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尚書與鄒百萬的衝突

　　嘉靖年間，無錫有三大富人，分別是鄒望、華麟祥、安號桂。顧尚書榮僖公因為“丁憂”回轉家中，一日乘坐官轎正行進在路上。突然，轎子後面一陣驚擾。顧尚書掀開轎簾一看，只見一頂極為華麗的轎子飛快地奔來，後面還跟著一溜這樣的轎子，飛快地超越了顧尚書的轎子。顧尚書仔細一看，不禁大驚失色，轎子里的人全是和尚。

　　顧尚書連忙詢問這是怎麼回事，隨從忙說：“無錫首富鄒望的老母親死了，聽說請了一百多位僧人為她超度，來來往往皆用這種轎子接送。”“啊！好有錢呀！”顧尚書發著感慨回到了家中。剛一進屋，就見管家慌慌張張地迎了上來，“大人呀，咱們西大街的老宅子被鄒百萬給扒了。”“什麼！”顧尚書勃然大怒，“好你個鄒望，人家怕你，我是尚書我可不怕你！拿著我的帖子去知府衙門告他，不把他法辦了我這尚書白當了！”

　　果然，沒有多久，鄒望就被捉進了大牢。然而，令人奇怪的事情出現了。鄒望被抓的那天下午，無錫城里的所有買賣人紛紛罷市要求釋放鄒望。知府一聽連忙放了鄒望，商戶們這才陸續營業。顧尚書見此情景不禁大怒，知府也知道無法交代，連忙來到尚書大人的家中請罪。

　　“顧大人，卑職實在是挺不住了呀！這全無錫的商人如果罷市的話，朝廷知道了，不但我吃不了兜著走，就是您恐怕也要挨批評呀！”

　　“這鄒望就這麼大的能耐？”“嗯，是呀。您不知道，無錫有三大富，這三大富平日里交結廣泛，就是京城里的達官顯貴們都與他交好。自從抓了鄒百萬之後，那兩個大戶也給我捎信來，如果不放了他，全無錫所有商人都要罷市罷業。”“這麼厲害呀！”“是呀。您還不知道呢，聽說他們還發了話，您的家人只要在無錫買東西，無論是蔬菜水果魚肉布匹，所有商人都不會賣給您！”

　　“胡說！我不信！”顧尚書連忙派家人到無錫街頭去買東西，哪成想果然各個商家一聽說是顧尚書家的人買東西，無論出多高的價錢也不賣。顧尚書聽聞此言，默默無語。這時，門衛拿著一封信來到會客室，“老爺，剛才有一封信扔到了咱們家的門口，看信封好像是給您的！”顧尚書接過信來一看，直嚇得臉色蒼白：“快，速速命衙役捕快來我這里保護我！”

　　“顧大人，並非我不願幫您。跟您說實話吧，今天來拜訪您，您知道我為什麼要騎馬而來嗎？”“不知道。為何？”“您不知道呀，今天衙役轎夫聽說是來您這里，紛紛說病了不來呀！”“啊！”顧尚書呆若木雞，“人們常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看來真是如此呀！我堂堂一尚書今日敗矣！”

　　究其顧尚書失敗的原因，乃在于交通發達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達、商人勢力的強大。商人強大之後，結合自宋代以後出現的“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歷史事實，便形成了“官鬥不過商”的情況。吏是當地人，且工資不由財政支出，全靠盤剝百姓和商人賄賂，自然形成了依賴商人的情況。而不僅僅是吏，後期的官與官鬥、皇帝與官鬥，鬥的背後都站著商人。

