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恐懼引發的種族清洗

　　“我記不清是哪天了，人們都說，總統死了，他是我們的父親。圖西族人馬上就逃走了，到處都能見到房子被燒。父親的死讓我們憤怒，戰爭開始了，圖西族人遭到屠殺。”

　　一個參與了20世紀最短暫、也是最聳人聽聞的大屠殺的人這樣說。1994年4月至7月，盧旺達有50至80萬人遭到殺害，大多數死者是圖西族人，盧旺達的這部分國民在短短13周後只剩下原來的四分之一。受害者還不僅是圖西族，那些指責謀殺行為的胡圖族人、與圖西族聯姻的胡圖族人以及由于另外的原因被胡圖族視為叛徒的胡圖族人也遭到殺害。

　　事實表明，存在于這兩個種族之間的種族差異主要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作為少數民族的圖西族所擁有的更優越的社會地位要歸功于殖民者對圖西族的更高評價。在大屠殺之前的一些年里，胡圖族人中廣泛存在的社會壓迫感轉變為一種受威脅感，最終激化為對圖西族完全的敵意：不知不覺地，在佔人口大多數的胡圖族人看來，自己面臨遭到圖西族發起的種族屠殺的威脅，他們覺得必須全力自衛，阻止他們想象中的圖西族毀滅胡圖族的計劃。1994年4月6日，當盧旺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乘坐的飛機被擊落，大屠殺便爆發了。

　　“飛機墜毀後，人們說，我們的父親死了。我們愛自己的族人，我們愛父親，他死了，所以我們震驚極了。我們以為自己完了。人們說，敵人開始襲擊了，我們必須自衛反擊。”

　　另一個屠殺參與者這樣說。顯然，這兩個人都能賦予自己的行動以意義：面臨致命的襲擊，他們必須自衛。對圖西族的謀殺絕大程度上是由佔人口多數的胡圖族的普通民眾執行的，軍方、高官和行政人員大多只是下達指令和分發黑名單。謀殺者的人數達到六位數，他們絕大多數人的武器是事先被發到手中的彎刀。

　　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這場種族屠殺之前，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矛盾和殺戮便層出不窮。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種族的社會關聯並未嚴格隔絕，恰恰相反，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融洽地混合在一起，相互聯姻，共同工作，結交朋友。那麼，為何種族屠殺會一觸即發呢？因為，胡圖族人已經對威脅有所感覺，以上引述的兩個胡圖族人的話就說明了這點。完全有可能的是，殺人者自己都未意識到自己產生這種感覺的更深層原因。

　　兩個胡圖族殺人者都把對總統的謀殺視作完全私人的事件，他們將政治領袖看成類似家庭成員一樣的存在，是他們的保護者、責任人，是他們的父親，所以，對他的謀殺也是對他們的打擊。按照這個邏輯，他們要拼死抵抗。事實上，假如我們從種族謀殺和大屠殺的范圍論及謀殺者的動機，他們這個受到威脅的感覺不管從外部看來是多麼空穴來風，在主觀上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盡管兩個種族在人口比例上的懸殊荒誕地將威脅的主客體顛倒過來——胡圖族佔盧旺達人口的90%，人們還是覺得自己必須發起攻擊，以自衛和保護他們的家人。就這樣，由于一個虛幻的威脅，由于一種恐懼感，隨著一個完全相反的預兆，出現了致命的事實。胡圖族相信圖西族對自己有致命威脅，這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反猶分子相信猶太陰謀  ，米洛舍維奇的追隨者相信塞族受到致命威脅，是一樣的。盡管這些感覺到的威脅完全是非理性的——它們的後果卻是無數人真實的死亡。動機的非理性並不影響行動的理性，猶太大屠殺就為威廉?托馬斯的定理提供了最令人不願接受的例證： “當人將某個情境定義為真實的，那麼它對後果就必定造成真實影響。”

　　不分男女老幼的大屠殺

　　越戰中，美軍多次屠殺平民。最為世人所知的是那次棉蘭的大屠殺，受害者幾乎全部是婦孺和老人。這是越戰中最嚴重的屠殺事件之一，其當事人受到多次法庭調查。但受到審訊的當事人都認為自己是在殺“敵”，這在審訊記錄中得到最荒誕的體現，比如下例：

　　答：我用M16衝鋒槍對準他們。

　　問：為什麼？

　　答：因為他們有可能攻擊我們。

　　問：那是些兒童和嬰兒？

　　答：對。

　　問：他們有可能攻擊你們？兒童和嬰兒？

　　答：他們可能會有手雷。他們的母親有可能向我們扔手雷。

　　問：嬰兒也會嗎？

　　答：是的。

　　問：母親們是把嬰兒抱在懷里嗎？

　　答：我想是的。

　　問：嬰兒想攻擊你們？

　　答：我每時每刻都警惕著他們是否可能發起攻擊。 

　　在旁觀者看來，這樣的陳述荒誕透頂，簡直一派胡言。但若是分析參加越戰的美國士兵的心理，便能發現，當事人之所以產生以上極端的感知，是因為他們對于叢林作戰沒有準備，無法應對越共的遊擊戰，從而造成行為參照的缺失，喪失控制能力，于是將自身所在的整個行動空間視為具有威脅性。在不少越戰老兵的口供里，都出現了嬰兒會攻擊他們的臆想，顯然，原因在于，他們感覺到了越共的威脅，卻不清楚威脅來自何方。來自不可見敵人的威脅使很多士兵產生混亂，無處不在而又不知何處的危險導致了控制力的完全喪失和行為的錯亂——對于擲手雷嬰兒的臆想證明了這種草木皆兵的感覺。根據這種感覺，只要非我同類，就可能是偽裝的敵人，就要不擇手段地予以消滅。

