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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吉利與天朝上國
夷性犬羊與堅船利炮。——晚清對英國的認識
選茶，19世紀初，水墨林則徐通過虎門銷煙樹立的高大形象，因為他的一些其他“事跡”而被帶入新一輪的嘲笑中。“以茶制夷”只是其中的一個，但這個笑點太高。
舉個笑點低的例子。就在英國人準備大舉進攻中國的時候，林則徐依舊認為英國人斷然不會來進犯中國。他十分自信地說，通過他的仔細觀察，已經把英國人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他們不敢用侵淩其他國家的方式窺伺中華。為什麼呢？
林則徐的第一個解釋是，英國的船太大，吃水太深，只能在大海上晃蕩，一旦到淺水區，就難轉動。以前律勞卑帶人進犯虎門，不就被大清的大炮嚇破膽，回去就死了。其實律勞卑是病死的，他還不至于被大炮嚇死。
第二個解釋，林則徐說：“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林則徐認為英國人只強于海戰，一旦上了岸，就成了軟蛋，普通百姓就可以把他們幹掉。這與流行在乾隆年間的說法很類似，他們解釋為什麼訪華使團不雙膝跪拜時，說“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國俗，不知叩首之禮”。其實英軍打綁腿，恰恰是為了裝束靈便，並不會造成腿腳屈伸不便。就是這樣一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對英國的認識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裕謙同樣認為：“該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遠刺，夷人腰硬腿直，一擊即倒，我兵矛矢擊刺，趲捷如飛，用我所長，攻彼所短。”取長補短的戰術本來是對的，但低估乃至蔑視英軍陸上作戰能力，就是謬誤。道光就是被這些錯誤的言論一直牽著鼻子走，喊打聲越來越高。
翻閱大部分鴉片戰爭時期皇帝與大臣的往來朱批和奏折，都對英國充滿了“夷性犬羊”的批評。他們認為英國人除了船堅炮利外，簡直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野蠻人。王爾敏統計說，僅僅道光時期，朝內外大吏言及“船堅炮利”者就有六七十位，這表現出一個時代變局的共識，而“夷性犬羊”則顯露了朝中對外的心態。王爾敏.今典釋詞〔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78.
顏斯綜在《海防余論》中總結道：“彼之伎倆，專務震動挾制，桅上懸炮，登岸放火，佔據各處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嘗試于大國之邊疆，恐停貿易，則彼國之匹頭，港腳之棉花，何處銷售？茶葉等貨，何處購買？彼之國計民生，豈不大有關係？”
英國人謀一據點，主要是為了貿易，這也是大清自乾隆以來的共識。但地盤卻是皇帝最關心的，誰都擔心在自己手中丟了老祖宗打下的江山，“江山”二字，幾乎是衡量一個皇帝是否文韜武略的重要指標。現在對康熙、乾隆的評價，其首功就是奠定了今日中華之版圖，而對晚清喪權辱國的批判，又多來自于江山的丟失。
翻開任何一本古代的地理書，哪怕是小小的縣志，一開始都是大量的對山川形勢、物產和里程的細致描寫。“江山如此多嬌”，這都是政治意圖的體現。
巴黎世博會的中國館，1878，版畫，刊印于《倫敦新聞周報》從英國對茶葉、大黃的需求，晚清獲悉了英國人的部分飲食習慣；從他們的裝束、外貌、語言，他們又把英國人劃入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鬼蜮”一族，與歷史上的“蠻夷”作了區別。對內是華夷之辨，對外是人鬼殊途。最先來的荷蘭人成了“紅毛鬼”，最後到的美國人成了“花旗鬼”，從印度來的英國人是“港腳鬼”，因為他們都來大海，所以他們無疑都是水鬼。每類人都加了“口”字旁，故稱呼英國，用得最多的稱法是“英咭唎”最初“英”前面也有一個“口”字旁。。
晚清在寫英國人名字的時候，甚至也會加上“口”字旁。這種特別處理，目的是告訴大眾，這些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許多士大夫還是固執地認為，英國人是畜類。讀完《瀛環志略》後，張穆直言不諱地說：“英咭唎，海外畜獸耳。”
