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武裝割據”

　　——1927年大革命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將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之多，全黨黨員人數由中共五大時的57900多人銳減到10000多人，革命的主觀力量大為消弱，工農運動走向低落，中國革命轉入低潮。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敢不敢堅持革命？怎樣堅持革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必須回答的兩個根本性問題。有些同志甚至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能否存在下去，紅旗還能打多久，產生了悲觀的情緒。

　　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以及同年11月25日，他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鬥爭》，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明確而詳細的回答，創造性地提出並闡明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工農武裝割據”是毛澤東提出的關于中國革命新道路理論的一個科學概念。它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戰略陣地的三者密切結合。武裝鬥爭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是進行土地革命，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內容，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最廣泛的動員和組織農民群眾參加武裝鬥爭，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農村革命根據地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戰略陣地，是開展土地革命，進行武裝鬥爭的基礎和依托。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機的統一體。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兩年後，陳寅恪為紀念這位國學大師，寫下了《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口號迅速流傳開來，成為那個時代知識青年極為熱衷的座右銘。

　　陳寅恪這篇碑文，概括了王國維先生的文化人格，同時也是陳寅恪自己思想的集中表達，以其標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為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經典之作。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起草了《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蹤，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記載了“十六字訣”，也是“十六字訣”第一次見諸于歷史文獻中。

　　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在江西寧都縣小布開了一個動員大會，會前，毛澤東親筆寫了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里殲敵人”。從此，這句口號成為紅軍遊擊戰術最根本的精髓。

　　“中國科學化”

　　——在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又發展成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一些積極宣傳和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先進知識分子實現了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馬克思主義雖然產生于西方，是外來的理論和文化，但是它已經在中國扎下了根，已成為中國新文化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體係，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儒、佛、道的思想理論體係的最根本區別就是它的科學性。

　　繼新文化運動之後，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又興起了“中國科學化”運動。“中國科學化”運動的使命或中心內容是：“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化，以科學的知識充實中國現在的社會，以科學的精神光大中國未來的使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針對紅4軍第1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右傾悲觀思想，毛澤東給他寫了復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對林彪以及共產黨和紅軍內部的右傾悲觀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評，並結合紅軍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實際，從中國社會的基本特點出發，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堅持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必須用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

　　信中說：“紅軍、遊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這封信進一步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標志著毛澤東關于”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理論的基本形成。指出了“中國革命不僅必然會迎來高潮，而且很快會走向高潮”，糾正了部分同志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估量，指引了全國革命前進的正確方向，堅定了全黨全國群眾爭取偉大勝利的立場和信心。

　　“農村包圍城市”

　　——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分析了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形勢，主張改變原來攻打長沙的計劃，把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轉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中去。1930年，毛澤東發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完成了從“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向“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飛躍。而明確堅持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長期性和為實現這條道路的政策原則、戰略戰術方針的完整提出，則是使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的理論更加完善、成熟，更加係統化、理論化。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1930年5月，毛澤東針對當時黨內許多巡視員、許多遊擊隊的領導者和許多新接任的幹部不調查、不研究，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劃腳、瞎說一頓的傾向，專門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尖銳地指出：“你對于那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毛澤東強調說：“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

　　後來，毛澤東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觀點。他宣布：“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到底怎樣才能使調查所得的材料真實正確呢？毛澤東指出：一對調查工作要有深刻的認識；二要有認真、積極的工作態度；三要對調查要點有深刻細致的了解。

　　“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對于中國革命形勢、性質和任務等問題提出了一整套“左”傾的錯誤主張。這次會議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

　　在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指導下，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重點部署了上海、南京、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為配合武漢暴動，李立三等命令紅三軍團進攻長沙，然後迅速佔領岳州，向武漢進逼；紅一軍團進攻南昌、九江，奪取整個江西，以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紅二軍團配合進攻武漢（繼而改為進攻長沙，爾後再奪取武漢）；鄂豫皖的紅一軍幫助鄂中及沿京漢鐵路的地方暴動，切斷京漢線，以進逼武漢；鄂東蘄春、黃梅、廣濟地區的紅八軍四、五縱隊均應配合，以進攻武漢為總目標；閩浙贛區紅十軍進攻九江。李立三等人設想由于紅軍的進攻，國民黨忙于應戰之時，武漢舉行武裝暴動，以奪取武漢。組織天津、上海、廣州及各產業中心的政治罷工，組織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動，組織全國鐵路、海員的反對軍閥戰爭的總罷工；在南京、上海、廣州、鎮江等中心城市，以及九江、鄂西（駐沙市、宜昌的川軍）、京漢路的敵軍中，迅速組織廣大的兵變與兵暴；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等省普遍舉行大規模的地方農民暴動，以實現全國革命的勝利。

　　實踐證明，李立三所期望的“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只不過是一種幻想。這一冒險口號致使紅軍受到重創，被迫撤回各個根據地，黨在白區的各級組織也遭到了慘重的損失。

　　1931∼1940

　　這十年，最重大的事件莫過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面對日軍的侵略，中國軍民誓死抵抗，涌現出了無數英雄事跡。“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這個時期，口號發揮了其無可替代的作用，鼓舞著全國軍民奮勇抗戰。

　　“攘外必先安內”

　　——此口號最早見于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發表的告全國同胞通電：“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1931年9月，蔣介石在顧維鈞就外交部長職宣誓會上的訓詞亦提到“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于外者”。而蔣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在1932年6月廬山五省“清剿”會議上，認為日本侵略是次要的，國民黨首要任務是安定國內的局面，集中力量“剿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這一政策導致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做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為奴隸而不可得”

　　——1931年8月22日，蔣介石在一次講話中說：“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做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為奴隸而不可得。”11月30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宣誓會上，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于外者”的政策。此時，蔣政權認為，共產黨的紅色政權和武裝割據，是國民黨統治的心腹大患。後來歷經西安事變、日本大舉進攻中國，蔣的思想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其精力也主要放在對付日本侵略上。

　　“中醫科學化”

　　——“中醫科學化”是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醫界最有影響力的思潮，是指用科學方法整理研究中國醫藥學。持“中醫科學化”論者，堅決反對廢止中醫，主張立足中醫，吸收西醫學精華，相互取長補短，發展中醫，但這一口號也反映了當時中醫界部分人士認識到中醫有不科學之處。倡導“中醫科學化”主張的著名醫家有陸淵雷、施今墨、張讚臣、葉古紅等。“中醫科學化”的思潮一直蔓延到20世紀上半葉末期，對近代中醫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醫是否科學”這一論題，至今仍然是各界討論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