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20

　　這十年，自辛亥革命始，至五四運動終，是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十年，也是思想界最活躍的十年，各種思想、主義、流派如雨後春筍一樣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直接影響了中國一百年來的發展。這十年，充滿了自強、鬥志、生機，因此，這個時期的口號也充滿了探索和戰鬥的氣息。

　　“戰則雖敗，革命精神不死”、“寧死于戰場，決不未戰先潰”

　　——1911年4月27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為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在廣州發動起義。因敵我懸殊等原因，起義最終失敗，但革命黨人在起義中英勇戰鬥、不怕犧牲的大無畏革命精神，給清政府沉重的打擊，為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推翻漫長的封建統治奠定了基礎。

　　黃興在此役被子彈擊斷兩根手指，流血滿身，幸得女中豪傑徐宗漢（後成為黃興的妻子）及時救助，才得以生還。未等傷口愈合，黃興便囑宋教仁籌備了一個廣州起義失敗檢討會，他在會上慷慨陳詞：“廣州起義失敗了，使我肝膽俱裂，五內俱焚，悲痛不能自已。……此役明知不可為而為者，迫于革命存亡絕續之交，戰則雖敗，革命精神不死，國魂光輝照耀古今，是所以堅持否決展期之說，寧死于戰場，決不未戰先潰。”從此，“戰則雖敗，革命精神不死”、“寧死于戰場，決不未戰先潰”的口號在革命者中廣為流傳，激勵了無數革命志士為革命而奮鬥到底。

　　“路存與存，路亡與亡”

　　——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將已經由民辦的川漢鐵路強行收歸“國有”，隨後又將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激起四川人民的強烈反對。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在成都組織保路同志會，推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各府州縣相繼建立分會，入會者達數十萬人。至8月下旬發展為罷市、罷課和抗糧抗捐的群眾鬥爭。同盟會員龍鳴劍、王天傑等乘勢聯絡會黨，組織保路同志軍。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代表，封閉鐵路公司，命軍警開槍打死請願群眾數百人，次日下令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民眾奮起反抗，保路同志軍在各縣發動武裝起義。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宣布榮縣獨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時期第一個縣級革命政權，進而在四川全省發展為反清大起義。同時廣東、湖南、湖北各界也群起響應，提出“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成為武昌起義的前奏。

　　“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思想是1911年武昌起義時湖北各界人士提出並議決的。同年在上海召開的共和聯合會大會議決：取五族共和的意義，以五色旗為國旗。1912年孫中山代表南京臨時政府，向海內外宣布了“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張。孫中山認為，為了“振興中華”，堅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則，“和國內諸民族”，共處共榮，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他說：“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對于“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

　　“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個相互聯係的方面：一、在建設統一的新國家基礎上，各民族平等，團結和統一；二、民族團結是以人民主權為靈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團結；三、在國家、民族獨立的原則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自主，與各國各民族友好親睦，反對媚外辱國和盲目排外。

　　“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這是章太炎在武昌起義後提出的一個重要政治口號，也是中國政制轉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號。當時的“革命黨”是秘密結社，與依托議會開展合法政治活動的“政黨”有著本質區別。消除“革命黨”是為了組織“政黨”，推進中國的民主政制建設。章太炎告誡同盟會，“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只有天下為公，才能達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如果你們組織一黨的政府，人心就會解體。你們並沒有戰鬥的能力，就不要以一黨之私來妨礙革命的大局。

　　然而，一度因應形勢改建“政黨”的國民黨，其革命情結始終難以消去，其黨人的思想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革命階段。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案”發生後，國民黨回歸“革命黨”立場，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國民黨“繼續革命”的過程中，不僅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成為打擊目標，孫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選擇的西方議會民主政制也在事實上遭到否定。

　　“尊孔復古”

　　——1914年，袁世凱為配合復辟帝制，加緊進行尊孔活動，大造社會輿論。9月25日，袁世凱正式頒發了《祭孔令》，公開恢復了前清的祭孔規定，明令于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祭孔典禮。9月28日，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于早晨6點半抵達孔廟，換上了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褶紫緞裙，頭戴平天冠，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廕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祭孔。

　　過了幾天，袁世凱又叫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自捐銀5000元相助。有人甚至發出請願書，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曾經七次上書變法維新的康有為竟然在《請飭全國祀孔仍行跪拜禮》中說：“中國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又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中說：“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一時間，全國上下紛紛“尊孔復古”，一派烏煙瘴氣。

　　“討袁護憲”、“擁護共和萬歲”、“反對復辟，擁護共和”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在北京宣布復辟帝制，下令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並在元旦登極。經過3年的精心策劃，袁世凱終于拋掉“民國”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頭上。

　　1915年底至1916年，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在雲南宣布獨立，接著，貴州、廣西也響應，組成“護國軍”進行討袁戰爭。北洋軍閥內部也發生了分化，袁世凱手下的兩員大將段祺瑞和馮國璋，對帝制都抱消極態度，馮國璋甚至暗中和護國軍聯絡。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緩辦帝制，撤銷大典籌備處，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仍以“大總統”的名義發布命令。

　　可是，護國軍仍不肯罷休，堅持要袁世凱下臺；孫中山也繼續發動武裝反袁鬥爭；全國各地紛紛發表宣言、通電，要求懲辦袁世凱。馮國璋接連發電報，催促袁世凱退位。袁世凱在南方的爪牙，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繼宣布獨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萬人唾罵聲中狼狽地死去。

　　“討袁護憲”、“擁護共和萬歲”、“反對復辟，擁護共和”就是在這場討袁戰爭中出現的政治口號。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這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重要口號。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向中國青年“敬陳六義”，其中第一義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他期望中國青年“脫離奴隸之羈絆，以充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新文化運動始終反對盲從、迷信，反對依附、依賴，猛烈抨擊由三綱所造成的“奴隸道德”，提倡“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主理性。對于清除奴隸性而言，這些理論工作的意義、影響更大。

　　“敬陳六義”的後五義為：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支持新文化運動，提倡學術研究，破天荒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

　　這條全新的辦學方針，與封建專制教育針鋒相對，用蔡元培先生的話來講，就是：“對于學說，倣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不相背也，無論何種學派，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自由發展，以改變吾國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就是要打破封建專制的禁錮，網羅眾家，創造一個進行學術研究的濃鬱的校園氛圍，並以此影響社會。

　　由于有此條件，北大不僅成為呼喚“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運動的陣地，也出現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真正做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由此奠定了北大的精神。

　　“提倡白話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學，打倒舊文學”

　　——新文化運動開始後，《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話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學，打倒舊文學”的口號。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意見。胡適的主張，著重于文體形式的改革。陳獨秀緊接著發表《文學革命論》一文，主張廢除反映封建思想的舊文學，提倡反映現實的新文學，號召打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要求從形式到內容進行文學改革。《新青年》從四卷一期起改用白話文，採取新式標點符號。一些新體詩也開始在《新青年》上出現。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他陸續發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和一些犀利的雜文，出色地把反封建舊禮教的革命內容與白話文的形式結合起來，樹立了新文學的典范。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1917年，24歲的毛澤東完成《奮鬥自勉》，其中有句話是：“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意思是：與天共同奮鬥，與地共同奮鬥，與人共同奮鬥，遵循自然客觀規律，天人合一共同前進，才能體會到奮鬥的真意和無窮快樂，是一種應天順人，尊循自然規律的意思。不過在建國後的媒體中，把其中的三個“奮”字去掉了，意思也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