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使臣的節目表演

　　明崇禎年間，一次，明朝官員宴請朝鮮李氏王朝的使臣，接待官員請來了歌妓助興。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朝鮮使臣笑道：“感謝大明對我等的熱情款待。人們常說，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也要表演一些節目。”說罷，朝鮮使臣一指身旁的一個小孩兒，笑道：“此次朝貢，我帶著我的兒子也來到貴國，就由他來奉獻一個小節目吧。”

　　中國禮部官員一看，這個孩子不過七八歲，不禁非常好奇，“他會什麼呢？”朝鮮使臣笑道：“我們朝鮮與中國素來友好，大明皇帝待我國不薄。每年皇帝生日的‘聖節’、太子生日的‘千秋節’，不但為我國成年人記得，就是黃口孺子也可以倒背如流！”

　　“哦？果真如此？那就請令公子說一說。”朝鮮使臣用手點指，孩子張開了小嘴，高聲說道：“太祖皇爺九一八，太宗皇上四一七，仁宗皇上七二三，宣宗皇上二月九，英宗陛下雙十一，代宗皇上八月三，憲宗皇上十一二，孝宗陛下七月三，武宗皇上九二四，世宗皇上八一十，穆宗陛下一月二十三，神宗皇上八月一十七，光宗陛下八月一十一，熹宗皇上一一一四，當今陛下一二二四。”

　　十年後，清軍入關，禮部的一位官員逃到了朝鮮，當年的那位朝鮮使臣把他請入家中。只見，屋中放著一塊靈牌，上書：大明毅宗陛下。

　　禮部官員跪爬著來到靈位前，痛哭失聲。

　　“陛下殉國的消息兩月後才傳至我國，上到我主下到普通官員都心痛異常。我等實在想不出，大明為何會亡國，看來，多是你等誤國害君呀！”

　　那位禮部官員聽聞，泣血而暈倒在地。自此，便有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每逢崇禎的忌日，朝鮮國王都要暗中為之祭奠，更有甚者還將崇禎的年號一直暗中使用。當大部分中國臣民已經忘記了大明的時候，在朝鮮卻有一大批人仍在想著明朝。

　　中國與朝鮮的關係，有人曾經以“血濃于水”來形容，這一點也不過分。早在商朝，紂王的叔叔箕子便在亡國之後來到了朝鮮，對這個地方進行了文化改造，史稱“箕子朝鮮”。盡管兩國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摩擦，但正如親兄弟都難免動手一樣，這種情況很正常。在絕大部分時期，兩國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剛剛建立，朱元璋便在洪武元年（1368年）12月，派遣符寶郎偰斯出使高麗。

　　他第二年四月來到高麗，送給國王王顓綾羅綢緞40匹。一個月後偰斯要回國，國王王顓送他鞍馬、衣服不要，宰相他送人參、藥材不要，最後，王顓命文臣寫詩贈送，偰斯真正做到了朱元璋“不拿一針一線”的要求。高麗王王顓同意停止使用“至正”年號，斷絕與蒙元的政治聯係，並奉表來朝。八月朱元璋正式冊封王顓為高麗王並賜金印、誥文，並賜大統歷一本、錦繡絨鍛十匹，賜給太妃和王妃金鍛、色緞、線羅各四匹，賜給積極主張斷絕與蒙元的關係同明朝建立關係的高麗相國辛盹、侍中李春富、李仁任色緞、線羅、紗各四匹。

　　為了讓朝鮮徹底脫離北元姻親關係的羈絆，對于朝鮮的朝貢禮品，朱元璋經常說：只要土特產就行了，禮輕情意重嘛。我們自古都是好鄰居好夥伴，不用這麼破費。後來，對高麗的貢品只接受一些土特產，其余金銀寶物、貴重布匹和動物毛皮等一律不要。

　　朝中貿易主要有四種類型：朝貢貿易、和買貿易、使臣貿易和民間貿易。前三者都具有官方貿易的特徵，民間貿易由于中朝兩國相似的貿易政策，逐步轉變為邊境的民間走私貿易和邊境的民間互市貿易。

　　朝貢貿易一年三次，分別是皇帝的生日“聖節”、太子的生日“千秋節”，以及每年的農歷正月初一的“正旦節”。一年三貢成為明朝藩屬國中的絕對特例，一直存在于整個明朝統治時期。高麗入貢的具體路線是：從開京出發，經朝鮮半島西海岸中部的禮成江口，渡黃海，抵達長江口的太倉，進入南京。

