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這之後一切又恢復如常。每逢星期一女士們繼續燙衣和閒話，那件事再沒有人提過。打那以後，每回碰到瑪?庫柏，她都會找些理由拼命誇我，而寡婦貝克特則在一旁拼命點頭同意。她的誇獎大部分都是圍繞著那天晚上她們說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我的聰明伶俐。聰明，這個字我知道，被人誇讚聰明感覺好極了。我選擇了忽略聖誕節晚會那天在她們聲音里聽到的那絲同情之意。

　　那時，另一個誇我聰明的人是博伊爾。從我能拿得住一本書的時候起，他就開始充當我的老師。我並不聰明，只不過是記憶力強而已。我能記住所有的東西：事實、數字、名字、詞組和搖籃曲。“這就像拍照，奈蒂，”博伊爾教我說，“你不斷回憶，就像經常翻看照片，熟悉到只要看到前一兩個字，其他的信息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順勢而來。”

　　可這不是聰明。我從他那兒學到的不過是些思維體操。

　　聰明的是博伊爾，他擁有一個渴望知識而又善于分析的頭腦。也正是博伊爾，把傳遞對學識的熱愛當作自己的使命。媽媽曾告訴我，博伊爾上學第一天回來便衝進家里，宣布他將來長大了要做個老師。

　　“當老師？”爸爸大笑，“你不用當老師，我們是農民。”

　　“博伊爾的臉沉了下來。”媽媽說，“‘那我能不能兩樣都做？’他問。

　　你父親沒有回答，我告訴他：‘當然可以。’”

　　之後，博伊爾放學後就把課本拿回家來，在臥室那張蘋果木大箱子

　　上教摩根和卡爾學習。

　　沒過多久，我也夠年齡加入他的臨時學校了，而摩根和卡爾開始去上學。他們對他教的東西沒了興趣，我卻一直興趣高昂。

　　是不是所有的女孩小時候都幻想長大後跟她們的哥哥結婚？我是這樣的。直到六歲，我還堅信這是件理所當然會發生的事。總有一天我和博伊爾會像爸媽那樣生活。我準備上小學前一星期，摩根和卡爾終結了我這個孩子氣的臆想。

　　博伊爾做了很多年教堂的祭壇伺童。十三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和我們教區的麥克神父探討問題。他們每星期都碰面，不是在聖安東尼教堂，就是在我們家里。

　　我們鎮子里每個人都認識和喜愛麥克神父，無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他常在埃特伍旅館里和當地人喝上一兩杯摩根船長的朗姆酒。媽媽有時說她確信神父在酒吧臺那里聽到的懺悔跟他在教堂的懺悔室里聽到的一樣多——在那里，即便是面對爛醉的靈魂他都耐心十足。可他常常開玩笑說，對他的耐心形成最大挑戰的，是他的朋友和橋牌搭檔馬福德醫生。

　　照我媽媽看來，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跟友誼一點兒沾不上邊。馬福德醫生是我們鎮的醫生，自稱是個不可知論者。他與神父剛好是兩個極端。他是個嗓門大、說話直又固執己見的人。他老喜歡和自己的橋牌搭檔吵，連他的妻子都不願和他搭檔。最後，只有麥克神父有耐心和他配成對了。

　　雖然他倆都比我父親要年輕幾歲，可在我看來，他們是對愛吵架的老人家。“如果叫牌的時候你有為我不朽的靈魂祈禱時那麼專注，”在他們激烈的辯論中，馬福德醫生對神父說，“那我們在橋牌桌上會贏得多些。”

　　“如果打牌時你有用上經營你那番懷疑論的一半心思，”麥克神父反擊道，“你可能就不需要我的祈禱了。”

　　這倆人常蹲在公園或者社區中心里，對著棋盤辯論神學問題或者對方的一招臭棋。那可真是道奇怪的風景線。倆人是激烈的競爭對手，不過卻不是為了賭注。馬福德醫生會時不時地出現在星期日彌撒上，雙臂交叉在胸前，皺著眉頭坐在教堂後排的凳子上。他會勉強接受麥克神父在禮拜儀式後對他這個“讓步了的客人”的歡迎。然後他就閃人了，不過那通常是在有教友打趣他“又輸掉了一盤嗎，呃，醫生”之後。

