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富爾——第一場氣候戰爭

　　“先是飛機出動，飛過一個村子，尋找目標，然後再飛回來扔炸彈。用于空襲的飛機是俄國制造的四個發動機的安托諾夫An-12，這種飛機原本不是戰鬥機，而是運輸機，沒有彈道和任何投彈裝置，‘炸彈’由炸藥和霰彈混雜制成，裝在陳舊的油箱里。飛機的後部裝卸臺在飛行時是敞開的，他們就在飛機上將‘炸彈’放在地板上挪移到那里，然後推出去。這些自由落體的簡陋炸彈，從軍事角度看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為它們根本就不能進行目標轟炸，但是對于固定的民居目標，它們卻具有嚴重的破壞作用。軍隊的每個士兵在接受過一點點訓練之後就可以操縱這些炸彈，它們被當做專門對付民眾的恐怖武器。一旦安托諾夫運輸機擊中了目標，戰鬥直升機和米格轟炸機便隨之而來，用機關槍和導彈攻擊所有大型目標，例如始終未受到戰火破壞的學校和倉庫。目標很清楚，就是徹底摧毀。” 

　　空襲之後，暴力仍未結束，而是剛剛開始。用馬匹、駱駝或豐田越野車裝備起來的牧民武裝部隊將村子翻個底朝天，燒殺搶掠，強姦婦女，殺死尚存的村民。

　　2003年7月，西部蘇丹的達爾富爾種族屠殺就這樣開始了，而且一直持續到今天。我們所聽說的這場發生在“阿拉伯騎兵”和“非洲農民”之間的種族衝突，在日益關切的注目下，漸漸顯現為一場政府對人民的戰爭，而氣候轉變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人種上看，達爾富爾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聚居之地，阿拉伯人一般令人聯想到遊牧的生活方式，而非洲人則令人聯想到農民。更加復雜的是，土著阿拉伯人和那些19世紀才遷入的阿拉伯人又區分開來，後者主要是傳教士和商人。正如社會學家傑拉德?普魯尼所言，奴隸販子和象牙販子加入到這些可謂殖民性質的外來精英集團之中，他們徵服了達爾富爾，與土著的阿拉伯人平起平坐。雖然這些人是外來的徵服者，他們最終卻與當地的土著融為一體，時至今日，他們還保持著特權階層的地位。

　　因殘暴而聲名狼藉的牧民武裝部隊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矛盾重重的達爾富爾，扮演著介于土匪和聽命于政府的打手隊之間的角色。這支民兵組織招募路匪、退伍軍人、被赦免的罪犯、失業的年輕人以及“與‘非洲’鄰居因土地發生衝突的年輕族裔，大多是較小支的阿拉伯族裔”。這些人得到的酬勞如下：“一個步兵每月79美元，如果他有一匹馬或者駱駝，則每月117美元。識字的軍官每月最多可以掙到233美元。” 武器是發到他們手上的。

　　和十年前的盧旺達一樣，充滿民族仇恨而進行大屠殺的兇手絕不是一時衝動行事，他們是“組織嚴密、高度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群體”。至今已有20至50萬達爾富爾平民成為他們手下的犧牲品，最晚從1984年達爾富爾發生的大饑荒開始，這里的暴力便與生態問題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如前文所述，達爾富爾的人口一部分是定居的農民（“非洲人”），一部分是遊牧民（“阿拉伯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已有大約70年的歷史。土壤的不斷流失以及牲畜存欄數的增加使得這矛盾有增無減。 30年前的和平時期所提倡的現代化觀念和對這些矛盾的法制化處理破壞了傳統的矛盾化解和調停方式，卻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新規則。于是，這30年來，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當地，哪怕只是發生了一丁點衝突，人們都會馬上拿起武器。

　　在發生旱災的1984年，定居的農民為了保住有限的收成，禁止“阿拉伯”牧群進入他們的領地，而“阿拉伯”牧民的牧場由于旱災已經不存在了。由于受到封鎖，牧民不能再走傳統的遊牧路線，牲畜無法到達有水草的牧場。為了繼續向濕潤的南方挺進，他們開始強行通過被封鎖的地區襲擊那些按照傳統習慣焚草肥田的農民，因為他們焚燒的野草正是絕望的牧民所養的瀕臨死亡的牲畜的最後一點口糧。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氣候導致的變化成為矛盾衝突的導火索。欠缺的雨水—在達爾富爾的某些地區，降雨量在十年之中下降了三分之一—使得北部地區不再適合放牧，迫使牧民遷往南部地區，他們從前只是半遊牧半定居，而現在變成了完全的遊牧民族了。此外，旱災還導致了大量的難民，人們不得不建造難民營來收容他們。8萬饑民流離失所，來到難民營。而達爾富爾政府採取了一項應對措施：宣布這些難民來自乍得，將他們大批驅逐出境，這項舉措被稱為“衣錦還鄉”。