　　朱元璋對高麗官商貿易極為照顧，高麗商人只要持有明朝頒發的路引或文印，就可以來往于明朝的任何可以經商的地方。請注意是任何地方。與中國的態度相反，高麗王卻只對官方貿易積極運作，對于民間貿易則採取了排斥態度。

　　但由于蒙元勢力猶存，而且其與朝鮮又有姻親關係，所以，洪武一朝中國與高麗的關係起起伏伏，朝貢貿易也是開開關關。直到洪武二十年蒙元在東北的勢力被徹底清除之後，中國和高麗的關係才開始向友好方向發展。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李成桂自立為王，高麗進入李氏朝鮮階段。但因為雙方互信度非常低，中朝之間仍然沒有建立正式邦交。與此同時，朝鮮相繼發生兩次內亂。先是李成桂在兩個兒子被殺後將王位禪讓給次子李芳果。一年半後的1400年1月，李芳果的四弟和五弟在都城開京發動巷戰。一個月後李芳果失敗，十個月後禪讓給五弟李芳遠。

　　後是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朱棣即位改元之後便派人出使朝鮮。朝鮮隨即派人前來朝賀。因此，第二年四月便給朝鮮王頒發了新的誥命和印章。十月再次派遣宦官、翰林到朝鮮頒授國王冕服、各類冠服等，並附了一份豐厚的禮物。

　　朱棣推翻自己的侄子後，大多數藩屬國並不認同，或者認為朱允炆會卷土重來，因此朝賀永樂登基非常不積極。李氏朝鮮作為唯一一個恭賀的藩屬國，朱棣對其好感肯定會急速上升。因此，中朝貿易進入高潮也在情理之中。

　　朝鮮的貢物在永樂朝主要是金銀、馬匹、人參以及紙張。因為朝鮮的造紙技術較高，明朝政府經常要求朝鮮貢獻紙張。例如永樂四年（1406年）進獻了純白厚紙3000張，次年又貢獻純白紙8000張。永樂六年正月朝鮮王向全國發布造紙令，五月和十一月分別貢獻純白紙1萬張、純白厚紙6000張。永樂時期，朝鮮進貢的紙張超過10萬張。

　　朱棣遷都到北京後，從陸路到中國的首都就非常方便了，因此，朝鮮使臣開始走陸路。從朝鮮義州到遼東都司的遼東八驛站，朝鮮使臣渡過鴨綠江後經湯站、開州、龍鳳、連山、甜水、頭館抵達遼東城（遼東八站後來因為女真人與朝鮮的邊貿糾紛逐漸改為：遼陽、甜水、連山、通遠堡、鎮東堡、鳳凰城、湯站、九連城）；從遼東到山海關有十七站，它們是：鞍山驛、海州衛、牛家莊驛、沙嶺驛、高平驛、盤山驛、廣寧驛、閭陽驛、十三山驛、淩河驛、杏山驛、連山驛、曹莊驛、東關驛、沙河驛、高嶺驛、山海關；由山海關到北京有十個驛站，它們是：榆關、撫寧縣、永平府、豐潤縣、玉田縣、薊州、三河縣、通州。

　　在永樂朝，朝鮮進貢的次數明顯增加。除了三個定期朝貢外，李氏朝鮮還以謝恩使、奏請使、進香陳慰使、進賀使、進獻使、押送使等名義進入中國朝貢。在這些貢獻中，最為特別的就是進獻處女和宦官（火者）。本來，明朝想繼承元朝與高麗通婚的傳統，繼續利用聯姻保持兩國和睦。然而，朝鮮太宗李芳遠為了避免內政被幹涉（元朝與高麗的聯姻讓他記憶猶新），不主張聯姻。為了打消明朝對李氏朝鮮的懷疑，李芳遠提出用貢獻處女的方式聯姻。這些處女基本上都是朝鮮官員的女兒。永樂一朝，共貢獻十多名處女和近200名宦官。這些人在永樂朝除了病死之外，絕大部分都死在了“宮闈之亂”中。

　　除了朝貢貿易外，還有一種以物易物的官方貿易稱為“和買”。明政府首先確定戰馬和耕牛的需求數量和價格後，皇帝派遣使者通知朝方，其後朝鮮方面將這些運往遼東，明政府付款交割。洪武年間和買就已經出現，但明朝和高麗關係並不穩固，高麗在明元間搖擺不定，洪武七年（1374年）雙方發生衝突斷絕關係，洪武二十年（1387年）後，高麗和以後的朝鮮與明朝的和買才漸漸走上正軌。到建文帝時期，兩國交換戰馬不到2萬匹。永樂一朝則進入高潮，每次和買戰馬都在1萬匹以上，有時甚至達到了五六萬匹。然而，如此巨大的數量，讓明朝沒有資金（布絹）一次付清。直到宣德二年五月，永樂十九年、永樂二十一年買的2萬匹馬，所應付的大布四萬匹、大絹六萬匹才在戶部的提醒下如數補齊。

