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
經濟類
法律類
文化類
文學類
歷史類
軍事類
其他類
1728年，中俄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自此恰克圖就成為中俄貿易的市場。後來因為俄羅斯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羅斯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分別為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加起來有15年之久。這15年里，大清對俄羅斯進行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羅斯至少損失了500萬盧布。
19世紀的恰克圖1750年，乾隆就點出了俄羅斯的死穴：“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羅斯的著名地理學家何秋濤也談到，他寫《朔方備乘》是為了達到“知夷制夷”的目的，為大清抵禦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據和參考。談到中國貿易的時候，他高度總結為八個字：“彼以皮來，我以茶往。”回顧中俄兩國的貿易史，會發現確實如此。
根據郭蘊深在《中俄茶葉貿易史》中的記載，1672年，東西伯利亞向中國輸出了13 000張貂皮，但帶回去的茶很少。1692年，俄羅斯一支私人商隊從中國帶回去300箱茶葉，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18世紀初期，毛皮是俄國的主要出口商品，佔其對外貿易總值的80%以上。1728年，俄羅斯一支商隊帶出了210萬張毛皮，在北京銷售了100多萬張松鼠皮，20萬張銀鼠皮，15萬張狐皮，10萬張貂皮。
1755—1762年年間，俄國進口了6 000普特普特，沙皇時期俄國的主要計量單位之一，是重量單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的茶葉，主要是白毫、珠蘭和綠茶，進口了5 000~7 000普特的磚茶。1762—1785年，每年從恰克圖輸出的茶葉近3萬普特，佔清朝全部出口商品總值的15%，茶葉成為繼棉布之後的第二大出口產品。1789年出口茶葉為46 997普特，1799年出口茶葉為52 343普特，1800年出口茶葉達到69 580普特。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37拟38.茶葉貿易讓西伯利亞這個貧寒之地變得富裕起來，茶葉成了他們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圖俄國商人財富的重要象徵。蘇聯學者西林說：“每個商人都只用茶葉來炫耀，他們把來客沒有見過的各種類的茶葉一種接一種地拿出來給他喝。”
茶葉貿易讓恰克圖成為著名的北方小鎮，生意興隆。“恰克圖”來自蒙語詞，意思是“有茶的地方”。1774年，俄國商人有488人，行會人員有908人。1800年，俄國從恰克圖貿易中徵收了715 364盧布的關稅，佔俄國全國關稅的20%，一個恰克圖的收入抵得上俄國三個省的收入。
華中茶葉加工，主要銷售俄羅斯，19世紀70年代1785—1792年，乾隆的閉關讓俄國人不得不付出三四倍的價格去購買其他國家商人販運來的茶葉。1普特中國茶價值11盧布，而西歐運來的茶卻要52盧布以上。
19世紀，恰克圖的茶葉貿易超過了棉布，佔據了中國商品對俄貿易的頭把交椅，成了十足的硬通貨。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彼蘭斯基說：“絲織品已經結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銷往俄羅斯的主要是白毫茶，1812—1817年，中國對俄白毫茶年平均輸入額佔中國年平均對俄貿易總額的60%，1818—1824年為75%，1825—1831年為86%，1832—1838年為89%，1839—1845年為91%。俄羅斯進口白毫茶的數額在19世紀40年代佔俄進口茶總額的2/3，剩下的是銷售給西伯利亞當地喝的磚茶。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46拟47.