　　明朝中後期的一些皇帝曾經對商人勢力進行過抑制，但效果並不好。例如，萬歷年間盡管對商業的剝削比較嚴重，但明代中後期的商業仍然總體上獲得了長足發展。在萬歷時期，商人不但已經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而且在朝中已經培植了強大的代言人勢力。魏忠賢和東林黨的衝突，其實就是皇權與商人勢力的鬥爭。到了明朝後期，特別是南明政權時期，商人（更具體地說是官商）已經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級的朝政可以說是在天啟、崇禎朝非常明顯。但早在嘉靖年間，一些地方政權就已經被商人壟斷，地方政府官員在某種程度上也要聽命于富商巨賈，無錫鄒望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明代中後期國內貿易隨著交通的發達，以前南北貨物難以大規模交換的現狀被徹底改變。南方以賣方身份出現在北方市場，主要供應絲織品、瓷器、棉布、木料、紙張、漆器、有色金屬、皮革等。北方輸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紗線。

　　商業的高度發達則直接促進了城市發展，例如淮安因為運河而興盛，它被荷蘭大使霍姆在1644年稱為“中華帝國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幾年間由小漁村變成大城市一樣，明代京杭大運河的繁榮，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成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為大運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較急，為了行駛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條備用運河，1587年在這條備用運河的某個地方修建了一個名叫“夏鎮”的地方。而17世紀初，皇帝便派了一名親戚坐鎮此地專管收稅。

　　在萬歷、崇禎年代，由于水路交通的大發展，國內貿易、國際貿易的興盛，中國逐漸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們是：北京、南京、杭州、鎮江、廣州、福州、蘇州、上海（當時稱松江）、淮安、揚州、臨清、濟寧、揚州（主要是今天揚州下轄的儀徵市，當時稱儀真）、蕪湖、景德鎮。城市的發展又帶動了官與商的合流，最終到了萬歷年間幾乎到了“無官不商”的地步。東林黨主要成員的出身雖然大多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們對于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個時期，四分之三的進士、舉人是商人出身。

　　僅拿明代晉商典型的張家、王家為例。萬歷時期的內閣首輔（禮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之所以成為首輔，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書、陜西總督），而王崇古的爺爺王馨是河南鄧州學政；在經濟上，則靠其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誨、二弟張四教、四弟張四象等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親王瑤、哥哥王崇義、從弟王崇勳、伯父王文顯、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鹽商。

　　張家、王家在聯姻的同時，還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自強的兄弟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聯合幾乎壟斷了當時的鹽業市場。以至于禦史永郜為此憤怒地說道：鹽法之所以敗壞，就是被權勢之家所壟斷。因此，官商家族成為明代非常明顯的特徵，也是商人與官員進行爭鬥的後臺。

　　商人的勢力增強並不僅僅表現在官商一體化以及官商鬥爭上，更體現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經營方向影響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這又是晚明出現社會風氣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敗明的原因之一。

　　引領風尚的明代商人

　　男不男女不女的明末讀書人

　　萬歷年間的蘇州城內，鋪戶興旺、買賣興隆。在各色商鋪之中，許多商人、富家子弟、讀書人、官員流連其間。舉人李樂在書童的幾次催促下，終于放下了書本來到大街上散心休息。書童李來一邊走一邊說：“少爺，今天出來可不能白出來呀，再過幾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您可得買些東西呀。龔春瓦瓶現在非常有名，不如買一個吧。”“龔春瓦瓶？什麼牌子？”

　　“哎呀，少爺，您真是讀書讀死了。龔春、時大彬兩個人是現在做瓦瓶最好的兩個人，他們做的瓦瓶光滑如玉、細膩溫潤非常好，每個都能賣到二三兩呀！”

　　“啊？二三兩？要知道二三兩銀子，那可是農民要一年不吃不喝才能積攢下來的呀。這麼貴重的東西，咱們買它作甚。”李樂一口回絕。李來聽罷，沉思一會兒，又道：“那就買個胡四銅爐或趙良璧錫器，一兩銀子就行。少爺，人家大門大戶都買這些東西，咱們如果沒有，還不讓人家笑話。”

　　“不行不行，我們讀書人應該儉樸持家。那些奢侈品給人帶來的無非是感官享受，它只能給那些內心空虛的人充門面，像我這樣自信的人根本用不著那些東西。”

