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種“富貴”的氣質中，有兩種現象開始出現。其一，有人愈發地狂妄，狂妄得成為我們過去痛恨的人。其二，有人反思:既然我們的祖先那麼牛，那為什麼後來衰落了呢？因此，便有人四處尋找造成衰落的原因。

　　就在這時，一些外國人恰逢其時地向中國人介紹說：哎呀，其實你們中國人一直很發達、很富裕呢。鴉片戰爭之前，你們的國民生產總值還是世界第一呢！比現在的世界第一強國還要強大。特別是明朝，你們是白銀帝國呀！全世界的白銀最少有三分之一都是你們中國的，全歐洲乃至全世界其他國家總計的財富都不如中國。

　　國內的一些學者也紛紛出來，向人們說：中國人曾經很富裕。這很像股市，熊市的時候炒股專家們集體噤聲，牛市鼎盛之時牛頭馬面一個個爭先涌現一樣。

　　其實，這有什麼意義呢？上述言論確實非常正確。然而，它卻無法掩蓋住一個事實：如此富裕、強大的一個帝國，即使當時整個歐洲聯合起來，都沒有中國富裕，也不如中國的軍事實力強大。但其結果呢？在一次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下，在幾個農民和落第秀才的鼓動下，明帝國被輕而易舉地打垮了。

　　如果不把這種病態的“富貴氣質”拿出來曬一曬，經常閱讀歷史的中國人難保不再次誤入歧途。我們中國人經常寫歷史、看歷史，但似乎這麼豐富的歷史資源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多少好處。

　　晚明成為白銀帝國、世界第一沒有任何可炫耀的

　　晚明的白銀帝國現象，是一種虛假的繁榮。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大朝代，如兩漢、隋、唐、明、清，以經濟實力論皆居世界前列甚至第一。在農業社會，只要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下有一個智力中等的皇帝治理，像中國這樣土地尚算夠用的國家，興旺發達很正常。

　　中國在農耕社會，和平時間一長，人口自然就會急速上升。在明代之前，從整個世界范圍看，和平時期人口多，其國民生產總值自然就會高，兩漢、隋、唐、北宋、明、清就屬于這種情況。

　　相反，中歐在歷史上的相當長時間內，因為戰亂比較多，國家小，人口少，農業技術、科學技術、文化水平等較之中國又都不發達，自然會長期落後于中國。

　　但明朝相較其他朝代的特殊性在于：人口的擴張帶動了農業技術、農業工程水平大幅度的提高，而貧窮地區百姓經商、走私現象較為普遍，使得明朝後期經濟產生了高度泡沫化現象。

　　晚明敗亡的商人、官僚商人因素

　　商人勢力在晚明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盡管歷史上有過陶朱公、呂不韋等大商人影響國家甚至歷史進程的案例，但他們僅僅是作為個體存在，還沒有對中國整體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但到了中唐以後開始有了變化，特別是南宋，商人的勢力已經到了影響中國經濟的地步。元朝商人的地位同樣非常重要。到了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更是達到了新的高度。商人不但開始影響中國經濟，更是開始全面影響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乃至民眾的日常生活。

　　但是，盡管商品經濟的繁榮與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非常喜人，卻對政權的穩定造成了許多問題。例如：基本由商人控制的晚明政權，使得傳統的民族大義、忠君愛國等思想缺失，從而讓崇禎皇帝怒道：居官有同貿易。

　　又如，朱元璋父子在明初創建的非常發達的救災體係（今日我們能看到的救災方式在明代幾乎都能找到），到了明代中後期政府由于財政危機而無力救災，以至于要依靠海盜政商合一的鄭芝龍家族。

　　白銀帝國下的商人、商品經濟，沒有繼續向資本主義前進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因為商人作為那個時期新興的權力階層，時代給予它的時間太短了。在短時間內，沒有形成統一的商人思維，而商人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改變“暴發戶”的宿命，他們不但沒有促進國家的強大反而拆了國家的臺。于是導致了商品經濟越發達，對國家的危害就越大，這是明朝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同時，明代商人的上層，也是規模最大的商人集團，即官僚商人，他們在前述的破壞力中居主體地位，在明朝被推翻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卑劣至極。那種認為官僚商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保國的說法十分幼稚。