如章學誠所言，要是把我們自己置換到那個時代，會怎麼看待這個擁有五千年不中斷文明的天朝上國？“華夷之辨”有著長達千年的傳統，要突破這一觀念非常困難。五口通商後，福建的林昌彝畫了一幅《射鷹驅狼圖》，深受林則徐的喜愛，他激讚自己老鄉的畫有很高的立意。
晚清對英國缺乏認識，也與那些活躍在中國的傳教士有關。1792年10月，清廷收到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即將來華的信件後，對英國不熟悉的大臣想通過在華的傳教士搞清楚情況。葡萄牙藉傳教士索德超傳達的信息令人大跌眼鏡：“該國即係紅毛國，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後來的許多研究者對此表示懷疑，當然，也不排除西洋教士因為各國的利益，給英國人穿小鞋。但傳教士本身有其使命，利瑪竇的教訓擺在那里。
一直以來，中國對西方一無所知，他們被鎖在了天圓地方、天朝上國的框架里，沉浸在對世界無所不知的美夢中。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利瑪竇來華後，他的《坤輿萬國全圖》初稿一完成就遭到中國士大夫的攻擊與嘲笑：中國在地圖上太小，位置又不在中間，這怎麼會是世界地圖呢？為了安全和傳教，這個可憐的葡萄牙人只能按照中國人的習慣修改地圖，他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一道邊，恰好使中國出現在正中央，這回中國人滿意了。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M〕.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180拟181.利瑪竇深信，這是贏得中國好感的辦法之一。在利瑪竇之後抵達的傳教士，從他身上汲取了不少教訓，當他們為大清康熙皇帝做參謀畫地圖的時候，中國依舊處于世界的中心。
利瑪竇畫像乾隆年間的《皇清四裔考》里，對英國有過粗略的描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國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蘭，紅毛番種也，距廣東界計程五萬余里……”即便是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後，也沒有人有興趣知道關于英國更多的資料。此後大清典籍大都延續著這樣的態度，到了道光年間，濃縮得只剩下像“船堅炮利”這樣的只言片語。
法國人老尼克在《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里，用了一種很有意思的寫法，穿越到鴉片戰爭前夕，“親身體驗”了一把中國晚清社會生活，值得一讀。里面沒有我們厭倦的德教，也沒有野史的粗獷，更像一位人類學家的田野考察筆記。
鴉片戰爭前，主人公老尼克去福建訪茶，路上他與一個曾經當過兵的中國老船長“沃”交談。尼克回避著被當做傳教士的危險，“中國人表面上對夷人大為不屑，但內心深處認為這些人借貿易為由，實為侵略做準備，總有一天會來奪取皇位。我在不暴露身份的同時盡力消除這位老軍官的擔憂。”
他們交換對眼下局勢的看法，尼克問：“如果夷人有意發動戰爭，為什麼要推遲至今？他們不都是和平來，和平離開麼？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你認為呢？”
船長回答說：“那不是些商船，一眼就能看出來是裝著大炮的大軍艦。要是他們只是為貿易而來，我們是會熱烈歡迎的。可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動機的。他們為什麼要全副武裝？肯定是打算攻佔帝國。那些忘記將艦隊的到來稟告皇帝的官員都受到了嚴懲。夷人的目的如果不是這麼顯而易見，那麼就不會這樣了。”他的見識讓尼克覺得很受用。
接著尼克想考考船長的地理知識，船長說大清自然是最大的地方，泱泱大國，剩下的世界就是散落的島嶼。尼克很快就發現，他的知識來自一本受當地官員推崇的書——《海國聞見錄》《四庫全書》有收錄，陳倫炯撰。陳倫炯是個海商，曾為施瑯東徵臺灣指點航路，因軍功成為碣石鎮總兵、廣東右翼副都統。陳倫炯少年隨父親生活在沿海，並且經常出海，到過日本等地。《海國聞見錄》是晚清前期對世界地理認識最全的一本書。。里面說“英格利乃三島之國”，對英國人的生活也有描述，英人富，多用呢絨，喜歡喝酒。女人待嫁前束身以求纖瘦。發辮卷曲，垂至脖頸。短衫，加襯裙。出門多披氅。抽煙，煙裝金絲瓶。