　　“哼，儉樸現在被人看做是陋習呀。就是那些貧民、農民都買這些東西，咱們能不買？”

　　“啊？”李樂大吃一驚。“現在的人都這麼富？”

　　“哪呀，他們買的都是假的，樣子一樣而已。比如何得之扇面吧，那真的扇面可以用數載，是用宣紙、真竹做的，假的用的只是普通紙、竹篾而已。”

　　“哈哈哈，既然天下人都在買假冒產品，我買了又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呢？”李樂正在說話間，突然，眼見前方紅霞一片。李樂仔細一看，發現這片紅霞原來是一大群讀書人，他們個個身穿紅色、紫色的衣服成群結隊地去郊外遊玩。李樂癡呆呆地看著，“這些非男非女的中性人都是什麼人？”

　　李來一看樂了，“這些人是去參加虎丘書會的。”

　　李樂聽罷，只是輕聲嘆了一口氣，“回吧”。整晚李樂都沒有睡著，他在輾轉反側間，苦想著：如此下去，世人不知道簡樸，全都追逐奢華，仁義禮智信將何處所存。讀書人本來應該安守清貧，可如今也追隨時尚，唉......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睡的李樂擦了擦眼淚，不禁吟出一首詩來，詩曰：昨日到城廓，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李樂是一位傳統的儒家子弟，對信仰很執著。然而，這種人畢竟是少數，根本無法阻擋社會潮流。因為商人勢力大增，他們開始由順從風俗，逐漸變為影響甚至引領風潮。明代中後期的商業非常興隆，商人出售的產品逐漸超越了日常用品的范圍，奢侈品增多，逐漸引領了社會時尚甚至影響了民眾的生活。

　　例如，萬歷之前制鞋一般都是婦女的工作，萬歷年間則有了男人從事制鞋業。那時，南京橋夫營的鞋業非常發達。以前的鞋非常笨重，後來出現了比較輕巧的蒲鞋。一位姓史的外地人來到了南京，他用黃草編的鞋非常漂亮，富貴之家爭相購買，之後平常人家也買這種鞋穿。

　　再比如，上海地區原本沒有夏天穿的襪子，一年四季都是毛氈襪子，直到萬歷年間才開始出現布做的襪子。還有其他一些稀奇事物，直至影響到今天的百姓生活，例如吃河豚等。

　　商人在給民眾帶來生活方便的同時，對當時的基礎建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然，商人對于當地建築業、交通業的投資首先是為了自己經商方便，但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卻不容忽視。例如商人對于商路的開拓，給百姓出行也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開辟商道對于經商意義重大。例如，自唐代開始就出走四方的徽商，不斷地將食鹽、茶葉、木材、布匹、文房四寶等，販往長江沿岸的安慶、九江等交通口岸，在當地收購桂魚、生豬、植物油等特產銷往徽州山區。在這條商路上，有不少地區當時尚未開發。徽商為此修路、建橋、挖水井等，對當地的生活和經濟、文化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他們逐漸開辟了數條商路，其中一條就是：由徽州（今安徽黃山市）經祁門、石臺向東，經過三縣交界的仙寓山櫸根嶺之後，沿石臺邊境進入東至縣，過了雞頭嶺後走設源到排篷的三建橋。由此分道：一路經過大蜈蚣嶺走洋湖，向西到東流縣，向北從小路嘴、雁汊到安慶或沿江上行至武漢等地；一路經小蜈蚣嶺過葛公、高嶺、尚合、徐村，到達東至縣城，再翻過縣城西的梅山通往福建、廣東。

　　與此同時，一些介紹商路的書籍成為商人經商時的必備手冊。例如，《明一統路程圖記》〔明隆慶四年（1570年）休寧縣人黃汴撰，又名《圖注水陸路程圖》，《新刻水陸路程便覽》，《士商必要》〕，《天下路程圖引》〔明天啟六年（1626年）憺漪子編，又名《士商要覽》〕，《士庶備覽》，《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撥錦》，《天下四民三臺萬用正宗》，《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水陸路程》，《新安原版士商類要》，《士商類要》，《寰宇通衡書》等。