　　與此同時，急劇上升的人口（每年增加2.6%）導致牧場和土地被過度使用，也成為矛盾不斷升級的動因。有關土地和水源的問題，傳統上向來由調解會議解決，調解會議由政府支持的第三方來主持。但在1989年的軍事政變之後，在巴希爾將軍的統治下，達爾富爾開始實行另一種政治。自此以後，在政府支持下，越來越多的牧民武裝介入到衝突之中，傳統的解決矛盾的方法遭到擯棄，衝突升級，暴力變得越來越嚴重。

　　今日的達爾富爾對立雙方，一方是政府軍和牧民武裝部隊，另一方是20個反抗組織，錯綜復雜的局面令當事者和觀察者都無法看清全局。最重要的反抗組織“達爾富爾解放陣線”成立于2003年2月，它首先主張的是達爾富爾的獨立，繼而很快便決定代表整個蘇丹的解放意志，將自己改名為“蘇丹解放運動”。另外一個重要組織是“公義平等運動”，同樣以削弱喀土穆的政府力量為目的。 

　　“蘇丹解放運動”的遊擊隊員襲擊了Al-Fashi機場，導致了本章開頭所描述的蘇丹政府的強烈反應，達爾富爾戰爭就這樣拉開序幕。阿拉伯族裔的遊牧民趁蘇丹政府軍對達爾富爾的村莊進行掃蕩的機會，霸佔土地和牲畜。在愈發激烈的衝突過程中，喀土穆政府解除了極力主張協商和解的北達爾富爾州長和西達爾富爾州長的職務。政府軍不加選擇地轟炸村莊，動用牧民武裝部隊鎮壓當地的反抗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這支民兵組織進行了種族屠殺，除了期間零星的幾次斡旋和停火協調外，戰火未曾停息過。暴力演變為持久的形式，政府和反抗力量都無法獲勝，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敵對雙方曾真正希望締結和平。在這期間，對平民施暴的不再僅僅是牧民武裝部隊，還有政府的正規軍和反抗組織。

　　達爾富爾的殘暴戰爭造成巨大的死亡人數，它不僅顯現出氣候戰爭的特徵，而且代表了一種新型的持久戰爭，對于政體脆弱而混亂的非洲國家尤其具有代表性。在下一章“明日殺戮”中，我們會說到未來的內戰與古老的國家間戰爭的區別，即未來的內戰中，作戰雙方都無意結束戰爭，相反，出于政治或經濟利益，他們都盡力拖長戰爭的期限。人們關注的是暴力市場和暴力經濟—在以種族問題為主要矛盾的表面下，存在的是非國家性質的不拒絕任何暴力的貿易空間，其中進行著軍火交易、能源交易、人質交易和國際救援物資的交易等等。顯而易見，沒有哪個施暴者願意放棄自己的生意。因此，任何企望締結和平的努力對于他們而言都是一種破壞。

　　聯合國環境署（UNEP）2007年6月的一份研究報告，報告中對達爾富爾的情況總結如下：在達爾富爾，由環境引起的問題和人口的過度增長為發生在種族邊界上的暴力衝突，即“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衝突，提供了條件。這意味著，由生態原因造成的衝突被人們理解為種族矛盾——甚至當事人自己也這樣認為。生態的失衡導致了社會的衰落，但是大多數參與者並未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眼中所見只有襲擊、掠奪和致命的暴力，也就是一個“他們”群體與一個“我們”群體的敵對。

　　此外，聯合國環境署還冷靜地斷定，如果蘇丹的生態環境和生存條件仍像今日這樣得不到改善的話，那里就不可能達成和平。目前，旱災、沙漠化、雨量降低和森林砍伐成為蘇丹生態條件的特徵，簡言之，那里已經缺乏適宜人類生存的條件，而這狀況還會因氣候的變化而日益嚴重。由生態問題通往社會矛盾的道路可不是單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