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致伊斯梅將軍，轉參謀長委員會

　　（送菲利普斯海軍上將參閱）　　　　　　　　　　　　?1940年9月19日

　　1.我們之所以反對對德國進行報復並不是僅僅由于道德上的原因。集中對有限的重要軍事目標進行襲擊，對我們更為有利。此外，在不分青紅皂白的轟炸中，敵人的導航以及其他方面之技術低劣，還不能說明他們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但是，用降落傘空投大型水雷，表明敵人已完全拋棄只襲擊軍事目標的欺人之談了。在五千英尺的高空，敵人根本就看不清轟炸的目標。因此，這證明敵人是企圖用“恐怖手段”對付平民。我們應當考慮，敵人的士氣是否能像我們的士氣這樣經得起這種轟炸。這是一個簡單的戰爭思想。

　　3.我傾向于這樣的意見：他們對我們投一顆帶降落傘的重型水雷，我們就對德國城市回敬一顆；把我們準備襲擊的德國城市列一張清單，這個想法很好。我不相信他們頂得住，並且也沒有理由不讓他們緊張一個時期。

　　4.公布這件事的時間和方式，要從政治上考慮決定。現在我想知道的是什麼時候可以準備停當。請注意，此事一經公布，即應隨之實行。讓軍官們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出大規模執行這一計劃的最好方法。最好是把附有降落傘的水雷投擲在以前未曾遭受過轟炸的德國市鎮，但如果怕拖延太久，而不得不使用我們現有的一千磅空投炸彈的話，也請說明。

　　5.我希望在星期六晚間獲悉關于適當報復——即同等的報復——最低限度的計劃，對德國用帶降落傘的水雷轟炸我國還之以轟炸他們的普通城市。據報告，今天敵人向我投擲水雷三十六顆，明天很可能要投一百顆。好吧，一百顆就一百顆，就按每日一百顆的標準在一個星期到十天之內制定採取行動的最妥善的計劃。如果我們還需要等一等，就等一等，可是千萬不可阻撓。

　　6.在以上情況未公布以前，我同意我們不要對已經發生的事情怨天尤人，大聲吵嚷。請在星期六晚間向我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

　　一個月以後，我仍舊催促採取報復行動，但是不斷有人根據道德上的和技術上的理由提出異議，進行阻撓。

　　首相致空軍大臣及空軍參謀長　　　　　　　　 1940年10月16日

　　據報告，敵人昨晚在這里投擲了大量地雷彈，其中有許多迄今尚未爆炸，危險甚大。

　　請立刻把你們對德國採取有效報復的方案交來。

　　我獲悉，我們是能夠將同樣的地雷彈或重型炸彈載運到德國去的，而且轟炸機中隊也很想使用這種炸彈，但是空軍部不準許。我認為，應當對我的看法和希望給以充分的考慮。德國人如何對待我們，我們也應如何對待德國人的軍事目標，自從我催促這樣做以來，已經有三個星期了。是誰在從中作梗？

　　倫敦居民在1940—1941年冬季所遭受的災難困苦是很難與戰爭的最後三年德國人遭受的災難困苦相比的。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炸彈的威力大得多，空襲也猛烈得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長期的準備和德國人的徹底性，因而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炸不透的防空係統，並硬性規定強迫所有的人一律進去躲避。當我們最後進入德國時，我們發現許多城市雖遭徹底破壞，但地面上還聳立著堅固的建築物，地下還有寬敞的隧道，居民在地面上的房屋、財產雖被炸毀，但他們卻能夠每天夜里在隧道里睡覺。有許多地方，只不過是炸了幾堆瓦礫。可是在倫敦，空襲雖然沒有那樣猛烈，但安全設備也遠不如德國。除了地下鐵道以外，就沒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只有極少數的地下室或地窖能經得起一顆直接命中的炸彈。在敵人轟炸之下，倫敦的全體居民實際是在他們的家里或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體里生活和休息的，經過一天勞累的工作之後，以英國人淡然視之的態度聽憑命運的安排。除了防禦爆炸彈片的設備以外，在一千個人當中也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其他的掩護，但是心理上的虛弱並不像身體上的流行病那樣厲害。當然，如果把1943年所使用的炸彈使用于1940年的倫敦，我們早就陷入可以使一切人類組織遭到粉碎的境地了。但是，任何事情總是按它的順序和關係演變的，任何人也無權斷言倫敦並非不可徵服，雖然它也確實未被徵服。

　　無論是在戰前或是在消極抵抗的時期，很少甚至根本就沒有修築能夠使中央政府得以繼續工作的防禦炸彈的堅固據點。曾經為了把政府所在地遷出倫敦制定過周密的計劃。許多部門的機構早已遷往哈羅吉特、巴思、切爾特納姆和其他地方去了。曾在廣大地區內徵用房屋，以備政府一旦撤出倫敦時供內閣大臣和重要官員使用，但是，政府和議會現在在敵人轟炸下也要留在倫敦的願望和決心是堅定不移的，而我也完全具有同感。我和其他人一樣，往往把轟炸想象得那麼猛烈，認為非全部撤離或疏散不可。然而隨著事態的演變，我們所有的反應卻恰恰相反。