　　上述這些商路圖書，除了為商人帶去便利外，更彌補了正史的諸多不足，提供了不少正史沒有收錄的行程路線圖。例如《明一統路程圖記》收集水路路線143條，陸路路線100條，除了南北二京至十三省驛路外，又收錄了水路路線127條，而且標注了各個驛站之間的距離，非常便于客商使用。

　　為了便于記憶，這些商路圖書還將一些地名編成歌謠。例如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說的是從徽州到杭州的水路里程：一自漁梁壩，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縣，茶園六十有，九十嚴州府，釣臺桐廬守，橦梓關富陽，三浙詊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為了讓商人能夠在目的地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了解當地風俗，更重要的是了解當地的基礎建設、物產，從而更有利于經商活動，這些商路圖書往往對風土人情、酒店旅館、治安狀況等都有詳細的記述。凡是商旅外出所需的常識，諸如山川險夷、物產出處、行程風險、水旱碼頭、牙儈好壞、門攤課稅、名勝古跡，乃至轎夫船戶是否可靠，沿途食宿是否衛生，皆有記述。

　　因為海陸交通路線的開辟，明政府又大規模地開發交通工具、構建交通設施、完善交通管制機構，這些直接促進了大規模的商品流動，海上貿易的發展還使得明朝的商品如茶葉、絲綢、瓷器等遠銷到歐洲。

　　在這些商品中，有三大商品對于明朝的經濟乃至國家安全產生了巨大影響。限于篇幅，本書僅對鹽茶貿易進行介紹，對于絲綢布匹貿易的情況留待以後介紹。

　　第二回　明代的搶鹽風波

　　鹽在歷史上極為重要，自漢代開始就屬于專賣商品。在封建社會，鹽茶稅是從狹義商業稅中分離出來的。專賣制度形成了鹽的暴利，進而使得國家稅收大大仰仗于鹽。鹽稅比農業稅更為重要，它是明朝第一大稅種，佔了整個稅收的一半左右。

　　因為專賣，就培育出了官僚商人的代表——老晉商。官僚商人壟斷商業、控制朝政，在他們的壓制下，鹽業走私經濟發達，又造成大量稅收流失，鹽成為官商民爭搶的對象。為此，我們可以給本節做一個小結。

　　鹽的重要——鹽業專賣——鹽業暴利——暴利下的走私——鹽政體制的不合理——官僚體係無力杜絕走私甚至與走私合流產生腐敗——國家稅收大規模流失。

　　重新認識鹽：被鹽商打破的權力平衡

　　張居正愛才不愛德

　　鹽看似普通，其實是一種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在歷史上甚至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明朝名臣龐尚鵬就是因為得罪了鹽商而被罷了官。不過機會再次降臨到他頭上，萬歷四年（1576年）龐尚鵬被重新起用，任福建巡撫。這在許多人看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這一年，張居正得了一場大病，一方面原因是權力鬥爭愈來愈嚴酷，一方面原因是一條鞭法在實行過程中因為用人不當出現了不少問題。為此，張居正憂心忡忡。有人舉薦一位德才兼備的大臣龐尚鵬前往江南再推一條鞭法，張居正聞聽連連搖頭：此人我是知道的，是位能臣，但我決不用他。

　　“為何？”來人非常詫異。“我用的人必須要有才。”“龐尚鵬就非常有才呀，我給您介紹一下這個人。”

　　嘉靖年間，廣東南海人龐尚鵬奉旨巡按河南，他可是嘉靖年間著名的廉直官員。河南的一些貪官一聽龐尚鵬來了，不是稱病就是辭職，或者是趕緊請求外派。巡撫蔡汝楠一看，傻了。這可咋工作呀！龐尚鵬一看，微微一笑：“蔡大人，人們常說兵不在多而在精，官員也不再多而在能幹！只要你我同心，和其他同僚合作自然不會耽誤工作！”蔡汝楠一聽連連點頭：“對呀對呀，你我定會好好合作。”