　　越戰的軍事策略不受常規戰爭規則的限制，通過“搜尋與消滅”、“自由射擊區域” 以及測算戰鬥果實的“清點敵屍”戰略，屠殺平民成為戰鬥的組成部分——這種行為也許被視為令人遺憾的事故，而決不受到禁止，這進一步加強了士兵的迷茫無措。這些戰略將平民和敵人混為一體，如此看來，將嬰兒也當做越共，就顯得不那麼匪夷所思了。不加區分地屠殺，目的在于使得屠殺者能更好地掌控局面。

　　越戰中產生臆想的絕非僅限于直接參與戰鬥的士兵，美國政治和軍事領導層對于戰爭未預料到的災難性進程也產生了非理性的認識，例如，他們認為，越共的戰鬥人數將有耗盡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就將是美軍取得軍事勝利的最後時刻。正如當時一位觀察家所寫的，美軍參謀部的指揮們和總統顧問們這時都在“做夢”，無法對于自己的行動後果做出任何現實的判斷。

　　為了預測出勝利日期，美軍採用了“清點敵屍”的方法，這樣便可預先算出敵人的有生力量何時會耗盡（根據西貢的統計數據預測，將在1965年底）。“清點敵屍”戰略導致了不分男女老幼的大屠殺——對于當時的他們來說，重要的只是清點死亡人數，其情形就像某個美軍軍官囑咐手下的那樣：看見孕婦屍體，要算作兩人。

　　歷史學家總是在既成事實之後尋找原因，在行為甲和結果乙之間搭建一種邏輯因果關係。而上述這類事件表明，結果乙往往完全出乎行為甲本意。村莊里的士兵和西貢的指揮官遵循的是不同的思維，因為他們面臨的問題不同。以為根據屍體數量就能預測戰爭結束日期的狂想導致了戰場上的暴力升級，士兵們純粹為了“清點敵屍”而殺人——這類事件，就是隱藏在諸如“暴力升級動力”這樣抽象概念後面的事實。實際上，在極端的情境下，如在感知威脅時，特殊思維將起到催化作用，推動人的行為及其後果——而即使是當事人本人，事後面對結果，也會不認識自己 ，對自己的行為感到費解。

　　在有關越戰臆想的另外一個例子里，美軍認為叢林里存在著南越軍隊的總指揮部，必須找到並且消滅。這個臆想一方面來源于美軍始終無力戰勝在軍備和人數上都處于劣勢的越共的事實，另一方面來源于美軍以為敵人會和他們一樣以同樣方式思維。出于這樣的想象，美軍決定施行轟炸，他們以為可以用焚燒和破壞叢林的方式找出實際上並不不存在的越共總指揮部。在此，美軍同樣是試圖獲得概覽全局的能力。但是結果卻是，自從那張照片的發表開始——照片上，被燒傷的小女孩潘金菊光著身子哭著逃出燃燒的村莊，全世界的輿論都開始反對美國的越戰。這個結果當然完全不是美軍當初的意圖，而它卻決定了這場戰爭的未來走向。

　　越戰也對敵人的經濟狀況造成了打擊，由于美軍對越南的錯誤想象，大約有80萬噸的炸彈被投在越南，這個數量超過二戰所有戰場所承受的轟炸總數。而美軍為了清理叢林而使用的有毒藥劑也給越南人民留下後遺症，影響了好幾代人。

　　在所謂“冷戰”當中，越戰是最荒謬、創傷最嚴重、惡果最持久的一次戰爭。其後果至今不僅深入影響到越南社會，在很多方面：道德、軍事、經濟，以及民眾對總統所制定的政策的信任感層面，這次沉痛的失敗也同樣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越戰當中，美方之所以會有這樣矛盾舉動的原因都出自心理：對于打贏這場戰爭的幻想其實與害怕丟臉的心理密切相連。無論約翰遜還是尼克松，都曾經公開宣稱，他們不願成為第一個戰敗的美國總統。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于是美國盡全力拖延越戰，力求不敗——即使他們已經不可能打勝。包括大名鼎鼎的睿智人物亨利?基辛格在內的美國政府智囊團，他們與大多數軍方領導人物一樣，創造出一個虛擬空間，他們在其中分析所感到的問題，制定解決方案，他們像歌德詩中的巫師學徒  那樣，越來越深地陷入慘敗。

　　這些高層負責人都具有一個特徵，即拒絕把那些與他們的期望不符的信息當回事。最初，他們覺得自己完全不可能被一個越南這樣的——他們稱之為“第四等”的——國家戰勝；接著，他們不斷高估美軍的能力，也高估南越；最後，慘敗越是明顯的時候，他們越是固執地堅信幻覺。在此，我們所熟知的消減矛盾的心理機制又起作用了——這不由讓人聯想到類似的伊拉克戰爭，而這也恰恰說明，消減矛盾、群體思維  和自我高估這些心理現象在影響我們的行動時所起的作用要強過歷史經驗。當感知到危險時，這些心理都是適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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