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零零三年十月

　　媽媽就快油盡燈枯了。五年來她一直嚷著要撒手而去。我知道她這次是真的要離開我們了，我從博伊爾的話里聽出了端倪：“她要見你，娜塔莉。”

　　半夢半醒之間聽到哥哥平靜、溫和的聲音讓我有點不知所措。我都記不清我們上次打電話是什麼時候的事了。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把他的聲音和他說的事情關聯到一起。我搜腸刮肚想著怎麼回答的時候，電話里回蕩著令人不安的沉寂。

　　這就是現在我和博伊爾相處的情形。我們的談話總是那麼生硬艱澀、斷斷續續。多年來，這種狀況沒有任何改變。在為數不多的見面中，我們總是打斷對方的話，倣佛對任何修復傷害的嘗試都心存恐懼。那些傷痕已經陳舊，傷疤已經撫平，傷口已經愈合，而揭開這些心頭之痛不啻再次彼此持刀相向。所以，每次回埃特伍鎮“坐一會兒就走”時，我和博伊爾總是小心翼翼地尋找安全的話題，我們談天說地，談旅途的情況，唯獨不去觸碰將我們重重阻隔的那道心結。

　　“我想你最好回來一趟。”他在電話里說。這是近三十四年來的第一次，我哥哥給我建議，或者說是向我提出請求。有他這番話就夠了，足夠了。

　　“我明天就到。”說完，我們低聲道別。他沒有邀我到牧場住，我也不會提。

　　我挂上電話。維恩翻過身來，把手放在我背上。

　　“是我媽媽。”黑暗中我告訴他，“我得回趟埃特伍。”

　　“我開車送你。”維恩伸手打開床頭櫃上的臺燈。這就是我丈夫，沒有猶豫，沒有疑問，只會直切解決問題的核心。

　　我轉過身，努力對他微笑。“不用了，沒什麼事。”我說，然後拉好被子，“我可以坐大巴去。”

　　坐飛機回去不太可行，這倒不完全是因為我那奇怪的恐飛症。我們住的地方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中部，靠近喬治王子城。而埃特伍在本省的最南邊。兩個城市間沒有直達的飛機，在溫哥華轉機還得待上一晚，這樣要兩天才能趕到。

　　我起身下床。維恩坐起身來，靠在枕頭上。我知道接下來的是什麼，我們之前有過類似的談話。雖然我們在一起快十年了，但他從未去過埃特伍，從未見過我媽或博伊爾。

　　“我要跟你一塊兒回去，娜塔莉。”他說，話語里滲出深深的失望，“約翰和拉爾夫可以照顧幾天生意。”維恩經營的是植樹生意。大部分種樹的人手都回去上大學了。我們都清楚這個時候要他抽身出來有多難，但我知道他真的想和我回去。“開車回去要快得多。”他接著說。

　　“不用了，真的，我還是自己回去比較好。”我拉好睡袍，“我也不知道這回得待多久。萬一盤山公路那兒有雪呢，我可不想親自開車過去。大巴挺好，這樣我的時間會充裕些。”

　　時間？什麼時間？等待媽媽撒手人寰的時間嗎？

　　突如其來的內疚讓我不禁疑惑，是不是自己故意拖延了這麼長時間。我和媽媽，我們都各有秘密和懊悔的事情。坦白是否為時已晚？盤桓已久的疑問是否還能釋放？

　　我拍拍維恩的肩，對他說：“回去睡吧，我去查查灰狗大巴公司班車的時刻表。”伸手去關燈時，我聽到維恩滿帶惱意的嘆息，但他沒有跟我理論。

　　我在黑暗中繞過床，朝臥室門口走去。這是童年養成的一個習性：在黑暗中摸索行走，像失明了一樣，數著步子，對每件家具的位置都心中有數。後來意識到自己的這個習性時，我不禁疑惑，難道自己這是在為年老未雨綢繆？難道我的身體自有意識而我卻不自知？年過五十，萬事皆惑。

　　月光透過窗戶灑滿工作間，我沒開燈就坐在電腦前。我向來節儉用電，那種強制養成的習慣一輩子都改不掉。

　　滑動鼠標，電腦屏幕嘩嘩地閃動。曾經，“鼠”于我而言不過是廚房門外那一團團濕漉漉的灰色東西，是倉房里的貓留在門廊外的戰利品。而今，多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已經使我能將這個同樣名為“鼠”的塑料物件運用自如。原來用紙筆，後來用雷明頓打字機，如今，文字都用指尖敲出來，一行行出現在電腦屏幕上，即便有錯誤，它們都顯得那麼幹凈整齊。

　　灰狗大巴時刻表出現在屏幕上——下一趟去埃特伍的班車是早晨六點。算上來往車站和等車的時間，到埃特伍要十五個小時。我生命中面對過的所有道路，似乎都會引導我越來越遠離那個偏僻的西庫坦尼亞小鎮；似乎這距離本身就是個逃避回家的最好借口，讓我遠離自己的母親和哥哥，現在，還有我的女兒。

　　我看了看手表，十一點十分。這時候打電話給珍妮會不會太晚？不會的，跟她的外婆一樣，我女兒一直都是個夜貓子。那個夜遊的習慣不過是我沒接收到的眾多遺傳之一罷了。

　　我的這個女兒，長得和我毫無相像之處。她是她外婆的傳人。偏灰黑的發絲、又高又寬的顴骨、灰藍色的眼睛、微凸的鼻梁、能盡情享受陽光照射卻毫無瑕疵的皮膚，所有這些特徵都隔代遺傳給了她，至少在女性成員中情況如此。博伊爾倒是也遺傳到了這些特徵，只不過在他身上，這些特徵都更加深刻。那眼睛、輪廓和微笑，所有這些都曾經是，現在也還是媽媽所獨具的美麗。

　　從小到大，我聽到不少人說媽媽漂亮，對于她所獨具的那種古典之美，“漂亮”這個詞不免略顯輕慢。女兒身上盡顯她外婆那種優雅的美麗風范，還有那同樣令人沉醉的笑容。這些都與生俱來，和她的博伊爾舅舅一樣。

　　到現在，見過他們仨的都知道他們是一家人。我媽和博伊爾經常被誤認為姐弟。我女兒長得就像是他們其中一個人的孩子。

　　我遺傳了父親棕色的眼睛、頭發、奶白的膚色和不那麼分明的五官。我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外人，一個陌生人——如同現在我和家人的關係一樣。

　　我的全名和母親一樣。雖然人們都叫她娜蒂，但她的全名是娜塔莉羅斯，這是我們唯一的相似之處。如果不是聽爸爸講過那麼多遍——那個讓我耳熟能詳到倣如親臨其境般的出生經歷，我真的懷疑自己是他們收養的。我出生那天爸爸去送奶了，媽媽步行三英里到鎮上，獨自到位于山上的醫院生產。

　　我出生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我和我的祖母，六十二年前出生的阿曼達瑪格麗特沃德，同一天生日。她是位于埃特伍鎮中心大街上的聖海倫娜醫院里誕生的第一個嬰兒，而她的曾孫則可能是最後一個。現在沒人記得這些瑣事了，除了我，也許還有我母親——在她頭腦清醒的時候。

　　今夜，她躺在同一家醫院，也許還是在生我的那個病房里，喊著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