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晚間（10月17日）的情景在我的腦海里也有深刻的印象。當夜間空襲照例開始時，我們正在唐寧街十號的花廳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萊、奧利弗利特爾頓和穆爾布拉巴宗。鋼質百葉窗已經關上了。在我們周圍不遠的地方發生了幾次巨大的爆炸聲，不一會兒，一顆炸彈就落在近衛騎兵閱兵場上，距離我們大約一百碼，聲音很大。突然間，我猛地想起來了。唐寧街十號的廚房高大寬敞，從一個大約二十五英尺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廳司務和客廳女服務員若無其事地在繼續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這扇大窗，在大窗後面，廚師蘭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廚正在不動聲色地工作著。我猛然站起來走進廚房，告訴餐廳司務把飯菜放在餐廳的熱飯器上，吩咐廚師和其他仆人照往常一樣躲到防空洞去。當我重新就座僅僅約三分鐘的光景，一聲巨響，近在咫尺，接著是猛烈的震動，說明房子已被炸了。我的偵探進來說，損壞很嚴重。廚房、餐具室以及靠財政部那邊的辦公室都被炸毀了。

　　我們到廚房去觀看現場。廚房全部破壞無遺。炸彈離此五十碼，落在財政部內，爆炸的結果把這間寬大整潔的廚房連同所有擦得閃閃發光的炊具盤碟等炸成一堆烏黑的塵埃和瓦礫。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如果屋里有人的話，一定會被炸得粉碎。幸虧我當時忽然想到——本來是很容易忽略過去的——想到得恰恰是時候。院子對面的財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顆炸彈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里擔任國民自衛軍夜間值勤工作的四個公務員被炸死。不過，他們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礫下面，我們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誰。

　　空襲仍在進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們便戴上鋼盔走到“新樓”的屋頂去察看情況。然而在走上屋頂之前，我禁不住要從防空洞里把蘭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帶去看看他們的廚房。他們見到一片廢墟的景象感到很難過，但主要的原因是見到廚房已經亂七八糟，很不整齊！

　　阿奇和我登上“新樓”的圓頂閣樓。那天夜里晴朗無雲，可以看到倫敦很遠的地方。看來，帕爾麥爾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處大火，在聖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對面，在河那邊較遠的地方也有許多地方在燃燒，但是帕爾麥爾大街燒得最厲害，簡直是一片火海。空襲漸漸停止了，不久，“解除警報”的笛聲響了，剩下的只是幾處熊熊大火。我們走下樓來，回到“新樓”二樓我的新住所，我們見到保守黨總督導員戴維馬傑森上尉，他經常是住在卡爾頓俱樂部的。他告訴我們，俱樂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實上我們根據起火的情況來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約二百五十名會員與職員一起呆在俱樂部里面。俱樂部挨了一顆重型炸彈。朝著帕爾麥爾大街的門面和龐大的頂部坍塌在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門附近的汽車。吸煙室里坐滿了會員，整個天花板正落在他們的頭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樂部的廢墟，覺得，他們大多數人沒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議。然而，就像一個奇跡似的，他們全都從塵埃、濃煙和瓦礫堆里爬了出來，雖然有許多人受了傷，但沒有一個人死亡。當這些事傳到內閣時，我們的工黨同僚們詼諧地說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埃涅阿斯從特洛伊的廢墟中背出派特爾安基賽斯[1]那樣，把他那位曾經擔任過大法官的父親從俱樂部的廢墟中背出來，馬傑森沒有住宿的地方，我們為他在“新樓”的地下室準備了毯子和床。總之，這是一個可怕的夜晚，但從建築物遭到的嚴重破壞來看，令人驚奇的是，死亡的人數不到五百，受傷的也只有一兩千。