　　每個月爸媽都會抽一個晚上到鎮里去和他們打橋牌。而在星期天，麥克神父經常到我家來吃飯。

　　他可不缺人請吃飯。然而，他經常光顧的卻是我們家的飯桌。每逢有人問起神父為啥愛來我們家，媽媽就會告訴他們是因為“我家的烤牛肉和約克布丁”，爸爸則說是因為我們家在星期日晚上擠完牛奶後都看神父喜歡的西部電視連續劇《大淘金》。“我想麥克神父開始相信人們說的，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極了劇中主演勞恩?格林的那副‘厄運之聲’。”爸爸調侃說。

　　六歲前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在日光室的走廊里坐立不安，不時地看向窗外，希望能看到博伊爾和麥克神父散步回來的身影。我身後的爸媽，還有摩根和卡爾正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突然，我聽到摩根問：“媽，博伊爾想當神父嗎？”

　　神父？博伊爾做個神父？我對神父知道得不多，可是我知道他們是孤寡終身的。

　　媽媽還沒回答，我就轉過身來脫口而出：“博伊爾不能當神父，他要和我結婚的。”

　　摩根往沙發後一靠，對我尖叫道：“白癡，你不能跟自己的哥哥結婚。”

　　他戳了戳卡爾的胳肢窩，卡爾抱著胳膊滾到沙發上。“真是個大傻瓜，”他大叫，“要和你的哥哥結婚！”

　　媽媽從躺椅上側過身來。“孩子們！”她對他們倆搖頭。她教訓摩根和卡爾時我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她身旁的爸爸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嘴里噴出一股煙，兩眼緊盯著電視，好像根本沒聽到我們的談話和哥哥們的胡鬧。

　　我惶恐地奔向媽媽。“這是真的嗎？”我追問。

　　“呃，博伊爾和麥克神父在就很多事情進行交談這是事實，”她回答，

　　“但要做進神學院的決定還是件沒影的事兒。”她對我微微一笑，然後拉我坐在她腿上，“還有就是，兄弟和姐妹間是不能結婚的。無論如何，博伊爾永遠是你哥哥，永遠是家人，永遠都會愛你。”

　　那兄弟倆在沙發上笑得東倒西歪，努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歇斯底里。他們倆誰也不會讓我忘記我曾經有和博伊爾結婚的荒唐念頭。

　　除了這次，關于博伊爾要當神父的話題家里沒人再提起。我對博伊爾也閉口不談此事。我猜自己是因為害怕他告訴我這是真的。我無法想象沒有博伊爾的生活，所以假裝這件事情絕對不會發生。

　　上一年級時，一個春天的午後，我坐在博伊爾房間門口的臺階上，等著麥克神父告辭離開。他們低低的談話聲不時傳到客廳來，我聽到了 “獻身”、“召喚”之類奇怪的字眼。過了一會兒，我聽到麥克神父問博伊爾一個問題，我聽不全，但抓住了後面幾個字：“……作為逃避現世的借口？”而後，博伊爾的房門打開了。神父下樓前說：“你得自己努力平復那些情感，我的孩子，但不是在神學院里。”他的聲音和藹，但我聽出了里面的決斷。

　　幾個星期後，一天晚上吃飯時，天不怕地不怕的摩根問怎麼這段時間神父都不來了。博伊爾平靜地宣布他不再擔任祭壇伺童了。

　　父親幾乎壓抑不住爬到嘴邊的笑意。我母親的情緒要難捉摸些，我分不清她是覺得悲傷還是解脫。我注視著她的雙眼，她一言不發地朝博伊爾點點頭，然後走到餐櫃那邊給大家切面包。

　　“那是否意味著你不準備當神父了？”摩根問。

　　“是的，摩根，”博伊爾沒好氣地說，“我不準備當神父了。”

　　“我猜這意味著你可以和奈蒂結婚了，呃？”卡爾邊應聲邊捅了捅摩根。

　　“不錯。”摩根大笑著將他推回去。

　　我一點兒不在乎他們的揶揄。聽到博伊爾不會離開，我大大地松了口氣。那樣一切就都會保持不變。我隔著桌子衝那兄弟倆吐舌頭。博伊爾撥弄著我的頭發說：“奈蒂永遠是我的乖女孩。”

　　即使是上了一年級，在雨天的下午或下雪的冬夜我都到博伊爾新建在閣樓的房間去，繼續讀書和玩識字遊戲。

　　遊戲開始時，拼寫出簡單的字就贏得一便士。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詞匯量也越來越大。有時候博伊爾會加些值十便士的詞給我，那是些不常見的難詞，我不僅要會拼，還要給出定義。光陰荏苒，它雖不再是兒時的遊戲，我們卻保留了這個習慣，碰到生僻的詞就拿出來挑戰彼此。