　　一年後，雙方合作甚歡。對于河南的工作嘉靖皇帝也非常滿意。可就在這時，河南忽然發生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困苦不堪。巡撫蔡汝楠眼見此情此景，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盤算。如果這個時候告訴皇上河南遭災了而且損失慘重，很有可能皇上之前對河南的好印象就都沒了。

　　為此，蔡汝楠決定獻白鹿告知天降神鹿于河南，河南黎民生活富足、安居樂業。龐尚鵬一聽，雙目緊緊地盯著巡撫：蔡大人，天災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減少損失，盡快恢復百姓的正常生活。不能為了自己的官帽而去造假，敬獻白鹿騙皇上高興。同僚們為了各自的利益也很可能不會揭穿你，但你捫心自問一下，這樣對得起百姓嗎？

　　蔡汝楠聞聽，面露慚愧。龐尚鵬這樣做令河南官員為之敬佩。到後來，龐尚鵬被任命為浙江巡按，在七年里他眼見地方官吏魚肉百姓，特別是在稅收方面，利用國家漏洞偷稅漏稅，為此龐尚鵬首先將他們一個個地法辦。其次，針對賦役名目繁多、負擔不公、偷稅漏稅現象，先後推行了里甲均平法、十段錦法、一條鞭法（龐尚鵬是第一個在全省推行一條鞭法的封疆大吏），逐步將人丁收稅改為按田地收稅，因為效果顯著，南方的其他地區紛紛效倣。因此，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之前，南方許多省份已經施行多年。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張居正說著，看著來人，“但我有不能用他的理由。”“什麼理由？”“他不是我的人，而且不聽話！”“哦。”來人沉吟良久，“我知道了。唉，既然您不能容他，那我也不好說了。那您休息，我回去了！”來人說完起身告辭。出了張府，來人冷笑一聲：“張居正呀張居正，你雖為能臣良相，但權力之心過重。不論忠姦善惡，唯馬首是瞻者可得榮華，你這樣做，你的政策能推行得長遠嗎！你樹敵太多，龐公才德兼備你不用之，那天下必有人對此不服！”

　　張居正之所以拒絕龐尚鵬入閣，根本原因是權力之爭。其重要原因則在于張居正改革集團內部的核心成員，如王崇古、張四維等人就出身于鹽商家族，鹽商憑借雄厚的財力影響著政局。龐尚鵬得罪了鹽商也就意味著得罪了張氏集團。明政府的鹽業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鹽商勢力的增長。

　　因為食鹽屬于生活必需品，產鹽地和售鹽地之間的差價極大，使得販賣私鹽自西漢開始非常盛行。西漢對販私鹽者砍掉左腳趾，以後處罰越來越嚴，東漢末年起凡是販私鹽者無論多少皆是死刑。歷朝歷代對販私鹽的處罰輕重，多是根據販鹽量的多少而定，但以斤論死刑則成為主流。

　　可以說歷朝歷代對于鹽非常看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決定了政治、經濟的走向，更影響了政局的發展。如果不是因為鹽，明萬歷初期的政壇上張居正很可能不會“一股獨大”。

　　張居正拒絕重用龐尚鵬後沒有幾年，龐尚鵬便去世了。之前，龐尚鵬被張居正貶職在家，原因就是在著名的“張居正違制”的政治鬥爭中，他站在了大部分朝臣一邊得罪了張居正。在此之前，龐尚鵬還有一次被貶，被貶的原因就是鹽。

　　龐尚鵬比張居正更早地推行了一條鞭法，對其中的利弊有著更深的認識。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是在全國層面上進行的，並沒有具體執行的經驗，對于一條鞭法的優缺點體味並不深刻。正是這種不足，使得他過分地看重此法，對反對者正確的意見並沒有認真吸取，造成流民在更大范圍內出現，最終明朝亡于流民之手。

