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與戰爭

　　就目前所有的例證看來，氣候變化的後果並不會威脅到國家的領土安全，也不會引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至少暫時不會。隨著飲用水的匱乏，食物產量的降低，健康風險的升高，以及因土地消減和洪災所造成的生存空間的受限，受損害的首先是人們的生存環境。國內的暴力紛爭、內戰、種族屠殺和移民都來源于此。

　　下面我們逐個來加以分析：

　　自從《發展的界限》出版以來，以及自從20世紀70年代的環境保護運動開始以來，人們便開始在國內和國際政治平臺上討論諸如土地減少和能源短缺等生態問題。而與生態論壇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生態問題引起的社會後果至今無人討論。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有關水資源戰爭以及有關特內里費島、直布羅陀、安達盧西亞和西西里海岸越來越多難民的討論，才隱約指出，氣候變化也會導致社會和政治後果，而要想理解這些問題，僅僅關注氣象的變化和冰川的融化是不夠的。

　　直到最近，由于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境內牧民與農民的矛盾衝突，以及盧旺達和達爾富爾的種族屠殺，人們才意識到“生態—社會”這層關聯。但我在此必須清楚地指出，簡單的因果解釋是完全不夠的，暴力衝突總是源于多種平行的和不同步的發展變化。然而，諸如國家解體、暴力市場的出現、驅逐國民群體等等引發衝突的事件，均是由于生態問題和水土資源的流失而加強和加速的。土地鹽鹼化使得耕地和可耕地進一步減少，引起人口流動，又造成更多的問題。引發暴力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人們由于原有土地不能提供足夠的溫飽而尋找一片新牧場或者一片新田地的舉動，進而導致了群體和群體間的爭鬥，生態環境的惡化本身並不是暴力的直接原因。  類似情況還有今後將頻繁出現的由于原先構成國界的自然河流的幹涸而導致的邊界衝突。環境變化引起的國內人口流動也造成激烈的矛盾衝突，它們也是氣候變化的間接暴力後果。據估計，目前全世界境內難民的數量已經達到了2400萬。

　　另一個問題是國家的安全體係面臨崩潰的威脅。除了日益頻繁的龍卷風、洪水和旱災，與全世界很多地區人民生死存亡關係最密切的首先是海平面的升高。預計到2100年，海平面升高15至59厘米，將引發在諸如拉各斯這樣巨型城市的大面積洪澇。最貧窮的居民將受到最大打擊，一座（目前）擁有1700萬人口的城市所受的洪災，就它的後果而言，相當于摧毀整個西部非洲。而非洲的西海岸將完全被肆虐的洪災所掌控，尤其是莫桑比克、坦桑尼亞和安哥拉，災情將最為嚴重。而這一切問題也不僅限于非洲。2005年，美國新奧爾良州的洪災使得幾十萬人流離失所，新奧爾良的例子說明，即使在穩定的社會，社會基礎結構也會在瞬間遭到摧毀，應急抗災機構可能受到嚴峻考驗而完全無力應對。這個例子也表明，災難情況下，社會秩序崩潰得多麼迅速。

　　今天，極端的氣候所導致的災難對弱勢群體的打擊比以往更加嚴重，尤其是貧民窟的居民，他們蒙受了更大的損失，卻不具備任何預防和應對能力。自然災害往往摧毀大面積的基礎設施，並產生遞歸效應——交通、供應和醫療衛生體係遭到長期的影響，而這些對于國家相當于再一次的打擊。

　　此外，還有傳染病和饑荒的問題。有關發展和矛盾衝突的研究表明，在貧窮和暴力之間存在著確切的聯係。傳染病的傳播和蔓延的饑荒也將成為氣候變化的後果之一。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宣稱，氣溫的持續升高將會造成諸如瘧疾和黃熱病等傳染病的更快傳播，至今為止未發生以上傳染病的地區也將受到牽連。 根據目前的預測，至2100年，單單非洲南部地區的傳染病地區面積就要翻一番，大約有800萬人將患病。因氣候變化引起的瘧疾傳染至今已造成500萬人染病，大約15萬人喪命。 