　　首相致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伊斯梅將軍或雅各布上校及首相私人辦公室　　　　　　　　　　　　　　　　　　　　?1940年9月14日

　　1.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從倫敦整批撤離黑色和黃色文職人員的問題。[5]這種事情是如此的有害，所以只有當倫敦中央區的確變得不能再居住時，才能考慮這麼做。此外，文職人員的新辦公處所不久便可被敵發現，遭到襲擊，而倫敦的防空處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2.國家最高領導機關由白廳區轉移到“圍場”或其他地方，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必須確保政府中樞能夠有條不紊地積極發揮作用。在幾乎是繼續不斷的空襲下，是不可能做到這點的。現在必須作出計劃，把戰時內閣、戰時內閣秘書處、參謀長委員會和本土防衛部隊總司令部分批遷往“圍場”，甚至現在就可以從某些次要的方面開始進行。戰時內閣的大臣應去看看他們在“圍場”的辦公處所，並做好準備，一有通知，馬上就可以去。如果他們晚上需要安靜的話，就應鼓勵他們在那里過夜。秘密是無法保守的，但必須禁止向公眾談論。

　　我們應當預料到，白廳—威斯敏斯特地區隨時都可成為猛烈空襲的目標。德國的辦法是：以瓦解中央政府作為必不可缺的前奏，接著就對我國進行大規模襲擊。他們在任何地方都是用這種辦法。白廳—威斯敏斯特地區的景色是那樣容易辨認，而泰晤士河及其兩岸的高大建築物不論白天或晚上都可作為可靠的標志，所以德國人對這一地區是一定要轟炸的。我們必須事先防止中央政府的瓦解。

　　3.海軍部現在還沒有遷移的必要。他們的防空設備尚稱良好。空軍部應開始遷移。陸軍部與本土防衛部隊司令部必須做好一切準備。

　　4.務請即刻磋商，為把不超過兩三百人的主要官員和他們的直接助手遷移到新辦公處所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並指出應該如何逐步完成。請在星期日晚間把報告交給我，以便我可在星期一向內閣提出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方案。星期一，內閣將根據以前的規定，不在內閣會議室就在中央作戰指揮室開會。

　　為了在倫敦堅持下去，必須在地下和地面上修築各式各樣的堅固據點，以便使政府行政機構及其數千名官員能在里面繼續進行工作。曾在漢普斯特德附近為戰時內閣準備了一個據點，設有辦公室、臥室以及收發電報的設備和附有防護裝置的電話。我們稱之為“圍場”。我在9月29日下令進行一次實地演習，好讓大家知道，如果轟炸過于劇烈時，應該怎樣做。“我認為進入‘圍場’是很重要的。因此，下星期四內閣應在那里開會。同時，也應該鼓勵其他各政府部門試行一次骨幹人員轉移的演習。如果可能的話，應為戰時內閣大臣和列席戰時內閣會議的人準備午餐。”我們天不見亮就在“圍場”開了一次內閣會議，並請各位大臣去檢查他們睡覺和辦公的房間，他們都感到十分滿意。我們以一頓愉快的午餐來慶祝這件事，然後就回白廳去了。內閣大臣們使用“圍場”只此一次。我們在“新樓”地下室的作戰指揮室和辦公室的頂上灌注了六尺厚的鋼筋混凝土，並精心安置了通風、給水設備，特別是電話設備安置得尤其完善。由于這些地下辦公室遠在泰晤士河的水位以下，而且距泰晤士河只有二百碼，所以採取了措施，不讓里面的人為河水所困。

　　10月來臨了，天氣陰冷，風雨交加，但是倫敦似乎已經適應了這種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環境。在某些方面甚至還感到悠閒。由于白天接二連三的不斷空襲，上下班時間人又十分擁擠，鐵路線上時常發生故障，因此出入白廳區的交通遂成為一大問題。我要尋求解決的辦法。

　　首相致霍勒斯威爾遜爵士　　　　　　　　　　　　 1940年10月12日

　　約在兩周前，我曾發出指示，不應再談論文職人員一星期工作四天的事，因為我擔心，此事一公布，將對工廠有所影響，但是，現在我主張一星期工作五天，其中有四個晚上在辦公室里睡（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在辦公室吃飯），有三個晚上和兩個白天在家里吃飯和睡覺。當然，這只適用于那些在倫敦上班而住在郊區的人們。我在公共汽車站看到那麼些排隊等車的人，並且無疑迅速出入倫敦將越來越困難。每一政府部門應定出一個既有利工作又方便屬員的計劃。現在所做的工作必須在五天之內做完。應當把上下班時間錯開，在上下班交通擁擠的時間以前盡量使人們離去，使一天當中來往的車輛均勻。

　　請向我提出你對這一問題的意見，並附來擬在發給政府各部門傳閱的文件中提出的辦法。

　　這一計劃未能實現，經過仔細地研究後，就擱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