因為尼克是法國人，所以留意了對法國的介紹，里面說法蘭西，先是信佛教，後改天主教。當然都是些錯得離譜的信息，在船長的地圖上，非洲緊接著西伯利亞，高麗對面為不知名的國家。
壓茶裝箱，19世紀初，水墨尼克分析外國人不受歡迎，是因為來中國的都是商人，貪婪好財，無視家庭，是些拋棄了所有高尚情感的人。但是最後，尼克發現，這些中國人和他套近乎也是有目的的，他們居然請求他教會他們用鉛和錫造幣，船長們相信英國有能力把廉價的金屬變成白銀和金子。
越過老外的訕笑，回到馬嘎爾尼訪華的現場。
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對大清而言，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了解英國的機會。但國力強盛的乾隆完全把英國人的來華當做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要求朝臣所做的僅僅是：如此邊遠的外夷來訪，你們不要失了天朝的體統和尊嚴。他多次下詔強調，禮儀要得體，不能輕慢，不能茍簡，又不能過于隆重，在不阻擋其向慕之心和誠意的同時，也不要助長其驕矜之風。
“三跪九叩”的禮儀之爭，現在還是中外史學界津津樂道的話題，和珅的機智更成為野史家書寫的靈感之源。但令英國人不解之處在于，為什麼康熙善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並可以讓那麼多傳教士為他效力，而乾隆卻把那些科學儀器視為“奇巧淫技”呢？
英國使者向乾隆行駛跪拜禮，顯然是中國人所繪乾隆朝的大將福安康甚至對英國人的火器表露出不屑一顧的態度，他是朝中唯一見識過火器力量之人。馬嘎爾尼使團訪華前夕，在反擊尼泊爾入侵西藏時，福安康率領清軍與有英國人參與武裝的尼泊爾部隊直接交戰過。
一位軍事愛好者分析說，馬嘎爾尼衛隊當時以密集隊列方式進行的火器操演，實際上也折射出當時火器在裝填速度和攻擊威力上的不足。裝備滑膛槍的步兵必須排成特定的縱深隊形，才能保證火力的持續與打擊效果，其有效射程和殺傷力此時可能還趕不上東方民族的強弓硬弩。
朝中重臣的看法能夠影響到已經80歲的皇帝乾隆，我們往往忽視了這點。面對這些新發明，他們認為：“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面對那些英國專家，他們也一樣困惑：“此項人等，既稱官員，何以名列在天文、醫生之後？”
馬嘎爾尼等700多人一番勞苦，從天朝那里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們看到大清日薄西山的一面，獲得了更多關于中國的知識，這些都為英國後來入侵中國做足了準備。馬嘎爾尼曾任印度馬德拉斯總督，他應該知道尼泊爾人的驍勇善戰，從清朝對尼泊爾一戰大獲全勝來看，他對當時中國的軍事實力還是有所敬畏。即便是後來的1840年鴉片戰爭投票，英國國會也僅以271對262票的微弱優勢勝出。
浙江大學教授龔纓晏先生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英國的認識》一文中，梳理了清朝對英國從被動到主動的認識過程，有一點是一致的：對大清而言，英國人的數次訪華，只不過是在朝貢國的名冊下，多了一個名字而已。
到嘉慶年間，清朝政府開始注意到英國對中國的影響，最顯著的就是官方文件中記錄英國人強悍的事跡越來越多，吞並呂宋、單鷹、大小西洋……抵達中國的英國船只也明顯增多，上繳的稅錢也佔了各國向清政府繳稅總額的七八成。整個英國的形象從最初的恭順變成了兇悍狡猾，許多極為醜詆的詞匯輪番上陣。龔纓晏.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英國的認識〔M〕//東西交流論譚(第1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230拟264.
由此，他們更不屑于去了解英國，許多錯誤的觀念，只有在戰火里才能扭轉過來。參加過中英談判《南京條約》的黃恩彤說，昔日林則徐以為英國人離不開茶葉，其實他錯了，英國嗜好茶葉不假，但只是嗜其味，並非以此為生。
英國出口到中國的物品，版畫，刊印于《倫敦新聞畫報》美國人薩義德認為，18世紀中葉，東西方的認識出現了斷裂。在英國人對東方的認識過程中，有著航海探險和地理大發現的大背景，也有貿易與戰爭的直接經驗。但最為重要的是，18世紀中葉歐洲關于東方研究的知識被係統化，人種學、比較解剖學、語言學、歷史地理學的大規模運用，加上小說家、傳教士、詩人、翻譯家、旅行家的文學作品宣傳，傳達了一幅令人著迷的東方圖景，繼而助長了殖民者的野心。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