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帝國主義”

　　——1922年5月1日至6日，根據共產黨的決定，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173人，代表著12個城市，110多個工會，34萬有組織的工人。代表中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無黨派人士。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的政治口號，通過了《8小時工作制》、《罷工援助》和《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等決議案。此後，國民黨“一大”上同意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標志著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國民黨“一大”後，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口號之一。

　　“中國共產黨萬歲”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成都北路7弄30號）舉行。出席大會的有黨的中央局成員、地方組織的代表等共12人，他們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鄧中夏、施存統、王盡美、鄧恩銘、項英、向警予、高君宇、張太雷。他們代表著全國195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出席了會議。

　　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低綱領即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任務是：“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即：“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次大會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為中國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指明了方向。

　　“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提出的，類似的口號還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等。

　　“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宣言最後所提的口號中，前兩條就是“打倒軍閥！”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1922年9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個機關報《向導》周報在上海創刊，以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為主要內容，首次公開闡明黨所領導的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國民革命，最早向群眾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

　　1926年7月4日，為完成總理孫中山的遺願，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召開臨時全體會議，通過《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陳述了進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9日，北伐戰爭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聲中正式開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為北伐戰爭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響亮的口號。

　　“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

　　——1922年9月14日淩晨，震驚中外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爆發，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任俱樂部全權代表。在汽笛聲中，一萬多名工人手持火把，揮動著他們使用的岩尖和斧頭，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一起，打出“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俱樂部發表的罷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權利、改善工人福利待遇、增加工資、廢除封建把頭制等17項要求，限定路礦當局必須于18日9時前予以答復。同時，工人監察隊在街道上巡邏，整個安源秩序井然。

　　經過劉少奇與路礦當局的談判，9月18日上午，罷工鬥爭取得勝利。路礦當局同工人俱樂部代表簽訂了有13款內容的條約，接受工人們提出的要求。18日下午，俱樂部在大操坪舉行大會，慶祝罷工勝利。當日，俱樂部發表《上工宣言》，路局工人當日復工，礦局工人次日早上4時起全部復工。 

　　安源路礦罷工的勝利，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中影響最大的口號之一。

　　“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但在開會前夕，直係軍閥吳佩孚竟下令禁止開會，工人們對軍閥的無理行動，表示極大的憤慨，決定照常召開成立大會。2月1日吳佩孚派軍警包圍會場，到達鄭州的大會代表衝破了軍警的阻攔，進入會場，宣布了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開會不到15分鐘，即與軍警發生衝突。會後，反動軍警又包圍了代表的住處，監視代表行動，佔領、封閉、搗毀總工會和鄭州分會的會址，代表們被強迫出境。當晚，總工會決定于2月4日京漢鐵路全體總罷工，提出了“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的口號。從2月4日上午九時起，僅用3個小時就實現了全路數萬名工人全部罷工，所有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駛，京漢鐵路立即癱瘓。

　　2月7日，吳佩孚終于下了毒手，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2月9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武漢工團聯合會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保存力量，準備將來進行更大的鬥爭，于是忍痛下令復工，大罷工宣告結束。

　　“抵制日貨，勿忘國恥”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強迫北京政府簽訂“二十一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繼承了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包括租借旅順、大連等地至1923年3月26日期滿。

　　1923年3月9日，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廢除“二十一條”的外交牒文，遭到日本政府的無理拒絕。日本政府的強硬與霸道，激起了上海商界的憤慨，上海山東路商聯會致函商總聯會主張對日經濟絕交，“一面由商界發起檢查進口日貨，一面請國民勿忘國恥，一致拒用”。3月25日，上海二百多個團體、一萬余人參加的市民大會在總商會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對日外交市民大會”，通過了致各國政府、致全國國民和日本國民等通電，主張“收回旅大，並絕對不承認‘二十一條’，在未達目的前，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次日，發動了五萬余人參與的“國民對日外交遊行大會”，高舉“不承認二十一條約”、“收回旅順大連主權”兩面大旗，沿途經過的各馬路商店也懸挂書寫上述字樣的白旗，遊行民眾高呼“經濟絕交”、“抵制日貨，勿忘國恥”等口號。

　　“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黨的“一大”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廣西、廣東考察了國民黨及當地的革命運動，認為國民黨是一個多階級聯盟的革命政黨，在南方有著廣泛的政治基礎，共產黨應與其聯合，共同進行鬥爭。馬林並為此向國共兩黨提出了聯合的建議。孫中山方面表示，願意聯合共產黨，但由于國民黨是一個大黨，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聯合。而共產黨內的大多數同志則表示，同意支持孫中山，但反對加入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恤孤院後街31號召開，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問題。

　　陳獨秀主持了大會，並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把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改造成為工、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可能性。在討論中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國燾、蔡和森等人反對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樣將混亂無產階級的思想。馬林、陳獨秀等人則認為全體黨員、產業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陳獨秀等人放棄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勢力向共產黨的攻擊，採取了一再退讓態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運動的失敗。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

　　——1923年12月21日，孫中山先生與夫人宋慶齡到嶺南大學視察。孫中山先生在懷士堂向嶺南大學學生作了長篇演講，希望大學生擔負起建設民國的責任，勉勵青年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

　　“二三十年以前的學生，他們有一種立志，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總想入學、中舉、點翰林。以後還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諸君的，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學、中舉、點翰林、做大官的志還要更大。……現在的青年，便應該以國家為己任，把建設將來社會事業的責任擔負起來。……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發表改組國民黨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實現了國共兩黨聯合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深得廣大工農和革命人民的擁護。這次大會的勝利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和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口號不是憑空產生的，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雖然仍堅持民主革命的立場，但反袁鬥爭、“護法”運動都因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和提不出新的戰鬥思想武器而一再失敗。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找到了新的救國道路和真正的革命盟友，從而形成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25年2月20日，孫中山病重，西醫和中醫均回天乏術。眾人一致認為，不如趁先生還清醒時，請示遺言。于是諸人便推選中山先生之子孫科、舅子宋子文、連襟孔祥熙和汪精衛，帶著由政治委員會已擬定的遺囑草稿，代表大家懇請中山先生留言。

　　汪精衛說：“我們已預備了一份稿子，請先生核定，現在我可以念給先生聽一聽嗎？”中山先生睜開眼睛說：“好，就念給我聽聽吧。”于是，汪精衛就把由政治委員會起草，並經眾人反復討論修改的遺囑草稿，念給中山先生聽。遺囑草稿共有兩篇，第一篇是政治遺囑，內容是：“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之《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遺囑，內容是：“余因盡瘁國事，不置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3月11日，孫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可能將不久于人世，便在遺囑稿上簽了字，並于12日逝世。從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號傳遍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