　　明亡于什麼

　　與此相反，在白銀帝國下的下層民眾生活反而不如明代中前期。商品經濟是隨著明政權日漸衰落而發達起來的，最終，卻隨著明朝一起滅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晚明經濟的泡沫化，這種經濟的特點是：東部沿海地區高度發達，中西部內陸地區貧困落後。

　　東部沿海地區、鹽茶產區的走私經濟猖獗，中西部內陸地區鹽茶馬貿易始終處在國家的高度壟斷下，在權力階層享受既得利益所帶來的好處的同時卻讓大部分民眾品嘗著悲苦。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集團，與倭寇、地方富商富戶、朝廷官員相勾結，致使倭寇百年難以被剿滅。許許多多的抗倭英雄，都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抓入牢中，甚至有些二品大員都不得不以自殺進行抗爭，提督朱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東部沿海地區城市消費嚴重畸形，以色情業為代表的娛樂業高度發達。說句難聽的話，明帝國中後期男妓女妓遍布中華，就是在偏遠的內陸省份，村妓都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由此，導致全國范圍內的奢靡之風泛濫，加上商人勢力的推波助瀾，使得明朝終亡于享樂。

　　關于明帝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如此強大的情況下，為何突然在幾十年內崩潰了，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貨幣政策失敗論、與歐洲進行國際貿易戰失敗論、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失敗論，以及氣候導致災害頻仍論、瘟疫敗國論等。其實，明朝的敗亡，並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上述原因，以及商人的負面作用、吏治腐敗、貧富差距懸殊等綜合因素影響下出現的結果。

　　明代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示，不在于經濟有多麼強大，而在于部分地區的經濟強大、部分人的富有，為何沒有轉化成全方位的強大和富有。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腳踏實地地探討其中的原因，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是我們讀史的根本目的。

　　白銀帝國的形成必須要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在需求方面，明帝國商業的發達，催生出了官僚商人和走私商人兩大商人勢力。在他們和傳統統治階層的共同享樂化消費傾向下，明朝中後期出現了全國性的享樂化消費，因此造成了對白銀的巨大需求，這便構成了前三章的主體內容。

　　第一、二章主要介紹了官僚商人和走私商人勢力的增長。因為明政府希望壟斷商業利益，這便使得一些政府行為的背後有了官僚商人的影子，例如王崇古、張四維等老晉商的崛起。

　　第四章則主要談及了貨幣供給以及白銀帝國的正式形成。明帝國並不承認白銀的法定貨幣地位，這便與民間的巨大需求產生了矛盾。因此，這就需要政府在經濟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上予以最終承認，這便使一條鞭法的出現成為必然。

　　經過四章的闡述，白銀帝國是如何形成的已經躍然紙上，讀者也將從中讀出筆者對白銀帝國的批評。在當今史學界，絕大部分專家學者都對白銀帝國持正面評價，只有少部分專家學者對其提出批評，而這部書的批評算得上是最係統、措詞最嚴厲的了。

　　因為，在筆者看來：白銀帝國形成後，全民性的享樂主義造成絕大部分白銀流入權力階層、走私集團和官僚商人集團的私囊中，明中央政府以及廣大中小商人和百姓其實並沒有多少白銀。明帝國一些行業的興盛，特別是娛樂業的興盛，所托起的階層則是上述集團及其幫閒者，與廣大百姓無關。明帝國亡于“白銀”是筆者寫作本書的主體思想。

　　作為當時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無論經濟、軍事，還是科技文化都遠遠強于世界其他 國家。然而，晚明卻在最強大的時候滅亡了，人們應該驚訝，但又不應該驚訝。因為，白銀帝國的虛假繁榮掩蓋了一切滅亡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其一，白銀帝國造成吏治腐敗和社會風氣奢靡，官員插手經濟領域，將官場變成商場，這一現象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唯一。