　　童年時，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那張他親手做的書桌前度過。臺燈下是一本本打開的字典，他就這樣教會了我文字的力量。那個時候，家里其他人大都在樓下看電視。

　　“別讓自己沉迷于那個小盒子，奈蒂。”當電視機首次出現在我家客廳里時他就對我說。他的警告根本沒有必要，我從來不像摩根和卡爾那樣對《米老鼠俱樂部》、《你好，杜迪》之類的節目著迷。那時我最喜愛的就是博伊爾了。

　　坐在他的閣樓間里，被簇擁在他的書海中，玩拼字遊戲贏得一個個便士，或者是在他學習時獨坐一旁安靜地讀書，這些都是我要緊緊攥在手里的無上尊榮。傾聽他給我讀《小熊維尼》和《海蒂》遠比在樓下看電視上那些忽閃的畫面要有意思得多。在樓下昏暗的客廳里，我家那哥倆在凹凸不平的沙發上打打鬧鬧搶位置，父母則各自安坐在他們專有的躺椅里。

　　多虧了博伊爾的培養，拿到我的第一本書《迪克和珍妮》時，我已經有較好的閱讀能力了。遺憾的是，我以為每個人都應該有這種能力。

　　在我對學校最初的記憶里，就有一年級的老師漢密特太太在課堂上讓伯妮?金讀課文那一段往事。

　　伯妮從座位上站起來，認真地看著打開的課本，然後結結巴巴地開始讀：“看，看，看見，薩，薩，薩莉……”

　　伊麗莎白-安?萊恩坐在我前面。我很崇拜她，不為別的，只因為她有一盒我聞所未聞的十六色的蠟筆，我很想給她留下點好印象。我拍拍她的肩，伸長脖子對她小聲說：“她很笨，是不是？”

　　漢密特太太打斷了伯妮磕磕巴巴的朗讀，轉向我說：“娜塔莉?瑪利亞?沃德，起立！”

　　我以為她是準備讓我起來給伯妮示范這些字該怎麼念。我拿起書本站了起來。

　　“現在，娜塔莉，告訴我們，你剛剛跟伊麗莎白-安都說了些什麼？”她要求說。

　　我臉上洋洋得意的笑容消失了。猶豫了一會兒，我用顫顫悠悠的聲音把對伯妮朗讀的評論又說了一遍。教室里響起一片嬉笑聲。我看了眼伯妮，她紅著臉，揚著下巴瞪我。

　　“到教室前面來。”漢密特太太嚴厲地說。我拿起自己的書，仍然相信我會有機會讀給大家聽。“放下你的書。”她邊說邊走到講臺前，拿起了木尺。

　　我把手藏在背後，低著頭站在她面前。我聽到她正不耐煩地用尺子敲打著自己的手。“手掌伸出來！”她命令。不一會兒，我就看到刻度模糊的尺子落下，在我每個哆嗦著的手掌上各打了三下，班里的其他孩子，包括伊麗莎白-安?萊恩在內都在課本後面暗笑。

　　我父母沒聽到一丁點兒我受罰的風聲,但是博伊爾那里是逃不過的。這就是我哥哥厲害的地方，好像只要看我一眼，就什麼都瞞不住他了。和他在一起時，總讓我覺得對他而言，這世上沒有誰比我更重要。我肯定他讓每個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房間里。我們中間的書桌上放著一堆便士硬幣和一本字典，他俯身過來抓住了我的雙手。

　　他翻開我的手掌，目光變得溫柔。“發生了什麼事，奈蒂？”他問道。

　　向他承認自己在班上說伯妮笨，比手掌上已經開始消退的紅印子更讓我覺得刺痛。

　　“話一旦說出口，就會像潑灑的牛奶，是無法收回的。它們威力強大，所以我們不能隨心所欲。你今天其實有兩個機會可以避免話語傷人：一開始的時候，還有老師讓你重復它們時。有時照顧別人的情感比說出事情的真相重要得多。”

　　“說個謊嗎？”我忍著欲奪眶而出的淚水問，“我應該在漢密特太太面前撒個謊嗎？”

　　“不完全是。不過如果你在脫口而出前稍微斟酌一下，稍微想一想，”他說話時一直握著我的手，“那樣，稍加斟酌和一個無傷大雅的掩飾就可以避免傷害，于你或伯妮都一樣。”

　　然後，像是要撫平我的刺痛一般，他又說：“然後你得做祈禱來懺悔。”他眨了眨眼，“記住，一個沒有惡意的謊言和一點斟酌。”“斟酌”，對六歲的我而言，這是個值十便士的難詞。它是我花費了太長時間去領會的一個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