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

　　——毛澤東酷愛運動，早在長沙第一師范求學時，他就特別重視體格和意志的鍛煉。他認為體育的目的，不僅是強筋骨，還在于強意志；不僅在于養生，還在于衛國。力主“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他經常進行冷水浴、風浴、雨浴、日光浴、登山、露宿、遠足等活動，還自創了“六段錦”體操來鍛煉身體。1917年4月1日，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體育之研究》的著名文章，號召中國年輕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並指出：“國力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他認為體育的作用在于能“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展示了毛澤東早期“健身強國”的體育思想。

　　人民體育出版社在1958年重新出版了這篇《體育之研究》，這句口號從此成為中國人積極鍛煉身體的勵志口號。

　　“救救孩子”

　　——1918年，魯迅先生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中借狂人之口喊出“救救孩子”，希望孩子不要被社會吞噬，不要長大後也成為吃人的人，希望未來世界不再是人吃人的世界。

　　魯迅先生的這句“救救孩子”與前面的一句“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互相照應，表現了對“吃人”的黑暗勢力的有力鞭撻，對腐朽社會的不滿與憎惡。當然一如先生自己所言，本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而且表現了魯迅先生“憂憤深廣”的人道主義情懷。

　　“新民為今日第一要務”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國幾千年封建統治，但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並沒有解決，國內各派軍閥互相爭奪，內戰持續不斷，全國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當時，同城鄉小資產階級有聯係的廣大愛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滿中國社會的黑暗，繼續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新民學會于1918年4月14日在湖南長沙蔡和森家中劉家臺子召開成立，以“革新學術，砥厲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提出“新民為今日第一要務”。新民學會是我國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成立的一個影響最大的革命團體，培養了一大批共產主義者，除毛澤東、蔡和森外，還有何叔衡、羅章龍、李維漢、謝覺哉、向警予、蔡暢、夏曦、蕭三、郭亮等。

　　1920年下半年，新民學會的許多會員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後，學會逐漸停止了活動。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行演講大會，李大釗作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說。李大釗的演說是根據協約國戰勝同盟國是“公理戰勝強權”的觀點而發。李大釗認為，取得這次戰爭勝利的不是協約國的武力，而是人類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資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勝利是“庶民的勝利”。

　　這篇演說發表在1919年1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同期還發表了李大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的觀點，熱烈讚揚俄國十月革命，預言：“由今以後，到所見都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凱歌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出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勞工神聖”

　　——1918年11月11日，持續了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中國雖未出一兵一卒，但畢竟也躋身于戰勝國之列。因此，大戰的勝利充分激發了中國上至政府、下到庶民的士氣和精神。在北京大學于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舉行的講演會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輪番上陣，就這次戰爭的原因和性質進行透徹的分析，就中國今後到底走向哪條道路予以深入的探討。

　　就在11月16日那天的講演大會上，蔡元培發表了題為《勞工神聖》的熱情洋溢的演說。他說：“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並反復陳述，“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這種思想和口號的提出，意味著五四文人對于民間力量的重新認識和定位。

　　“平民文學”

　　——這是中國五四文學革命中提出的一個建設新文學的主張和口號，最初由周作人于1919年1月在《平民文學》一文中正式提出，指與文言的“貴族文學”相對立的、表現普通人們普遍與真摯感情的文學。周作人認為，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主要區別在于：1、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遍的思想與事實；2、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並提倡在文學中以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代替愚忠愚孝的封建道德，以社會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代替英雄豪傑才子佳人的事業和幸福。

　　“平民文學”的主張適應了反對封建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需要，以表現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會人生為文學的根本任務。在創作實踐上，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徹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題和人物：普通農民與下層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傾向的新式知識分子，取代封建舊文學中常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成為文學的主人公，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

　　——“德先生和賽先生”即近代中國“民主”與“科學”這兩大時代主題，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重要口號。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本志罪案簽辯書》，大力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他指出，擁護“德先生”，必須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擁護“賽先生”，必須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他強調，只有擁護“德先生”、“賽先生”，才能救中國。

　　這一口號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在五四運動期間，熱血青年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兩大旗幟，向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思想猛烈開火，並由此走向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打倒孔家店”

　　——自鴉片戰爭以來，有著數千年文明歷史的泱泱大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我們先是以為自己的武器比不上人家，于是，發起了洋務運動。後來又認識到自己的社會制度不如人家，于是，進行了戊戌維新。再到後來，才知道是我們的觀念落後了，于是，有了五四運動，有了對孔子學說的極其尖銳、極其淩厲的批判。

　　五四運動前夕，被胡適譽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吳虞，在《新青年》雜志上連續發表《吃人與禮教》等文章，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猛烈抨擊了封建禮教和舊文化。李大釗、魯迅、陳獨秀、胡適等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驅們對在孔子學說長期浸染中形成的國民性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在一定意義上確實表現了這場啟蒙運動的某種思想鋒芒，因為孔子是舉世公認的中國儒家文化的人格代表，選定“孔家店”這個突破口，無疑有利于衝破舊的以封建政治、倫理秩序為核心的文化格局。

　　“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

　　——1919年2月，李大釗撰寫了《青年與農村》一文，正確地認識到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問題乃國民全體問題的關鍵，認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不可”，並發出“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的口號。當時，許多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和北大的一部分學生用實際行動響應了李大釗的號召，走上了“與勞工階級聯合”的道路。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為，“青年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聯合，對于造成五四時代的高昂的革命氣氛，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青年與農村》一文的問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拓荒者的嘗試。”這種“嘗試”，成為後來中國共產黨人從五四運動那里所繼承的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

　　“還我青島，還我山東”、“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最終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于4月30日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他們打出“還我青島，還我山東”、“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寧肯玉碎，勿為瓦全”、“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舉行遊行示威活動，拉開了“五四運動”的帷幕。“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從此登上了政治舞臺，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顯示了中華民族的進一步覺醒。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指出“主義”變成“抽象名詞”空空蕩蕩而騙人的危害，號召“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主義”，大家趕快下功夫研究中國社會實際問題，不要滿足于談論抽象名詞。

　　文章說：“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文章發表後，很快得到了眾多的評論和反響，引起的一連串討論，就是“問題與主義”之爭。

　　“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出自《禮記禮遠》：“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意思是說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為大家所共有，只有實現天下為公，徹底鏟除私天下帶來的社會弊端，才能使社會充滿光明。

　　“天下為公”也是孫中山的主要思想之一，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題書“天下為公”四字送人。1919年10月，孫中山應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之邀為師生演講《救國之急務》。為表答謝，上海市學聯的幹事長朱仲華代表上海市學聯登門造訪。當時孫中山和宋慶齡正在書房讀書，便向這位復旦學生闡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天下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實現了天下為公就可以達到世界大同了。”並揮筆寫下“天下為公”四個大字，相贈朱仲華。據考證，這是孫中山關于“天下為公”的第一幅題書。

　　1921∼1930

　　這十年，是戰亂不斷的十年。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開始了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統治之下艱難求生的歷程，雖屢遭破壞，但仍生生不息，終成星火燎原之勢。1926年至1928年，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戰爭，討伐北洋政府及其領導下的各路軍閥，結束了數十年的軍閥混戰，使中國大地實現了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