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有理  

　　在18世紀的前三分之一時間，喬納森?斯威夫特制訂出一項計劃，可使世上百姓免受苦難。那時，還沒有人想到，兩百年後，在一個被標榜為“現代”的世紀，人們會將所信奉的“進步、理性和高效”的理想轉化為工業化大屠殺。斯威夫特說，如果人們按照他的建議行事，窮人的孩子將不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過饑餓、偷盜、乞討的生活，成為國家的負擔，他們的未來不僅自己將不再擔心缺衣少食，反而還可以為成千上萬人的口糧以及部分的衣服盡一份力。斯威夫特為這個目標制定出計劃，為了描述現狀，他列舉出統計數據，有不斷增長的窮人數量，有分攤在每個孩子身上的國民收入，以及最後得出的一個不成比例的數額。

　　最後，他提供如下解決方案：“我謹建議如下，供民眾考慮。從我們計算出的12萬兒童當中留出2萬留種繼續撫養，其中只需四分之一是男孩即可。……剩下的10萬兒童，可以在他們還是一歲嬰孩時賣給上流社會人士。在此建議母親們，在最後的幾個月內給孩子喂足母乳，以保證他們被端上宴會桌時又肥又嫩。一個小兒可以做成兩道菜招待朋友，如果只是家庭用餐，那麼一臂或一腿就能解決一頓飯菜，以胡椒和鹽佐餐，則存放四天後煮吃仍佳，尤其在冬天。” 

　　緊接著，斯威夫特列舉了以兒童做原料對商貿、餐飲業和皮革業產生的一係列積極後果。他還就道德問題做了思考——墮胎和殺嬰案將有所減少——這都有利于他的建議。在演講的最後，斯威夫特總結道，他的動機無非是“通過繁榮貿易，安置兒童，救濟窮人，也為富人找些樂子，實現國家公益”。

　　《一個小小的建議》無疑是斯威夫特最著名的諷刺作品，它那令人毛骨悚然之處恰恰在于，這個在西方道德觀的背景下根本無法想象的方案，是由理性的推論一步步得來的。斯威夫特以統計數據為證明大屠殺合理性的科學依據，並輔助以道德上的考量而預見了一個未來，在這個未來，工具理性將把所有道德降到最低，這理性雖然尚能讓行動者確認自己行動的正確性，卻不能限制任何非人性的行動了。

　　現代社會的歷史已經出現過對社會隱患的極端解決辦法，至于它們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可以以“猶太問題的終極解決”為例，通過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猶太問題得到徹底解決。雖然我們從土耳其、德國、柬埔寨、南斯拉夫、盧旺達、達爾富爾或從種族清洗的廣大領域內得知，即便對于民主國家而言，極端的解決辦法仍然始終是一種選擇，但是，人們還是傾向將此類謀殺行徑理解為偏離了“正常”的發展軌道的“特殊事件”。

　　然而，20世紀的社會災難卻無比清晰地表明，種族清洗和大屠殺並非是偏離了現代社會的正道，而是作為一種社會可能性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而誕生。如此看來，類似屠殺猶太人這樣的社會事件並不是“文明的斷裂”或“向野蠻的倒退”而是現代社會為了建立秩序和解決社會隱患而採取的手段。米歇爾?曼在一項大規模的研究中指出，種族清洗和大屠殺，雖然它們由于採用了古老的暴力手段而在表面上顯得不屬于這個時代，實際上卻與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這一點也同樣適用于伊斯蘭恐怖主義，它表現了對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反應，雖然是負面的，卻與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

　　齊格蒙?鮑曼在他對“秩序的辯證法”的研究中指出，為什麼屠殺猶太人事件從未成為社會學的係統研究對象，第一，因為它被視作“猶太史”的歷史事件，被當做現代社會的一個病理問題，而非“正常”問題；第二，因為屠殺猶太人事件起源于一係列危險因素的不幸組合，而這些因素就單個來看，都並非特別敏感，通常可以通過調整社會秩序而被安撫下去。就這樣，社會學者們覺得心安理得，再也不想係統性地研究猶太人事件。這也許意味著，將大屠殺理解為對現代性潛能的“測試”，可以對社會文化架構和運行機制做出新的闡釋。鮑曼于是提出一個怪論：“屠殺猶太人事件為人們理解社會學提供的啟發，要比社會學為屠殺猶太人事件能提供的解釋要多。”因此，他主張，將屠殺猶太人事件看作社會學意義上的一個實驗裝置，從中可以發掘出現代社會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在‘非實驗性的’條件下是不可能被觀察和驗證的”。

　　漢娜?阿倫特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類似集中營這樣的現代性機構所具有的係統性社會理論性的特徵。集中營表明，在極權社會的暴力舉動的事實當中，佔據穩固地位的是特殊理性。從外部觀察，這樣的理性是無意義或者錯誤的，但在參與者看來，它們卻屬于一個完整的意義體係。社會科學的闡釋方法無法遵循這樣的特殊意義體係，因為它們奉行的是理性的行為模式。

　　歷史學在此遭遇的困難尤其特殊，它總是將這些在現代看來根本無稽的事件硬要當做具有意義的來研究。這是因為，歷史學遵循的是人文理性觀，這個理性觀注重的是對于先前的歷史文化狀況能夠感同身受地注目和觀察，它的大本營是文化樂觀主義的、理想主義的歷史觀。面對現代社會的暴行，這種理性觀就顯得蒼白無力，因為它面對的現實從傳統意義上來說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