　　有一天午餐後，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寧街十號來找我洽商公事。我們聽見泰晤士河對岸的倫敦南區傳來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我帶著他去看出了什麼事。炸彈落在佩克漢姆，是一顆很大的炸彈——可能是一顆地雷。它徹底炸毀或破壞了二三十幢三層樓的小型住宅，在這個非常貧窮的地區炸出了一片相當大的空地。在瓦礫堆中這時已經插起了許多小小的英國旗，使人百感交集。當居民認出了我的汽車時，他們從四面八方跑來，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這些人的情緒都很高昂。他們圍在我們的周圍，一面歡呼，一面用各種形式表示對我的熱愛，想摸摸我的衣服。人們可能認為我給他們帶來了某些改善他們生活命運的美好的實際利益。我實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淚。當時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記述道，他聽見一位老太太說：“你們看，他真的關心我們，他在哭呢！”我這不是悲哀的眼淚，而是讚嘆和欽佩的眼淚。“你看這兒”，他們一面說一面把我領到廢墟的中心。那兒有一個巨大的彈坑，大概有四十碼寬，二十英尺深。緊靠彈坑的邊緣，翹立著一個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體，一個年輕人、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體的入口迎接我們，他們一點也沒有受傷，但顯然受到了炸彈的驚嚇。當炸彈爆炸時，他們正在那里。他們說不出當時經歷的情景。可是他們依然活著，並且顯得十分得意。鄰居們把他們當做稀奇寶貝。當我們重上汽車時，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們表現了一種激憤的心情。他們喊道：“我們要還擊！”“叫他們也嘗嘗這種滋味。”我立即答應要實現他們的願望，而我也確實履行了我的這個諾言。我們對德國城市進行了猛烈的、經常性的轟炸，隨著我們空軍力量的增長，炸彈越來越大，爆炸力越來越強，我們讓德國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償還他們欠我們的債。敵人的確得到了充分的報應，他們被打倒並被徹底徵服。可憐的人類啊！

　　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們遇到了空襲。我被領到當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經常住在隧道里。一刻鐘以後，我們走出隧道時，看到瓦礫堆還在冒濃煙。一家小飯店被擊中。沒有人受傷，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礫，到處是炸碎的鍋碗瓢勺和家具。飯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廚師和女服務員都滿面淚痕。他們的家在哪里呢？他們靠什麼生活呢？這正是需要當政的人運用權力的時候。我立即作出了決定。我在乘專車歸去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給財政大臣的信，信中確定了一項原則，那就是：凡因敵人轟炸而造成的一切損失應由國家負擔，由政府立即全部賠償。這樣，負擔便不至于單獨落在那些被炸毀了住宅或店鋪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國人民平均負擔。金斯利伍德對這項性質不夠明確的義務當然有些顧慮。但是我催促得很緊，于是在兩星期內便制定了一個戰爭保險方案，這個方案後來在我們處理事務的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議會解釋這一方案說：

　　當我在內地巡視，看到一個英國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鋪被敵人炸毀，看到我們沒有竭力設法使這種負擔由大家分攤，從而使我們團結一致、休戚與共的時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敵人的軍事行動所造成的損害，與其他任何種類的損失或損害都有所不同，因為國家負有保衛全國臣民和納稅人的生命財產使之不受外來侵襲的任務。除非公眾輿論與議會審核，把由于敵人的轟炸所造成的損害與其他一切形式的戰爭損失加以區別，除非在由于炸彈和炮彈所造成的戰爭損害與其他形式的損失之間劃一個明確的界限，我們就無法處理這一問題；不然的話，我們將打開一個沒有止境的缺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進行這樣一個計劃，對每一個由于炸彈或炮彈而蒙受戰爭損害的人給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險的話，我認為這將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標志，表明我們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經驗之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我們能採取這種方法度過艱苦的戰爭歲月。

　　財政部對這個戰爭保險方案曾經經歷了幾個情緒不定的階段。最初，他們認為它將使他們遭到破產；但1941年5月以後，空襲中斷了三年之久，他們開始大賺其錢，認為這個方案很有遠見，表現了政治家的明智。可是到戰爭後期，“飛彈”和火箭開始出現後，他們又虧空了，足足付出了八億九千萬英鎊之多。事情是這樣，我很高興。

　　這時，我們展望前途，認為倫敦除它的一部分堅固的現代化建築以外，將逐漸在短期內變成一片瓦礫。我深為倫敦居民的生命擔心，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照舊在原住所居住、睡覺，在那兒碰運氣。用磚和混凝土構築的防空掩體在迅速地增加。地下鐵道能容納很多人。還有幾座大的防空壕，其中有的能容納七千人之多，他們日復一日地高枕無憂地在那兒過夜，不知道一顆直接命中的炸彈將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我要求盡快地在這些防空壕里築起磚的避彈牆。關于利用地下鐵道的問題，則有一番爭論，最後以一項折中辦法獲得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