壓制磚茶，主要用于邊銷或賣給俄羅斯，19世紀80年代到了1844年，恰克圖貿易達到鼎盛時期，俄國成為對華貿易的第二大國。買賣城有1 500~2 900名晉商，共96家店鋪，19世紀中葉，店鋪增至150家。這里繁榮的茶葉貿易吸引了美國商人的到來，他們感慨地說：“白銀和黃金支付貨款的三分之二，白銀和黃金都跑到中國商人的大錢櫃里去了。”
1791年，乾隆下令粵海關全面禁止俄羅斯毛皮進口：“朕聞外洋夷地與俄羅斯相連，近年俄羅斯因未通貿易，北邊一帶稽查嚴緊，私將海龍、黑狐等項皮張貨物，由洋船販至廣東售賣，恐該關稅課充盈，或由于此，俄羅斯需用內地大黃、茶葉等物，刻不可離。若私販皮貨至粵，自必易換該國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為閉關，仍不能全行禁絕。”《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67，乾隆五十六年，乙巳條。
俄羅斯皮貨貿易恰克圖市場被關閉後，粵海關就成為俄羅斯與華貿易的唯一通道。乾隆僅僅憑借一份海關報告就能看到問題所在，充分說明了開通唯一進出口通道的好處。
關閉恰克圖市場，俄羅斯的支柱產業——毛皮產業受到重創，又因為得不到茶葉，西伯利亞出現乞討之人，三次閉關差點讓俄國人與中國人打起來。但1788年，他們還是罷免了袒護肇事者的總督，1789年處理了槍殺中國人的卡倫巡兵案，1791年，他們低頭認錯，要求開市。乾隆也賣了個人情，1792年，恰克圖市場重新開放。
尚在1770年，乾隆談到緬甸與俄羅斯的區別時，他說，“緬匪情形，本與俄羅斯不同。……若緬匪與畜類蟲蟻無異，茹飲穢惡，回與人殊。並非急需內地之物。即向來交易，彼亦無大利可圖，且其境與洋通，諸貨尚可購之海舶。雖不通商。實不足以制其死命。”
在尼泊爾入侵西藏後，乾隆也提出限制對其輸出酥油、鹽巴。
乾隆的貿易制裁政策，其實是從解縉的思想發展而來，只不過前者是收，後者是擴而已。要制人于命，也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要自己能控制(提供)他人需要的物資(茶葉、大黃)；二是要有可以控制的渠道。
于大清而言，陸路尚可嚴加控制，但控制海路卻顯得力不從心，海路呈現更為復雜的特點。從乾隆關閉寧波海關也可以看出這一問題。
從順治到康熙，大清有兩次影響巨大的禁海政策，第一次是為了防范盤踞臺灣的鄭成功，第二次則是擔憂沿海居民和海外華僑交往帶來不測變化。朱雍在《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乾隆時期的中英關係》里分析說，乾隆實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其實與康熙的擔憂有相似性，乾隆關閉寧波海關的動因，恰恰是擔憂寧波會造就又一個澳門出來。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乾隆時期的中英關係〔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當時浙江提督武進升匯報說，前來求通商的英國人，不僅有漢語流利的洪仁輝，還有廣東籍的中國人，最關鍵的是還有40名沒有發辮的澳門小廝。這40名小廝引起了乾隆的警覺，他要求兩廣總督楊應琚詳查此事。據楊回報，澳門是民番雜處之區，內地居住澳門的人，大凡都是生意人，沒有剃發之事，跟隨英國人到寧波的那些小廝，實則是番人。大清對澳門失控，要是再出現一個澳門，勢必帶來更壞的影響。
1756年8月4日，乾隆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要是來寧波的外商多了，寧波又會成為一個市集。他對閩浙總督喀爾吉善說：“在國家綏遠通商，寧波原與澳門無疑，但于此復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地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給喀爾吉善的上諭里寫道：“浙省寧波雖有海關，與廣省迥異。且浙民習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絕，恐將來到浙者眾，寧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內地海疆緊要。”乾隆給兩廣總督楊應琚的上諭又在重復：“近年，姦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舶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于海疆重地、民風土俗均有關係。”乾隆于1757年下令關閉寧波口岸，說要保證廣東口岸利益，不見得是真心話。因為貿易所創造的利益，並非天朝所看重，否則何來“閉關鎖國”的政策？閉關之後，才有1758年的英國使團訪華。
1841年1月，浙江巡撫劉韻珂給道光的建議中，談及開放寧波的壞處，他擔心敗壞民風的思路與乾隆大致相同。
對俄羅斯的控制正是陸路與海路雙軌進行，在陸路閉關不成後，乾隆關閉海路最終導致俄羅斯就范，達到了貿易制裁的目的。盡管其中有俄羅斯皮毛的作用，但對大清而言，這無非是再次強化了茶葉、大黃可以制夷的觀念。
這段歷史會讓人聯想到之後的鴉片貿易牽扯出來的茶葉問題，只是時過境遷，大清再不是那個盛氣淩人的大清。當晚清再次重提以茶黃制夷的時候，盡管也採取了封關禁煙的政策，但等待他們卻是船堅炮利的英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