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未消失過的大屠殺

　　“我吃了你媽！”

　　環境歷史學家非常偏愛島嶼國家，尤其是那些幾乎與世隔絕的島國。當這些島國由于距離太遠或者航海條件有限的原因，與其他國家的交往近乎為零時，外界對它們的發展和滅亡的影響也同樣近乎零。所以，這樣的島國就如同一座實驗室，在可以掌控的條件下這樣或那樣發展著，而其中發生災難的可能性也不小。

　　因此，復活節島對于環境歷史學家而言簡直就是一片樂土。它距離最近的大陸，即南美3500公里，大約在公元900年前後開始有波利尼西亞人居住。波利尼西亞人擅長制造航海的獨木舟，也是航海的高手，他們的國家有長達500年的發展和繁榮。雖然復活節島的生態條件不像波利尼西亞人居住的其他島嶼那樣極其理想，卻也足以養活2至3萬人——這是一個為數不小的人口量，他們分歸11至12個氏族，分別有自己的頭領。

　　在島上，原來有21種棕櫚樹，其中兩種尤其巨大，可以長到30米高，很適合用來建造房屋和獨木舟。島上還有25種鳥，而且除了田里的莊稼，鳥、海豚和當年被一道帶到島上來的田鼠都是島上居民的口糧。

　　復活節島的昌盛期是在公元1500年前後，在這段時期，島上建築的數量達到最多，到18世紀，建築總數已經回落到這個數量的30%。復活節島實行的是神權政治，具有與神靈同等地位的氏族首領身兼最高祭祀的職責，和波利尼西亞人組成的其他社群一樣，氏族首領充當著神與人之間的媒介，調節著存在于各氏族、首領與普通居民之間的社會關係。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復活節島具備一個中等程度的人間樂園所具備的一切，但是，當18世紀第一批歐洲人到來這個島——其中就有庫克船長  ，他們見到的簡直是一片超現實主義的景象。島上完全沒有樹木，甚至也沒有人煙，庫克在1774年寫道，零星的幾個島民“又矮又瘦，充滿恐懼和悲哀”。除了田鼠和雞，島上也沒有其他動物。島上遍布著幾百座石陣，其中不乏巨型雕塑，而大多數都被摧毀了，這景象尤其古怪。這些石雕很多長達大約六米，重約十噸，最大的長21米，重270噸。

　　在一個採石場，人們發現大量石雕的半成品和已待運輸的成品。島上居民是用什麼辦法移動這些巨型石雕並且將它們立起來，是一個謎。顯然，島上已經沒有木材，沒法用于架構石像。今天，人們認為，這些巨型石像是被視作氏族和首領的象徵，代表著高貴的地位，它們一度被當做競賽的手段，看誰能造出最強悍的石像。島上殘留的歷史數據也表明，幾百年來，這些石像的尺寸在變大。

　　考古再現表明，海島居民—這尤其與他們不知疲倦的制造石像有關—對他們的生態資源進行了致命的掠奪。看來，公元900年前後，第一批波利尼西亞人登陸，他們就立即開始砍伐樹木，最晚直到17世紀。我們不知道，那個伐倒島上最後一棵樹的人腦子里在想什麼，也許，他只是覺得有這個必要，根本沒有再多考慮。當棕櫚樹數量還很多的時候，這些木材有各種各樣的用途：做飯的燃料、燒制木炭、建造房屋和獨木舟，特別是充當運輸和豎立石像的架構工具。

　　總之，賈雷德?戴蒙德 寫道：“復活節島上出現了整個太平洋地區最極端的破壞森林現象，即使在全世界，也沒有這樣嚴重的例子。它對島民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燃料和野生食物的消失，經濟作物的產量也下降。……沒有大木梁和繩索之後，石像的運輸和豎立都被擱置下來，航海獨木舟的建造也停工了。”在一個與世隔絕，漁業幾乎無望的島上，這樣的資源匱乏是無法彌補的。島上本就風力巨大，一旦砍伐森林造成土壤流失，就會使得農業也越發艱難。而且沒有木材就沒有燃料，在冬季，島民們只好燃燒最後的一點植物和草來取暖。這些轉變甚至影響到死者：沒有木頭，屍體無法火化，于是死者都被做成木乃伊或者被埋在地下。

　　顯而易見，生存機遇如此縮減的情況必然造成對剩余資源越來越激烈的競爭—而且是在各個層面：口糧、建材、技術和象徵表象方面。假如要舉例說明人類不僅僅只是靠食物活著（尤其在缺乏食物的情況下），最好的例子就是復活節島上的居民。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文化實踐的自主化，它使人們即使面臨自我毀滅也在所不惜。這也算不得是復活節島居民的專利，在我們現在的社會里，羞恥感甚至可以讓人死在一所著火的房子里，因為他們恥于光著身子衝到大街上去。諾貝特?埃利亞斯曾多次描述，情感的過度參與如何阻礙了人們對事件保持距離，進而影響人們採取挽救措施。他寫道，17世紀初，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死于一場發熱，“因為他太長時間坐得離火盆太近，而他之所以被烤得太熱，是因為他找不到那個負責拿走火盆的仆人”。

　　正如在前一章所表現的那樣，人們的決定取決于他們對情形的感知和闡釋，在此，我們也可見到，即使存在著更好的解決辦法，人們還是可能做出對自己不利的決定，就像菲利普三世的例子一樣。即便涉及自身的生死存亡的時候，文化、社會、情感和象徵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常常大于求生衝動。現實中的類似事件，我們只要想想自殺性襲擊就能明白。