　　而從宏觀上講，居民健康狀況自然又受到水資源匱乏這個問題的極大影響。

　　今天，全世界飲用水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就是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區，水源的匱乏使得任何改善措施都舉步維艱。氣候變化迄今為止在非洲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降水的減少，尤其在西部非洲。根據預測，未來北非也將面臨嚴重的幹旱。例如，在過去的三十年當中，撒哈爾地區的降雨量減少了25%，而蘇丹其他地區所受氣候的影響前文已經有所陳述。今天，在幹旱和半幹旱地區，土地流失、旱澇等極端惡劣的氣候、以及日益嚴重的水資源匱乏首先使得農業生產遭受損失，而這一趨勢還將在未來持續下去。在前文說述氣溫升高2攝氏度的前提下，截止到2050年，僅非洲就將有1200萬人面臨饑餓的威脅，假如氣溫升高3攝氏度，這個數字就將會是6000萬。

　　未來還有一個勢必會引發暴力衝突的因素，即河流湖泊的幹涸消失。

　　長期以來，阿富汗和伊朗之間的衝突從未真正平息過。其中有個原因要追溯到1998年，當時塔利班關閉了赫爾曼得河的一座水庫閘門，使得伊朗的哈矛湖區水源被截斷。緊接而來的幹旱使湖區的三個湖幾乎全部幹竭，湖區周邊的濕地成了一片充滿沙塵暴的旱地。國界兩邊的幾百個村莊被移動的沙丘所包圍，夏季，沙塵暴使這里變為一片荒漠，而原先古老的湖泊引水渠也消失在沙丘下面。類似這樣因河流上遊截流而使下遊遭殃的例子層出不窮，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約旦河，在那個以這條河流命名的國家，這條河幾乎已經沒有水了。 

　　相比之下，更加聳人聽聞的現象是原先作為兩國邊界的湖泊的消失。由于降雨量的減少和引流灌溉工程，乍得湖的湖水面積比原先減少了95%。本來，乍得湖邊有四個國家，尼日爾、尼日利亞、乍得和喀麥隆，而現在，尼日爾和尼日利亞都喪失了湖岸。而隨著人們前往幹涸的湖底居住，邊界衝突就產生了—比如尼日利亞和喀麥隆。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身為界湖的鹹海中——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邊界穿湖而過。

　　作為局部地區和整個國家的暴力衝突的結果，國內難民和跨國難民的數量都將增加；

　　湖泊的消失、河流的幹涸、森林以及自然資源的滅絕將導致國家和國家之間的能源衝突；一個國家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採取的措施（修建水庫、河流截流、儲存地下水）將會引起別國的問題，而這終將導致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衝突。

　　由氣候變化所造成的這些社會後果，會產生以下衝突局面：

　　局部地區和整個國家范圍內為了爭奪飲用水和土地而產生的暴力衝突數量將增多。

　　除此之外，國際間關于諸如鑽石、木材、石油或天然氣等自然資源和能源的貿易中，也將出現衝突。因為，如前文所述，暴力衝突具有升級和擴大化的趨勢，它將引發更多的惡果，而這些惡果又要用更多的暴力來“解決”。因此而產生的難民潮規模目前難以精確預計，根據推算，2050年，所謂的“氣候難民”數量將在5000萬和2億人之間，而根據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目前的氣候難民人數已經達到了2500萬。由于無法預測難民潮壓力下各國的反應，也不知道導致難民潮的根本性的矛盾衝突的范圍和規模有多大，它們又將繼續引發多大的難民潮，所以很難預計現有形勢下將會產生的社會現象。比如伊拉克戰爭，就產生了200萬逃往國外的伊拉克難民（主要逃往敘利亞和約旦）和180萬境內難民。人們曾經預測1995年會有2500萬“氣候難民”，這個數字在當時就已經超過了“普通”難民（2200萬）的數量。

　　盡管目前看來，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較，發達國家在氣候（以及安全政治和經濟）方面還可以高枕無憂好幾十年，但它們終究不可避免地會被卷入氣候戰爭，或者，這樣說更確切些：也許，它們將發動氣候戰爭，只是形式與先前人們認識的戰爭模樣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