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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4月1日，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等人到虎門布置收煙工作，帶了許多標兵去壯聲勢，但效果不佳，僅僅收到了5箱鴉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則徐提出以茶葉換鴉片的政策後，收到了煙土1 150箱。之後收繳鴉片工作順利展開，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茶葉的奇效。
梁廷楠在《夷氛聞記》里的記載與上文有很大差異，說繳納一箱鴉片給予50斤茶葉，這大約是坊間傳聞誤導所致。民間野史逸聞記載更加離奇：“向聞林文忠公燒西商鴉片煙土而不給價，故致啟釁。近聞人言，彼時實以茶一箱，易煙一箱。而茶為胥吏所辦，中多雜以砂石。既至歐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無算，遂致激成釁端。”
採茶女，1800年，水墨茶葉質量姑且不論，但茶葉數量節節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茶葉補給政策的誤傳增大了外商的期待。那些上繳鴉片的外商得到的線報肯定是多渠道的，有林則徐通過洋商洋商，是中國人，他們負責辦理中國與外國人的商務來往；夷商，是外國商人。透露的，也有其他小道消息。
林則徐這份奏折寫出來送出去，等了一個月才得到道光同意的批復。但這種提前的私下承諾，具有風險性，後來琦善接替林則徐出任欽差大臣，做虎門銷煙善後工作時，最先面對的就是英國商人索償鴉片問題。
琦善給道光的奏折說：“林則徐示令繳煙時，節次諭文、批文內，均有‘奏請賞犒、湊請獎勵’等字樣，而其所賞何物，計值若幹，均未指出。夷人唯利是圖，其時頗存奢望，迨後每煙一箱，僅給茶葉五斤，其二萬余箱之煙土，據前督臣林則徐節次陳奏，約需資本銀一千數百萬兩。該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後再販鴉片，船貨如官、人即正法之甘結，迄未遵依，此釁之所由起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09.事實上，這批煙價最後給了大半，也不關茶葉什麼事了。
但用茶葉換鴉片的政策，最終讓林則徐收繳到21 306箱鴉片，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虎門銷煙運動，這一階段，可謂大獲全勝。但後來義律拒簽永不來華售鴉片的保證書，並拒收朝廷賞給的茶葉，為鴉片戰爭埋下了伏筆。
給英國女王的信函，由林則徐、鄧廷楨等人起草，里面談到，英國尚禁鴉片，說明深知其害，為何要把這種害人的東西拿來流毒中國。中國與英國兩百年的貿易，為英國貢獻的都是有用有利之物。“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林則徐.林則徐集：公牘〔M〕.中華書局，1963：126.中國之絲綢，是夷人之利潤所在，其他的糖料、姜桂、綢緞、瓷器都是外國所需之物，但英國輸入中國的，都是一些可有可無乃至有害之物，天良何在？林則徐請人翻譯成英文，但這封信最終並沒有送到英國女王手上。這封信在《澳門月報》發出來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百歲老人試新茶》，清代錢慧安繪，
中國茶葉博物館藏林則徐的這種質問口吻，到了民間就變得粗暴而直接。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鬥爭中發出的《精忠報國全粵義民諭唯夷橄》，有著林則徐致女皇書的影子。“汝雖有大呢羽毛，非我湖絲，焉能織就?雖有花邊、鬼頭，非我紋銀、白鉛，焉能鑄成？其余各物，皆學我天朝法度。天朝茶葉、大黃各樣藥品，皆汝狗邦養命之物，我天朝若不發給，爾等性命何在?”廣東文史館.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78：71拟75.
以茶制夷的共識，是建立在很廣泛的基礎上，不僅朝中權臣如此看，知識界和民間也如此認為。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美國人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里把這種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國人心目中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認為，茶和大黃對于西方都是必需的東西，而只有中國可以供給茶和大部分的大黃。”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M〕.張匯文，譯.上海：上海書店，2000：150.接著他轉引了一篇發表于1851年3月15日《北華捷報》上的文章，上面說：來自西方的外國人都天然愛好牛奶和奶油，耽于這種奢侈嗜好的結果造成了結便的毛病，這毛病只有靠大黃和茶才可洗他們的腸胃，恢復他們的精神；一旦把這些東西予以剝奪，他們便會馬上病倒……如果我們停止了與夷人通商，他們的國家里邊便會發生騷擾和混亂；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必須要我們的貨物的第一個理由。《北華捷報》(North拟ChinaHerald)是一份英文報紙，又名《華北先驅周報》或《先鋒報》。是英國商人于1850年在上海英租界創辦的上海第一份英文報刊，可以影響到英國政府和商人。報紙刊登過許多與茶葉有關的咨詢，太平天國起義軍佔據江南一帶後，英國人對東南地區的茶葉非常關注，一度擔憂會因此失去茶葉。溫州人〔N〕.北華捷報，1869拟08拟12.