　　菲利普三世和復活節島上的居民所遵循的參考標準使他們無法看到自己的困境。似乎是他們所具備的文化感知覺模式阻止了通往其他解決辦法的途徑，似乎當事人完全看不到自己還能做什麼。這樣致命的阻斷是可以通過訓練和紀律有係統地培養出來的，在18世紀和19世紀受過操練的軍隊中，戰役規則使得步兵可以讓自己一動不動地被殺死：“士兵們一言不發，一成不變地行進，一排一排地聽任屠殺，這樣的屠殺往往會持續數小時。據奧斯特曼-托爾斯泰伯爵軍團里的步兵說，在伯羅的諾，他們在直接射來的炮火里站了兩個小時，‘這期間，他們隊列之中唯一可以感覺到的動作就是死者的撲倒’”。 

　　換句話說，在所有上述情況下，人們感到的問題，根本不是自身生存受到威脅，而是那些有象徵意義的、歷史流傳下來的、與地位和命令相關的行為準則可能遭到破壞——這種威脅是如此嚴重，以至于在當事人看來，他已別無選擇。人們就是這樣成為自己生存技巧的俘虜。

　　這也非常典型地反應在人們固守的一些策略上，它們在歷史上雖然已經過時了，卻仍然長期束縛著人們的活力和想象力。例如堡壘，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連同交付他們任務的軍事首領不斷地修建這種建築，他們卻看不到，無論戰爭的手段還是戰爭的動機或形式都早已使堡壘成為多余。加農炮的改進和它們具有摧毀力的射程使得人們圍繞堡壘修建距離越來越遠的外部防線，在安特衛普，人們以距離中心堡壘九英里為半徑，修建了一圈防線。這種不斷擴張的防禦結構的荒謬之處在于，它所要保護的城市本身根本沒有這樣大，被保護的城市反而受到其防禦設施的限制。此外，駐軍也根本沒有足夠的兵力來保護堡壘——由于兵力分散，當敵人決定放棄進攻堡壘而去攻擊更加有意思一些的目標時，人們毫無抵擋之力。歷史上也有記載，在明知興建中心堡壘徒勞無用的時代，人們還是去建造它們。人們就是固執地抓住那些曾經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取得過成功的既有經驗不放。

　　在權力與暴力的關聯中，還有一個未被當事人注意的主要因素，就是那些以暴力相威脅或施行暴力者所擁有的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社會學家海因里希?波皮茨用以下簡單的事例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它：在一艘遊輪上，躺椅的數量大概是乘客數量的三分之一。這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因為總有足夠數量的乘客有其他活動，躺椅足夠乘客使用。但當有新的乘客上船時，情況就立即有了變化。人們開始想辦法在自己不使用躺椅的情況下也霸佔住它們。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採取合作，人們在不使用躺椅時，請求另一張躺椅的使用者幫他守住“自己的”座位。對于另一張躺椅的使用者而言，這也是有好處的，就是在他不使用躺椅時對方也會反過來幫他守住座位。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得利群體和一個（數量甚至更大的）吃虧群體。得利群體的人可以利用組織上的有利條件，它來源于共同利益和隨之產生的合作關係。與有利條件相對立的是單個乘客，他們想坐躺椅而無力滿足這個需求。單獨的需求加起來並不會形成組織上的有利條件——尤其因為，沒有座位的人沒有比有座位的人更高明的合作模式。

　　通過一個簡單的組織上的有利條件，權力產生了——它可以任意擴展，比如，看守座位的乘客又造就了第三群人，為了保持秩序，這些人可以在特定時段使用躺椅，雖然他們並不是躺椅的所有者。這個例子引人入勝之處在于，那些吃虧者並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吃虧，是由于別人利用了組織上的有利條件，從中取得了權力。他們知道的，只是自己沒有躺椅坐，他們感受到的，也許是憤怒，而正是情感阻止了他們去發現造成自己不利的真正原因。

　　我們再將視線移回復活節島，這個例子恰恰生動地說明了，問題被感知的方式對于人們的決定有多麼重要。它還進一步表明，人們感知到的問題可以變成真實的矛盾，最後被迫以暴力解決。復活節島的文明終結于一場可怕的戰爭，由砍伐森林導致的能源匱乏最終造成了剩余島民的自相殘殺。人們在島上發現了帶有牙痕的骨頭，還有（為了取得骨髓）被敲碎的骨頭。復活節島末期的食人現象不僅有考古上的證據，也是復活節島民口頭流傳的重要內容。生態的毀滅不僅造成了土壤的流失，也導致了文化的衰亡。

　　1860年左右，復活節島上的軍隊首領推翻了部落首領和高級祭司的統治，島上的氏族分成了兩大敵對陣營。為了防身，很多島民躲進洞穴和地道。人們不再豎立新的石像，競爭者制好的石像也被推倒和摧毀。原先用來當做石像基座的石板都被用來擋住洞穴入口。其中一個陣營用以自衛的戰略措施是挖一道深深的壕溝，半分島嶼，以和對方達成對峙。島上文化的最後一項技術革新是用黑曜岩造成長矛的矛頭，提高武器的致命性。簡短地說，整座島變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可怕世界，絕大多數人毫無生存機會。按照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的說法，世界上存在著一種純粹的戰爭，它先是摧毀政治，接著摧毀文化，最後是消滅生命。

　　未受任何外部影響的島嶼上的實驗結果是，人類把自己當做最後一種資源全部耗盡。戰後生存下來的少部分島民，在18世紀大多被秘魯商人當做奴隸販賣。1872年，島上還有111個居民。在復活節島，對人最大的侮辱就是衝他喊：“我吃了你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