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與社會災難

　　2005年8月底，颶風卡特琳娜橫掃美國東南部，造成80億美元的損失，新奧爾良市幾乎遭滅頂之災。而這還是一場被預見到的災難，早在2001年10月，《科學美國》雜志就已經描述過這場還未到來的洪災。

　　隨著兩條防洪堤的崩潰，新奧爾良市有80%的面積遭洪水淹沒，最深水位達7.6米。電力中斷使得水泵無法抽水，被淹沒的車行道使得外界的救援無法進入城市，救災應急部門完全無力應付局面。而在發生洪災不久後，搶劫便開始出現，用于安置受災難民的超級穹頂體育場迅速人滿為患，在它周圍出現擴大化的暴力行為，迫使當局考慮是否宣布進入戰爭緊急狀態，實施戰時管制。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凱瑟琳?布蘭科在9月1日對國民警衛隊下令，槍擊搶劫的暴徒：“這支部隊（指國民警衛隊）有權開槍，有權擊斃匪徒。他們會果斷開槍，我希望他們會這樣做。”

　　政府在新奧爾良市的火車總站設立起一座臨時監獄，關押了約700名犯人。監獄由一個個鐵籠組成，相互有鐵鏈相連，但是在洪災初期，警方和國民警衛隊即使用盡全力也不能控制局面。襲擊救援隊、槍戰、強姦、搶劫商店、入門搶劫等等案件層出不窮，一直等到由65000名士兵組成的軍隊進入到救災陣營當中，局面才逐漸趨于穩定。另一方面，這次災難也表明，疏散滯留群眾的工作很艱巨。

　　洪災對人們的打擊因人而異，很多富裕的居民可以逃離災區，而貧民，尤其是美國黑人，成為滯留在被毀城市的主要人群。城市的街區所受的損傷程度也不同，約翰?R?羅根對颶風卡特琳娜導致的社會後果的調查表明，新奧爾良市被摧毀的城區有45.8%是黑人居住區，在未受破壞的城區當中，黑人區只佔26.4%。類似的比例也出現在貧富民眾之間。

　　總而言之，新奧爾良市受毀程度之嚴重，已讓人考慮是否要放棄重建工作。這次災難之後，出現了一個新概念“氣候難民”，即由于遭遇氣候災難而逃難的人。新奧爾良市的25萬名原居民在被疏散後不能再返鄉，而只能在別處安頓下來。洪災一年後，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白人居民回到家鄉，而黑人當中只有四分之一選擇了回來，這也使得災後新奧爾良市的居民結構得到了改變。一場災難使這座城市不僅產生了新的社會結構，也衍生出全新的政治地理。

　　人們習慣將一些事件稱作“自然災難”，比如由極端氣候引發的洪水，而發生在新奧爾良市的這場災難，從各個方面看都與上述概念完全不同：無論是政府對發生洪災可能性的漠視，還是完全不充分的災難防護力量；無論是無法阻止的失控局面，還是國民警衛隊的極端反應；無論是颶風帶來的社會不公，還是隨之產生的難民比例失衡以及這個城市的新政治結構，都使得整個事件的性質用“社會災難”這個概念來描述更為貼切。

　　實際上，“自然災難”是一個輕率的用詞，因為，大自然並非主體，它當然也不會經歷什麼災難。但它能引發對人類而言災難性的事件，而其社會後果常常超出了人類的預料和控制能力。在這個背景下，新奧爾良市的例子說明了以下兩點：第一，隨著氣候的不斷變化，在未來的幾十年後，這類極端事件將更加頻繁地出現在沿海地區的其他城市；第二，新奧爾良市在應急方面顯而易見是失敗的，而可以預見的是，其他地方的救災應急能力未必會優于新奧爾良市。面對這在初始還能夠預見的災難，就連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也會覺得必須從別國獲得救助，于是，災難很快就會導致供應短缺和黑市交易——這些在正常情況下隱形的問題將漸漸浮出水面。

　　在新奧爾良市這個例子中，第二點是很有趣的。社會災難使得社會的後臺曝了光，將它素日隱藏的聯動機制和牽制機制都公之于眾。它朝社會的暗層開啟了一扇窗，揭露出社會之所以運轉，其基礎實際是建立在人們對“一切正常”的猜想之上。它顯現出人們不平等的生存和求生機會，在社會正常運行時，這些不平等在社會正常狀態下受到機構的抑制，人們通過居住區和職業類別而被劃分開，因此並不顯眼。它還揭露了行政機關的無能，這些部門假如不是因為遭到挑戰，還會照舊存在下去。它還揭示出，人們無時無刻不在選擇暴力作為行動手段。在慣常的人際交往形式崩潰的那一瞬，這一切皆顯現出來，甚至都不用像新奧爾良市那樣有眾多人員傷亡。

　　關于社會究竟如何運轉這個問題，較之那種以為只有正常狀態才說明社會本質的假想，我們可以通過對社會災難的仔細觀察獲得更大的啟發。災難發生時，社會表現出的不是它的特殊狀態，而是另一個在日常生活中被隱藏的側面。出于這一點認識，人們不僅應該研究社會是如何得以維係的，而且還應該研究是什麼使它崩潰。

　　氣候變化將導致大量的社會災難，影響或短或長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組織結構，人們至今對此甚不關心，因此也對這些一無所知。社會學與人文科學只著眼于正常狀態 ，而對災難視而不見。但我們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自然文化史，就能發現氣候變化實在應該成為社會學與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目前正在顯現出來的社會性變化——從達爾富爾的氣候戰爭到因紐特人生存空間的喪失，恰恰反映出社會學與人文科學理論令人驚愕的空洞與狹隘。而現在必須抓緊時間將這些學科進行現代化改造了，它們必須擺脫論文體係的狹隘世界，尋找幫助人類求生存的戰略策略。未來的世界將有很大一部分人口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隨著日益嚴重的沙漠化、土地鹽鹼化和水土流失，以及海洋的過度氧化、過度漁獵、河流污染和湖泊面積的減小，某些地區的生存空間已經遭受嚴重限制。

　　以上這些現象，由于其根本的發展環節皆是人為造成的，所以它們並不是自然災難。它們產生的後果絕對是社會性的，它們或體現為移民的矛盾：由于資源短缺，有些人被迫離開不能居住的地區而前往已經有原住民的地方，成為移民；或體現為未來的毀滅：在被廢棄的東歐工業區，由于環境污染，癌症病發率上升，居民的人均壽命從20世紀90年代的64歲下降到了51歲。

　　這些隨處可見的由氣候和環境變化導致的社會後果都驚人的相似，于是，幾乎所有圍繞氣候變化產生的現象與後果而展開的研究工作都是“自然科學”研究、模型演算和預測，而在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方面則是一片空白，倣佛社會秩序崩潰、能源矛盾、大規模移民、安全威脅、恐懼、極端化反應、戰爭和暴力經濟等等問題都不屬于它們的研究范疇。從學科歷史的角度看，世界范圍內的生存環境發生變化，這一明顯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的情況，會像現在這樣遭到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漠視，也真是前所未有。這說明，人們既不具備決斷力，又喪失了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