英國人所喜好的紅茶，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州雖然是五口通商中開埠最晚的，1844年開埠，到1853年才有茶葉輸出，但其後呈井噴之勢。尤其受到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上海一帶的茶葉貿易大部分都轉到福州和廈門。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達13萬擔，次年即增至26萬擔。根據1871—1873年的外貿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出口值為11 000萬元，其中茶葉出口值為5 797萬元，佔52.7％。而福州口岸輸出的茶葉價值佔全國茶葉出口總值的35％~44％，福州港僅茶葉出口一項，就佔全國出口總值的20％左右，成為中國港口的執牛耳者。林慶元.福建近代經濟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巴黎世博會中國館，1848年，出自《倫敦新聞畫報》鹹豐五年，閩浙總督王懿德等上奏皇帝，建議在福建設關收茶稅，鹹豐批復道：“閩省崇安等州縣，為產茶盛旺之區，自閩省暫開海禁，運道便捷，各商赴閩愈多。所請附省扼要處所，及界連粵東、浙江等處，分設關卡，徵收茶稅，應請準其照辦。專款存儲，三月奏報一次。”《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卷161，鹹豐五年，乙卯條。鹹豐年間，福建茶餉幾乎是一個專有名詞，時常補國庫之需。從道光到鹹豐，經費(歲出)增長了一倍，從31 500萬兩上升到65 000萬兩，鎮壓太平天國、鎮守臺灣、收復伊犁、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鎮壓義和團運動，都需要錢。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M〕.高淑娟，孫彬，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76.清政府只能在各地設立茶厘局，狂斂茶錢。最值得注意的是，海關稅之前都是算作地方財政收入的，1854年，中國海關成立後，海關稅才被納入中央政府管理。厘局和海關有點類似今天的地方稅務局和國家稅務局。
李東沅在《論教傳》里很有遠見地說：“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該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也因此，福州茶區成為英國派遣植物獵人掠奪的重鎮，茶葉盜賊福特?瓊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盜取茶樹，並成功帶走8位精通紅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葉故事也從這里開始有了驚天轉折。
19世紀50年代，福建武夷山種茶面積迅速擴大，許多荒山被開發出來，達上千英畝的規模，這些茶都是外銷。規模擴大，參與的人就會很多，這又帶來了生產茶葉城鎮的興起。
1841年1月，得知英國要求開放寧波口岸，浙江巡撫劉韻珂上書說此舉萬萬不可，浙江乃東南賦稅重區，又是茶絲主產區，“蠶絲素為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以之為命，是中華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華亦在此。故粵東與夷人交易，茶葉為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51.。如果英國在此通商，一切物資就可就近取得，更會千方百計收購各種茶葉。
之前，朝廷不同意寧波開放的一個原因就是，如果外國人就近拿到他們所需物資，那麼該物資就會相對低廉得多。茶葉從江浙運到廣東，舟楫運費、關卡費用之類，都會增加茶葉成本，到外商手中時，就會貴很多。
道光對劉韻珂的朱批耐人尋味，他說：“此說何來，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這個時候，道光或許對“以茶制夷”的主張產生了動搖。
五口通商後的福州五口通商後，茶葉富國論隨處可見。
1842年，江南司郎中湯鵬上書《海疆善後事宜三十條》，大談茶葉可以富國。湯鵬認為，英國人“食必以蘇合油，久則腸胃膩塞，非得中土之茶葉大黃，不能去惡；晝臥而脾緩，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絲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議茶葉、大黃、茯苓、絲等物質，雖不能驟然加價，但可以逐年加價，兩三年一番。這樣一來，不到10年，英國人窮了，中國卻走向富強之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