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13日，星期五

　　我們〔由溫莎〕到倫敦，正遇上空襲。這一天天氣陰暗，下著大雨。王後和我到樓上可以眺望四方院落的小起居室（我無法使用我原來的起居室，因為在上次轟炸時炸壞了窗子）。突然，我們聽到了一架俯衝轟炸機的隆隆聲，聲音越來越大，接著就看見兩顆炸彈掠過白金漢宮的對面，落在四方院落中。當炸彈約在八十碼以外的地方爆炸時，我們看到了火光並聽到了爆炸聲。爆炸風衝進了對著我們的窗子，而在四方院落里出現了兩個巨大的彈坑。水從一個彈坑中被炸壞的自來水管里噴出來，通過炸壞的窗子流進過道。這一切都是在幾秒鐘之內發生的，我們很快地跑進過道。一共六顆炸彈：兩顆落在前院，兩顆落在四方院，一顆炸毀了教堂，一顆落在花園里。

　　英王過去曾以海軍中尉的身份參加過日德蘭戰役；他對這一切感到非常興奮，並以能在首都與他的臣民共患難而感到欣幸。我必須承認，在當時無論是我或我的同僚都沒有發覺這件事件的危險性。要是窗子是關著而不是開著的話，所有的玻璃將被震碎，飛到英王和王後的臉上，造成可怕的傷害，但是他們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甚至像我這樣經常見到他們和他們的侍從的人，也是在很久以後為了寫這本書而問及此事時，才了解到當時的具體情況。

　　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嚴肅而鎮靜地想象著要在白廳的廢墟上戰鬥。英王陛下在白金漢宮的花園里設立了一個打靶場，他和王室的其他成員以及他的侍從武官們用手槍和衝鋒槍刻苦地練習射擊。不久，我從別人送給我的幾支美國短卡賓槍中挑選一支送給英王。那是一支非常好的槍。

　　大約在這時候，英王改變了他接見我的方式，在我上任的最初兩個月里，通常是每周正式接見我一次，時間是在下午5時左右。現在的安排是每逢星期二我和他共進午餐。這的確是一個共商國家大事的好辦法，有時候王後也在座。有好幾次，我們不得不端著我們的盤子和酒杯到尚未竣工的防空室中去吃完我們的午餐。這每周一次的午餐變成了一種經常的制度。過了最初幾個月以後，英王陛下決定用餐的時候一個仆從也不要，由我們自己上菜，互相招待。這事一直繼續了四年半，在這中間我覺察到英王非常專心地閱讀所有呈交給他的電報和公文。按英國的憲法制度，君王有權了解他的大臣們所負責的一切事務，並擁有向政府提出意見的無限權力。我特別注意，要使國王了解一切情況，而在我們每周的會見中，我常常看出他已徹底洞悉那些我還沒有批閱過的文件。在這些決定英國命運的年代里，能有這樣好的國王和王後真是英國之福，而作為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堅決擁護者，我把我——作為首相——受到英王這麼親切的接待，看做無上的光榮，我認為這是安娜女王在位、馬爾巴羅[7]執政以後，就沒有看見過的親密關係。

　　我們就這樣到了這一年的年末。為了照顧到情節的連貫，我已提前敘述了整個戰局。讀者將看到，所有這些霹靂和暴風雨反而愈加襯托出我們泰然處之的冷靜態度，我們的作戰活動就是靠這種冷靜態度來維持的，我們的政策和外交也是按這種冷靜態度進行的。真的，我必須寫明，在最高當局，這些傷害未能致人于死地，反之，它們倒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使我們有明確的看法、忠實的友誼和明智的措施，然而，要是以為敵人的空襲比現在猛烈十倍或二十倍——甚至只猛烈兩三倍——也同樣會產生我在這兒描述的良好反應的話，那也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