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不平等條約”

　　——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從工人發展到學生、商人、市民、農民等社會各階層，並從上海發展到全國各地，遍及全國25個省區（當時全國為29個省區），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北京、廣州、南京、重慶、天津、青島、漢口等幾十個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礦區，都舉行了成千上萬人的集會、遊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罷市。6月11日，漢口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行至公共租界時，英國水兵向人群開槍射擊，打死數十人，重傷30余人。漢口慘案進一步激起全國民眾的憤怒。全國各地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駐華的海陸空軍”、“為死難同胞報仇”的怒吼聲，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帝怒潮。

　　五卅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反帝革命運動，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工農商學大聯合”

　　——1926年5月28日，共產黨員唐澍在《工人之路》報特號上發表《國民革命的真實基礎——工農商學大聯合》的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者與軍閥是我們共同的敵人，要求解放的中國人不只是工人、農民，還有中小商人、手工業者和一般窮苦的讀書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革命民眾——工農商學的團結”。文章闡明了舊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對象、革命動力及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6月14日，工農商學聯合會召集了1000余個團體、30萬群眾，在廣州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和遊行，表示擁護國民政府，誓達國民革命成功，把“工農商學大聯合”的活動推向高峰。在廣州各界革命勢力大聯合的影響下，廣東省各縣紛紛成立了工農商學大聯合會分會。這是廣東以至全國前所未有的新氣象，反映了北伐前夕廣東國民革命勢力的空前團結，成為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的強大後盾。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

　　——1926年7月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典禮，黨政軍負責人和各界民眾5萬余人參加大會，國民政府代表主席譚延獧授印，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吳稚暉授旗，蔣介石發表宣言，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名義，宣告北伐戰爭正式開始。此次誓師提出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拉開了討伐軍閥、統一全國的序幕。從此，這一口號響徹祖國大地。

　　“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

　　——國民革命軍宣布北伐時，奉係張作霖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與東北與華北廣大地區，直係吳佩孚盤踞在湖北、湖南與河南地區，另一個直係軍閥孫傳芳則控制著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東南五省，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這三支軍閥總兵力達70多萬。而國民革命軍總兵力僅為10萬多人，包括海軍艦隊一隊，空軍飛機一隊。這樣的兵力和任何一個北洋軍閥相比較，都是比不上的。

　　所以在作戰的方針上，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軍閥採取各個擊破。北伐軍最初的戰略是首先集中力量打擊兩湖的吳佩孚，而對孫傳芳採守勢。故當時北伐軍中有“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的口號。

　　“中國婦女解放萬歲”

　　——1927年3月8日，國民政府組織20多萬軍民在漢口舉行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隨後，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體，揮舞著彩旗，高呼著“中國婦女解放萬歲”等口號，衝進了遊行隊伍。她們都認為“最革命”的婦女解放，是裸體遊行。在婦女協會的號召下，婦女擺脫買賣婚姻，放腳剪發，反對束胸，提倡自由戀愛。

　　1928年7月，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委員會第33次會議，通過了禁止女子束胸的提案，中國傳統的束胸習俗，在激進的文化健將的攻擊下，在西方風氣的影響下，在風起雲涌的革命浪潮帶動下，漸漸被徹底顛覆，成為禁止纏足後，婦女解放的最大一次革命。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毛澤東在1927年3月所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這是針對當時“中派”所謂農會舉動“過分”的言論而講的，其本意在于告誡人民群眾，革命不能溫文爾雅，必須堅決徹底。

　　毛澤東寫下這番話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走向失敗之際，4月12日即爆發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8月南昌起義，中國共產黨組建了自己的軍隊，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革命在中國大地開始如火如荼地全面展開。

　　“唱起救亡的歌，大踏步到農村去，喚起全國的民眾”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集團清黨反共後，中國共產黨先後發動了南昌、秋收、廣州起義和其它地方的武裝起義。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號召廣大共產黨員到國民黨控制力量薄弱的農村、偏遠山區開展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唱起救亡的歌，大踏步到農村去，喚起全國的民眾”。在黨的號召下，先後創立了海陸豐、井岡山、鄂豫皖、閩浙贛、中央等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7月13日，共產黨員被迫退出武漢國民政府。兩天後，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中央常務委員擴大會議，公布《統一本黨政策案》，決定公開提出制裁共產黨，這標志著汪精衛集團的叛變和武漢國民政府性質的根本改變。汪精衛提出了“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倒在血泊之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紛紛脫黨、懺悔甚至叛變，許多人思想混亂、迷茫、消沉。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國共產黨面臨著被敵人瓦解和消滅的危機。

　　“打倒新舊軍閥”

　　——1927年4月和7月，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從1924年開始的國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決定于1927年8月1日淩晨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武裝起義，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序幕，從此誕生了一支由共產黨獨立領導的嶄新的人民軍隊。

　　當天上午，在南昌成立了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了《八一起義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號和政綱。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27年10月，毛澤東在江西省遂川縣荊竹山動員部隊向井岡山進發時，規定了三項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

　　1928年1月，部隊進駐遂川縣城，分散到縣城周圍農村發動群眾時，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同年3月，部隊到達湖南省桂東縣沙田村，毛澤東向全體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

　　1929年以後，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部隊的實踐經驗，又將“行動聽指揮”改為“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後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也逐步修改補充成為八項注意：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對其內容作了統一規定，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並譜成歌曲傳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槍桿子里出政權”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是在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殺，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機的緊要關頭召開的，對大革命失敗的原因進行總結。與會的不少人對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處理國民黨、農民土地、武裝鬥爭等問題上表現出的右傾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黨中央所犯錯誤中的一個錯誤是不認識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強調全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由中國國情特點決定的，即中國內部沒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無產階級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裝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奪取全國政權。他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沒有救世主可以將幸福送給中國人，也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可治中國的病。不顧中國國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將中國越弄越亂，越搞越壞，結果只有死路一條。

　　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也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確的方向。這段話後來成為黨創建、領導和掌握人民武裝並進行鬥爭的行動口號。

　　“打土豪，分田地”

　　——1928年，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轉移井岡山，建立起革命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在贛南、閩西建立了中國共和國的“紅色搖籃”。在根據地偏遠山區，經濟落後，土地貧瘠，人口稀少，還被敵人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毛澤東從1928年3月開始，在湖南酃縣的中村，正式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鬥爭，豎起了“分田分地”這一革命旗幟，這個口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提出的主要宣傳口號之一。“打土豪，分田地”最根本的實質就是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這個口號不僅表明了紅軍的政治主張，同時也深刻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深刻認識和獨特見解，為他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打下了深刻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1928年，在井岡山時，毛澤東以中國民間通俗的語言風趣地比喻說：“我們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專揀軟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賺錢就來，蝕本就不幹，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句口號，從此成為毛澤東一生中對戰略戰術的高度概括。

　　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談將來如何打仗時說：打仗沒有什麼巧妙，簡單說就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打得贏就是集中兵力消滅敵人，集中五個指頭啃他一個指頭，割掉一個，他就少一個。總之要割掉。所謂割掉指頭，就是把敵人搞過來，除打死打傷外，把官兵、槍支、彈藥都奪取過來，這就叫打得贏。那麼打不贏呢？就走，走得遠一點，使敵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