　　其二，白銀帝國造成中央沒錢，帝國政府在應對自然災害、瘟疫、農民起義等問題時，沒有財力支持，朱元璋所創立的非常先進的救災體係，甚至整個荒政政策（包括救災體係、預防體係、災後救援）完全失效。

　　歷來對于明帝國衰亡的原因有許多種說法，其實，晚明敗亡的直接原因在于白銀帝國的光環掩蓋了諸多亂政問題，這些問題在第五章進行了重點分析。

　　第六章是在本書完成後，在各位師長、朋友、部分提前閱讀草稿的讀者的提醒下新增的章節。側重描述了商業與貿易方面的政策的出臺過程及權力鬥爭，以及對百姓的影響，但對于農業經濟中的權力鬥爭及影響涉及非常少。所以，倉促間補寫的第六章並沒有按照“評書體”去寫。

　　俗話說得好，“要致富先修路”，朱元璋自開國以來，便對交通問題極為重視。有的朋友認為：交通等基礎建設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共識，沒有必要進行具體闡述。然而，在歷史上，這一點並非被許多人認可，例如非常著名的晚清洋務運動。洋務企業的產品之所以難以盈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交通問題。在這點上，晚清統治者比朱氏父子差得太遠了。

　　在尚未完成統一之時，朱元璋便對全國的道路係統、郵政快遞係統進行了全盤規劃。道路係統使得長途運輸、短程販賣成為可能，貨物也由小商品變成了大宗商品。郵政快遞係統無疑使信息交流變得快捷，在保證邊關信息傳送、政令傳達、民間書信往來的同時，更使得商人間的商業信息交流有了長足進展。

　　交通的發達，促進了貿易和商人的迅速成長。然而，由于建國初，朱元璋希望最大化地保障軍事供給，因此，在各方面都加大了政府管控，商業也不例外。盡管實力有限，明初政府仍然對兩件最重要的商品，即茶葉和鹽的運輸、銷售地區和銷售價格作了統一調控。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商人的需要，卻沒有徹底解決走私問題，從而使得明代陸路走私極為猖獗。在這背後，隱藏著明政府妄圖壟斷商業利潤的企圖，而正是這種企圖使得走私問題伴隨了整個明朝歷史。

　　在陸路貿易發展的同時，明代的海路貿易也斷斷續續地進行著。到了明代後期，隨著葡萄牙在南美殖民地的白銀大量進入中國，中國的商品經濟初步發展起來。然而，隨著與北方最大的敵人蒙古修好，明帝國再次忽略了海路貿易。由此，中國喪失了一次成為海上貿易大國的絕佳機會。

　　第一章帝國前奏

　　貓鼠遊戲中的走私與反走私

　　第一回　明代九成的商業稅進了誰的口袋

　　明代四通八達的交通，使商品貿易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例如，以北京為中心修建了六條交通幹線。它們分別是：京遼線（北京通州到遼寧沈陽、開原）、保成線（河北保定到四川成都）、保桂線（河北保定到廣西桂林）、鄭昆線（河南鄭州到雲南昆明）、德廣線（山東德州到廣東廣州）、德福線（山東德州到福建福州），而以南京為中心同樣修建了六條交通幹線。

　　交通幹線將整個中國連在了一起，而水路交通的發展同樣不容小覷。自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後，便大力開河、修整河道，特別是對京杭大運河的利用更是被認為是歷代最充分的。在公路、水路交通大發展下，中國的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起來。

　　然而，統治者希望借著專賣這一形式壟斷利益，由此便迫使各種走私現象大范圍出現。當朱元璋鐵腕父子相繼去世後，明代皇帝們面對走私更是手足無措，從而使國家稅收大量流失。在流失中，老晉商、徽商、粵商等相繼崛起。可它們的出現非但沒有使走私問題得到解決，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復雜化。

　　因為歷史上投資渠道較少，諸如股票、期貨、重工業等投資方向都沒有，因此，鹽茶絲綢等商品走私便成為首選。可以說，明代發達的交通使它成為當時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同時，又埋下了日後落敗的隱患。成也交通，敗也交通！對于交通建設，朱元璋可謂是不遺余力，還發生過一個為了修路而殺開國功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