校里聽到的那些笑話按自己的理解拼湊出個八九分來。在牧場里長大，給牲畜交配就跟料理牧草一樣是日常工作。不過，發生在人身上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家里那是完全隱晦不談的。我嘴邊勾出一絲嘲笑，像是告訴媽媽我完全知道這玩意是幹什麼用的。媽媽一邊把這只冒出來的橡膠圈塞進她那裝滿了扣子、零錢和其他洗衣遺留物的圍裙口袋，一邊對我說：“算我自欺欺人吧，娜塔莉，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就當是我一廂情願往好處想吧。”

　　在曬衣繩上晾挂好所有衣物後，媽媽打開了廚房里通向哥哥們臥室的那道樓梯門。除了換床單，她一般是不會上去的，可那天我們已經換過床單了。她從樓上下來後，我去他們臥室偷看了一下。那只避孕套，就放在摩根床上新換過的枕頭正中間。

　　這事兒我沒聽媽媽對他提半個字，但那天晚上吃飯時摩根比平常安靜得多。還沒吃飯後甜點，他就離開飯桌直接到牲口棚去了，比博伊爾還早。

　　我確信，通過待洗的衣物，媽媽對我的一切也同樣了如指掌。

　　夏天的時候，我每次去幹草棚玩都會被她發現。我們的媽媽對火有著一種堪稱病態的恐懼。雖然她也承認爸爸說的，這種恐懼來得莫名其妙，但她從來都把直覺非常當回事。這一點無人例外。所以在炎熱的八月里，牧草收割完畢，打好包堆放在幹草棚里後，我們總是被嚴令禁止到那里去玩。那是她為數不多的幾條戒律之一。

　　我七歲時，她發現我偷溜進儲藏間，吃光三罐櫻桃罐頭；她還知道我把一只小豬弄到水槽里去遊泳，差點把它淹死。我十三歲時，也是她，預知了我的初潮到來。我對棉質內褲上的粉紅色印記毫不在意，可她卻上了心。在我還猶自懵懂時，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看到自己床上放著個藍色的大盒子和一條有金屬扣的松緊腰帶。等我搞清楚它們的用途時，猜想她一定是從我杯子里的茶葉得到的提示。

　　媽媽常給來做客的姐妹淘用茶葉算命。有時，爸爸和哥哥們下午去打草或砍柴時，她會跟我說：“來，奈蒂，我們來搞個茶會。”

　　她從起居室玻璃門櫥櫃里拿出她的母親留給她的那套精美茶具。我學她稱那兒為起居室，其實那不過是廚房外一個狹長的空間，既是餐廳，也是客廳。她在大橡木桌的一角擺好茶杯和餅幹，在“男人們”辛苦工作時，我們“女孩子”就這樣偷閒一個下午。等我喝完加奶的茶，她會讓我把杯子倒過來放在杯碟上，翻轉三次，然後她就開始從茶葉中解讀我的未來和秘密。

　　多年之後，我也有了一個女兒時，才發現其實媽媽是從那些需要洗熨的衣服里發現了我們所有的秘密。

　　所以，每每回想起那個夏日發生的一切，我就納悶，她怎麼可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