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臨終前幹的好事

　　在對走私、海盜的強力鎮壓的過程中，許多有識之士明白了問題的所在，在隆慶年間海禁政策終于有了松動。其實，早在這之前的1564年，一份奏章上面的觀點就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自倭寇犯我東南沿海之後，臣等雖奮力剿滅但成效不彰。其原因就在于，海邊居住的百姓不出海就沒辦法生存，海外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國的絲綿帛錦等產品幾乎無以立國。我們守衛邊疆越嚴，他們對中國產品的渴望就越甚。私下交易由此便產生了，如果私下交易不能實現，那麼就只好搶了。古人曾說，掃除壞的東西就如同掩埋鼠穴，需要留一個，如果都堵死了，那麼處處都會被咬壞。

　　嘉靖皇帝放下奏章之後，思考良久。他知道譚綸說的確實有道理，處處防等于處處沒有防。然而，他卻不敢主張開放禁海。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名聲不好，24年前一群宮女差點兒要了自己的命，而如今全天下的百姓幾乎都在盼著自己死。即使這項政策是正確的，在他手中開始恐怕仍然會引來眾人的不滿。因此，倒不如留給自己的繼承者讓他來解決，以博取萬世好名。

　　三年後，這位雖然極有政治手腕卻無治國才能的嘉靖皇帝死了，民間歡呼雀躍。繼位的隆慶皇帝也就是後來的穆宗皇帝朱載垕登上了歷史舞臺，盡管他在位僅僅六年，卻博得了後世的好感，他的一係列治國新政，被後人稱為“隆慶新政”。在福建官員的建議下，隆慶決定在月港設立海澄縣，施行“開放海禁”政策。他不僅讓海疆獲得了安寧，在他的支持下，“隆慶議和”後的北部邊疆也獲得了安寧。

　　在嘉靖年間，明帝國的走私經濟形成了四大基地：澳門、福建海滄、浙江雙嶼、福建月港。

　　之所以選擇月港，那是因為1557年包括倭寇在內的各方走私者以及海盜勢力曾經大鬧月港，月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走私基地。沒有辦法，福建巡撫譚綸只好招撫這些海盜，並在月港設海防同知，將靖海館變更為海防館。到了1576年月港開放海禁之後，月港的收入大增。

　　月港開放實際上是將走私變成合法，它有三大好處：防止給國家尊嚴帶來傷害；將走私流失的稅收予以收回，充實國庫；防止內陸商品大批流向國外。

　　凡是想出海的商人，必須首先要在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開具證明信，即“保結”，主要內容是這個人是商人，是好人，要去進行海外貿易；然後向所在地省市政府（道府）提出申請，得到批準後由海防機構發給船引，即通行證。當然，這也是官方的紙面上的操作程序，實際上，只要有牙商（中介商人）、洋行（專門經營海外貿易的機構）出面作保，就可以申請到船引。船引需要填寫限定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向往處所、回銷限期（也就是多長時間內必須回來）等內容。船引需要海防官、府道備案，回國後雙方還要對照查驗是否按照船引行事。

　　緊隨其後就要繳納營業稅，即當時被稱做“引稅”。起初規定一張船引納銀3兩，之後上升到6兩。

　　政府還對出海船只數量進行限制，起初每年船引總計50張，1575年增加到100張。

　　對外貿對象國也進行了限制。規定除日本以外，可以前往東、西洋，以婆羅國（今天的文萊）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

　　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其他地區的海外貿易仍然被禁止。即使明朝政府如此限制對外貿易，小小的月港在稅收方面卻突飛猛進。

　　月港開放，名曰開放，實質上仍然是禁海，福建巡撫許孚遠曾一語道破其中的天機：“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簡單地說，就是將無法控制和消滅的走私轉化為可以控制的公開政策。此政策使走私貿易在幾十年間得到了控制。然而，因為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大部分人仍無海外貿易的權利，海盜、走私問題也就不能完全解決。最終到了明代末年，明朝的政權竟要靠海盜來保衛。海盜問題自古就存在，但明代後期則日趨復雜化。之前的海盜主要是中國人，元代才出現了倭寇問題，而明代末期隨著歐洲強國的相繼東來使這一問題復雜化。面對復雜的問題，明政府還是抱著“花錢買太平”的政策，希望用貿易來制衡全新的敵人。其結果就是造成邦交國大量減少，中國首次將海外貿易主導權讓給了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