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屍骨堆上的歷史

　　1500年前的“世界末日”

　　公元520年前後是東羅馬帝國災難性的時段。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毀于多次地震；幼發拉底河河水泛濫，發了一次又一次嚴重的洪災；與波斯人、保加利亞人和撒拉森人的戰爭使帝國飽受戰亂之苦。此外，國內的暴動尚未平息，哈雷彗星的出現又使人們陷于更大的恐慌中。中古史專家米沙?麥爾列舉出這些災難和毀滅，得出了一個獨特的結論：當時的文獻戲劇性地詳細描述了這些局部災難和規模更廣大的災難，卻未讓讀者覺得它們的降臨非常突然，也不覺得它們特別具有危害。

　　20年後，公元540年左右，在同樣地區，又發生了一係列的災難。天空又出現了一顆不祥的彗星，帝國再次受到保加利亞人的襲擊，遭到了搶掠和破壞。通過收復失地運動，東哥特人奪回了帝國的大片疆域，卻因此拉開了慘烈戰爭的序幕，無數生靈遭到涂炭。帝國首都再次受到多次地震打擊，疫情導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死亡。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的商業與手工業完全停滯，帝國的基本設施崩潰，整座整座村莊的人都死光了。”

　　這時的文獻筆端流露出人們面臨威脅時表現出的萬分驚恐，麥爾于是提出疑問，為什麼在短短二十年之間，人們對災難的態度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答案真是出人意料，卻叫人恍然大悟。原來，公元500年左右，人們等待著世界末日的到來（這歸結于基督教史官們的預測、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和以自己的名字昭示天下“復活”的“末世皇帝”阿納斯塔修斯的綜合作用）。公元520至530年所發生的災難事件被劃歸于上述原因之中，由于世界末日的預言，人們對此類事件做好了精神準備，將它們理解為末日的徵兆。麥爾一針見血地指出，只有“當被預言的災難未發生，當外部環境未發生改變”，當時的解釋和現實才可能形成相互矛盾的局面。

　　因此，當情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世界並未毀滅，這就使得二十年後的闡釋標準變得不同：未來的世界末日再也解釋不了越來越多的災難。麥爾分析道：“人們對事件的理解再也不能和以往相一致。”這首先導致了對皇帝的猛烈抨擊，人們認為他應該對所有危險事件負責。

　　這是個很有趣的例證，它清楚地顯示出，災難並非單單指發生的事件，只有通過受害者的感知和闡釋，它才具有（或者不具有）危險性。那麼，人們究竟以什麼作為觀察事物的標準呢，歐文?戈夫曼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的著作《標準分析》中，歐文?戈夫曼得出結論，人們在理解事件，並對它們產生情感性的意義闡釋時，會遵循帶有社會烙印的特定模式——他將人們借以判斷事件的這種組織原則稱作“標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說，對受害者的反應起到決定作用的，完全不是一個事件的客觀存在，而是我們用來理解該事件的社會范疇。

　　人們總是在在由錯綜復雜的設想構成的背景下做出判斷，但反之，這些設想只有很少一部分觸及到人類的主動意識——對此，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看法是一致的。這一背景將人們的感覺、闡釋和決定組織起來，在其中，除了無意識和有意識的感知、解釋之外，當然還存在著前提性的背景假設（“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應該這樣做”等等）、社會化的觀點和生存習性，此外，還有因情境而產生的要求、別人的行為、請求、命令及其他更多因素。

　　因此，我們會感覺到威脅，或是我們做出某個決定，都是由認知評價決定的。認知評價遵循參考標準，能夠通過交互行為和團體化相互印證和加強。而且，人們身處不同情境會學到不同的感知和闡釋模式，而這些模式也由于經歷危險、災難、戰爭而改變。此外，還有關于現實世界的抽象概念和模式——有關世界末日、可預計的和不可預計的事件、和平與戰爭、公正與不公正、責任、復仇等等。這些因素在不同層次構成參考標準，決定著單個主體的感知、判斷和決定。所以，同樣的情境下，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時間，將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所以，由于和人們的預期達成了一致，520年的災難受到了冷靜的對待；而由于事實與人們的預期不符，540年的災難引發了恐慌。只有當參考標準的理解視野再也容納不下人們的經歷、事件和發展時，才會出現參照危機，人們會渴求去理解發生的事情。就是在這樣的混亂當中，人們日益希望擁有概括力、洞察力以及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