　　除了上述兩種貿易外，就是使臣貿易了。使臣履行完國家職責外，有的人則攜帶各類商品進行倒賣。明代使臣中朝廷官員因大多屬于儒家子弟，此類情況較少發生，但永樂時期，大批宦官被派往朝鮮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同樣，朝鮮使臣也進行著官方貿易、私家貿易和違禁貿易三種貿易。對于私家貿易，明朝歷代帝王往往採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朱元璋還三次下旨不要阻攔這種貿易。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在與明朝的貿易中都是絕對沒有的。

　　自此以後，中朝友好情誼越來越深厚。最終，可以說親如一家。明代使臣甚至將對皇帝、大臣的一些看法與朝鮮君臣私下談論。例如太監尹鳳就對朝鮮世宗李尃言及宣宗皇帝喜歡走鷹逐犬好遊戲、皇太子亦輕佻。雙方的關係已經達到任何勢力都無法破壞的程度，例如正統七年（1442年）朝鮮便堅決地告知蒙元勢力“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口回絕蒙元了再次通交的請求。

　　明帝國的經濟政策中海上貿易政策最為失敗，失敗得令人痛心疾首。因為，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海軍實力全球第一，如果明帝國繼承元帝國的海外貿易政策，顯然中國的歷史甚至世界歷史都會改寫。但歷史事實卻是：朱元璋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

　　歷來，許多論者都對朱元璋提出了尖銳批評。然而，本書卻對朱元璋在當時所採取的政策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以此推之，四百多年後的乾隆拒絕馬嘎爾尼，本人也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以當時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看，任何一個愛護百姓的統治者都將對其表示反感。

　　明代海外貿易政策有三大表徵、兩大不足。三大表徵上，“禁海”與“朝貢貿易”作為明帝國對外貿易的兩大基石成為政府層面的特徵，它們與民間走私乃至海盜經濟的興盛成為三大永不變化的表徵。

　　之所以出現三大表徵，其根本原因在于對于海路貿易的不重視，以及由此對海外邦交國政策產生重大偏差——“花錢買太平”與“綏靖”。對于這兩點，之前許多人都將板子打在了朱元璋的屁股上，其實未必正確。

　　明帝國在海外貿易方面的主要錯誤應該由其後代和歷史傳承來承擔。其一，中國的海外貿易在歷史上，大多是“朝貢貿易”，這也是本書對“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地位表示尊重，但對其歷史意義表示不屑的原因；其二，自南宋起因為民生問題而導致的海上走私、海盜等問題，在明朝呈爆炸式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之後的統治者不能從民生角度看問題，一味執行“祖宗法制”造成了海路走私比陸路更嚴重、更危險的狀況。

　　明帝國海外貿易的第三個巨大不足，就是對于“國家海盜”的興盛不能採取有力措施。當時，歐洲各國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基本都不如中國實力雄厚。然而，在某些技術上卻比中國優秀，例如軍事技術。由此造成西方國家利用“海盜”手段，逐步蠶食中國的各種利益。明帝國並沒有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從而將中國的海外貿易通道拱手讓給了西方國家，從而使自己在未來的白銀輸入中處于很不利的位置。

　　同樣，如果說陸路走私使得明政府財政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流入各種強勢人手中的話，海上的走私卻促成了民間商人勢力的急劇壯大，從而使他們可以利用雄厚的資本迅速漂白。一方面，這些走私勢力又與當地士紳合作開始向政治、軍事、經濟多領域滲透，以至到了明末，明帝國的最後保護者竟然是海盜家族出身的鄭芝龍父子。

　　因為有了一個鄭和下西洋，引得自清朝末年開始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唏噓。人們都在暢想，如果鄭和再進一步，那中國將多麼偉大！進入21世紀後，人們在外人的幫助下摸到了這種猜想的真實脈搏。許多人認為：鄭和才是首先到達美洲的人。然而，鄭和到過美洲又怎樣？歷史仍然是“禁海”繼續成為國策。因為，鄭和的下西洋在本質上不過是“賠本賺吆喝”的朝貢貿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