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專業的大屠殺

　　納粹的滅絕政策重拾了早期殖民戰爭中一種類似屠殺的手法，對于被定義為多余或有害的人，不是簡單地殺死，而是要通過滅絕他們贏得最大的利益：用勞役來滅絕他們。納粹在集中營設立的生產V2導彈和Me262噴氣式戰鬥機的巨型地下工廠中，囚徒們遭到殘酷的剝削，以致進入集中營之後，他們一般只能活幾個月。因為囚徒源源不斷，勞役可以同時被當做剝削和屠殺的手段，而囚徒們則自然全部被迫勞役至死。

　　當然，這需要計劃和實施。通過改頭換面，讓屠殺以工作的面貌進入人們的視線。通過勞役來達到殺戮的目的，這需要有序和有效的組織，需要有集中營，需要有工棚、盥洗室、住處、運輸車輛、水電、鐵軌、小貨車等等。在為“通過勞役滅絕”做準備的基礎建設過程中，對于那些建築師和工程師，“滅絕”本身所表現的形式就是一個復雜的生產進程，和其他職業要求的一樣，它也要求專業和高效。這種屠殺的生產化形式，甚至體現在大屠殺的組織方面。比如從1941年開始，在被佔領的俄羅斯疆界內的大屠殺。這一次的屠殺，也是將屠殺當做工作，以此將殺戮合理化，並且也要求參與構建的人員要具有專業素質——這一點使得個人推脫掉自己與整件事的關聯，否認參與了有組織的大屠殺。雖然，殺戮以直接的形式發生，但和毒氣室不同的在于，由于整個事件具有分工性質，所以誰也不必覺得自己是殺人兇手。雖然，殺戮以直接的形式發生，而不像毒氣室那樣，採用的是間接的殺戮技術。

　　在納粹的滅絕戰爭中，由于屠殺者可以將屠殺解釋為工作，甚至解釋為“臟活兒”，是他們不得不吃苦去幹的工作，于是在屠殺者的眼中，屠殺獲得了某種合理性。這項被賦予必要性的工作給屠殺者們造成的痛苦，在海因里希?希姆萊和屠殺者們的口中是永恆的主題。正是這痛苦賦予他們權力，讓他們在殺人的當口和之後的戰後歲月都不必時刻感到自己是殺人犯。他們將自己的行為植根在被他們視作有意義的范疇里，這種制造有意義的闡釋的能力——我是為了一個更高目標而殺人，我是為了下一代而殺人，我的殺人和別人的殺人不一樣，這個“工作”並不令我開心——是一種心理機制，它使人具備去做最不可思議事的能力，使人無可不為。與無意識能力的生物相反，人類的行為未因本能或天賦限制而受到任何制約。

　　人類生活在一個社會性的宇宙當中，因此，人類實際上真應該將一切都想成是有可能發生的。人類行為不受任何自然界限或者人為劃定的界限所制約，自殺文化表明，即使在生命結束的地方，也不存在這樣的界限。所以，假使有人說，從人類學發展的角度來看，人類終有一天會任由自己嗜血的本能發展，終而成為一群烏合之眾，陷入血腥的迷狂當中——那我們最好還是權將這說法當做社會民俗學的一種假想吧。暴力在歷史和社會兩方面皆具備特殊的形態，而且，它產生的條件也同樣特殊，那是一種意義的賦予。 

　　使種族純正的國家成為世界的統治者，這個目標被納粹拿來賦予屠殺以意義。滅絕技術所需要的短暫的發展時間產生了一種距離感，使得暴力外包——與用機槍掃射進行屠殺不同，這里建起了滅絕營，殺人者自己並不動手，而是將殺人任務轉交給技術，讓囚徒自己來完成具體操作。自從毒氣室投入使用，將齊克隆 B 當做殺人工具以來，無需殺人者直接動用暴力，便可達到真正的滅絕。

　　為了紀念屠殺猶太人事件而設定的紀念日以及舉辦的紀念活動總是與吸取歷史教訓的意義相連，歷史學家們將必要的知識告訴給大家，以確保“往年的”那些事件“不再”重現。但是，我們也許可以問一下，既然有事實證明，人類是完全有可能將最偏離人性思維的行動、反人類的理論、概念和結論都視作有意義，並將他們融入自己所熟悉的綱領，為什麼這樣的事情就會“不再”發生呢？更何況，這世界上還存在著一類人，他們沒有經過文化的教育，毫無人文教養。

　　面對歷史上難以計數的屠殺醞釀和暴力演變，我們應該認識到，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使得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的可能性進一步得以提高。1994年的盧旺達，大部分國民都認為在三周之內屠殺80萬圖西族人是有道理的。人類會將殺戮當做解決問題的手段，他們會殺死阻礙他們的同類，現代人對這個想法的恐懼真是一種現代迷信。與其將上述現象解釋為心理學意義上的攻擊性，不如說與具有目標合理性更相關。漢斯?阿爾伯特寫道，為了解決矛盾，武器的制造“在很多情況下比工具的制造更加有價值”。那麼，什麼又叫做“吸取歷史教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