　　朱元璋對鹽非常重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滅的張士誠的地盤設立了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鹽的生產由灶戶負責，進入“灶籍”。洪武時期灶戶大概有9.2150萬戶，灶丁27.0843萬人；弘治時期灶戶為12.0244萬戶，灶丁35.1981萬人；嘉靖萬歷時期灶戶為8.2502萬戶，灶丁41.3051萬人。按照明代一個灶丁，三個幫貼推算，洪武時期專門從事煎鹽的人達百萬以上。

　　與鹽戶相關的柴夫、馬夫、割草夫、運水夫、其他相關材料的供給者、運輸者，以及洪武時期官方主管的大鹽和豫晉兩省的小鹽相關從業者可達200萬人以上，如果算上硝鹽、軍鹽的從業者，這個數字還會再增加百萬。

　　在封建社會，給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國家可以以各種理由剝奪你應有的權利，所以，灶戶的社會地位比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一經發現杖打八十。假如灶戶出身的人真的當了官，為了免去賤民的尷尬，買地買田假冒“民籍”，被發現後，官也當不成了，發回原籍重新當灶戶。

　　明初，鹽的生產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展，由于生育率、體格等原因（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灶戶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徵稅，隨後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並對日後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濟物資。商周時期鹽業實行自由經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唐代中後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于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並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

　　朱元璋又實行“開中制”，商家負責運糧到邊關，政府則給鹽引，商人拿著鹽引到產鹽區取食鹽，之後到指定地區銷售。實行過程中，以自願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強迫，考慮商人利益也較為全面，兼顧了糧食的生產、收購、運輸、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費，以及人工費用等。

　　然而，軍糧儲運地點在北部、西北、西南等邊關重鎮，而支取食鹽的地方卻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為此，商人要想獲得利潤就需要付出極大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預知的各類風險，如人身安全和損害健康等。

　　鹽商獲取利潤的關鍵，是每引可兌換的糧食和財政補貼。假如每引的鹽無論是淮鹽還是浙鹽都是200斤，根據距離的遠近兌換的糧食數量肯定會不同。例如淮鹽，如果運到臨濠府府倉則可以兌換5石米，運到通州是2石米。浙鹽運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兌換的糧食就分別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簡單，在距離上浙鹽產區相對北方更近一些。

　　鹽引運糧的出現主要是為了邊關糧食供給。它彌補了明初軍事墾田與墾田收入之間的時間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對于軍田的重視，以及軍田的大規模開發，“開中法”在軍糧上的比重不高，否則，朱元璋也不會說出不費民間一粒米的自誇之詞。

　　所以，在朱元璋時代鹽引發放並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沒有，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後隨著軍田荒廢並被文武官員、太監、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規模兼並，軍田已經難以供給邊關。為此，鹽引的發放越來越多，鹽引運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後鹽商分化為邊商和內商。邊商（以陜商、老晉商為主）交錢得到鹽引，內商（以徽商、晉商為主）則負責看守鹽場和取鹽。因此，邊商和內商都開始在九邊、產鹽區（如揚州、杭州等）附近定居。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葉淇變革鹽法，實行了“折色開中”，商人可以不再運輸糧食，只需繳納銀兩就可以得到鹽引。其後一條鞭法實行，國家又開始實行了賦役代銀、邊餉銀制等制度，最終促使陜商、晉商和徽商等商幫的興起與沒落。

　　在國家層面，鹽更到了影響國家財政稅收的地步，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直接關係到政府對于各項事務的財政支出。萬歷年間的戶部尚書李汝華統計：國家稅收400萬兩，其中鹽稅佔一半，兩淮68萬兩，長蘆18萬兩，山東8萬兩，兩浙15萬兩，福建2萬兩，廣東2萬兩，雲南3.8萬兩。如果加上不進入專門儲存白銀的太倉庫的河南12萬兩，以及川陜等地的鹽稅的話，全國鹽稅達240多萬兩。

　　鹽的重要性還在于高額的利潤，其利潤率可以達到200％以上。正是這一原因，明中後期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