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禦敵于國門之外”

　　——1933年9月底，蔣介石集中100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其中用于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兵力有50萬人。

　　此時，毛澤東已經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戰爭。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把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了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種正規陣地戰的經驗，並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特點。他們反對“誘敵深入”，命令紅軍全線出擊，提出了“禦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口號，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戰勝敵人，結果使紅軍輾轉于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陷于被動地位。

　　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推向了頂點。“左”傾冒險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使得紅軍在反“圍剿”戰爭中只能繼續執行前一段的錯誤戰略戰術，從而在蔣介石重新發動的進攻面前遭到更為嚴重的損失。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中央蘇區，踏上向西突圍的徵途。這便是長徵的開始。

　　“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

　　——在1934年1月24日至25日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報告，明確提出“土地鬥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削弱富農，與消滅地主”，並強調“土地革命不但使農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農民發展土地上面的生產力”。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主張，發展農業生產是“經濟建設的中心”之一，應該幫助農民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實際困難，其中有組織地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是我們農業生產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務，而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的組織，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節對于整個農村民眾的動員和督促，則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農民（大約25%）缺乏耕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有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也應予以極大的注意；目前自然還不能提出國家農業和集體化的問題，但是為著促進農業的發展，在各地組織小范圍的農事試驗場，並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卻是迫切地需要的。

　　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和政策上逐步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既是路線也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這條路線，調動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證了土地革命的勝利。

　　“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指出：“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根據蘇區廉政建設的需要，蘇維埃中央政府先後下達了《怎樣檢舉貪污浪費》等一係列條例和指令，組建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工農檢查機關——工農檢察部，設立了控告局。與此同時，加強輿論監督，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專門開設 “反貪污浪費”專版“紅板”宣傳正面典型，開設“黑板”披露貪污浪費行為。不僅如此，蘇區政府還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檢舉運動，從中央蘇區工農檢察部控告局設立第一個舉報箱後，各地蘇維埃政府紛紛效倣，舉報箱遍布大街小巷。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集》（1935年）中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意思是說民族大眾的東西才有時效性，才會被老百姓認同，流通才有生命力，比如我們的民族品牌，像絲綢錦緞、陶瓷、茶葉等，都是老百姓用了說好，再向外推廣，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近年來，這句話成為中國文化輸出時最常用的口號。

　　“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比較完整地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擴大了統一戰線的范圍。一二九運動中，黨領導北平學生喊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瓦窯堡會議批判了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錯誤，改“工農共和國”口號為“人民共和國”。紅軍東徵回師通電呼吁“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後，中共中央放棄“反蔣抗日”口號，開始執行“逼蔣抗日”政策。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共產黨發表致電，提出了“五項要求”、“四項保證”，表明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民族抗戰而願意作出巨大的讓步。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中將上述黨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作的努力，概括為“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大具體口號。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在《八一宣言》中，中國共產黨號召“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和“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參加“最廣泛的反日民主統一戰線”，比較完整地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戰線，提出了“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糧出糧、有力出力、有專門技能出專門技能”的口號，把地主、資產階級、一切軍隊都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八一宣言》的發表，標志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基本形成。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源于田漢與聶耳于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影片描寫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兩次出現，給觀眾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誕生以來，在人民中廣為流傳，對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馬來西亞華僑抗日遊擊隊將一句歌詞改為“馬來西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遂成《馬來西亞義勇軍進行曲》。新中國成立後，把它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不到長城非好漢”

　　——1935年10月7日，毛澤東率眾將士登上萬里長徵最後一座主峰——六盤山主峰，面對西部的高天白雲，清朗秋氣，再凝望陣陣南飛的大雁，毛澤東一抒胸中情懷，寫下詞作《清平樂六盤山》，以閒遠歡欣之氣眺望又要開始的新的徵戰。毛澤東在此心情是放松的、高曠的，以古“長城”二字融入了當代生活的精髓，借指長徵的目的地， 並以此來形容英雄好漢戰勝逆境乃區區小事，哪怕經歷萬千日日夜夜，也不足道哉。中國共產黨、紅軍，是維護祖國統一的中流砥柱和好漢，他們是中華大地上的萬里長城。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9日，是國民黨政府和宋哲元、日寇預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日子，這實際上是實現日寇圖謀已久的“華北特殊化”，使華北五省全部淪入敵手。在這樣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北平臨委決定于12月9日這一天由學聯組織北平愛國學生向國民黨政府請願，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12月9日早晨五點多鐘以敲鐘為號，各大學的學生衝出校門，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遊行隊伍越來越大，廣大市民也紛紛加入。一場震驚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運動就這樣在黨的領導下爆發了。

　　“長徵是宣言書，長徵是宣傳隊，長徵是播種機”

　　——這是毛澤東對紅軍長徵這一偉大轉移所作的高度評價，出自毛澤東1935年12月27日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在《論反對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講到長徵有什麼意義時寫道： “講到長徵，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徵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徵是宣言書，長徵是宣傳隊，長徵是播種機。……長徵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徵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徵又是宣傳隊。它向11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徵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11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徵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國防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1936年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華北，上海文藝界為響應黨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文化界275人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繼而，在文學藝術各部門相繼提出了“國防戲劇”、“國防詩歌”、“國防音樂”的口號，號召各階層、各派別的愛國作家，都來創作抗日救國的作品，把文學上的運動集中到抗日反漢姦的潮流里去。但在“國防文學”口號的宣傳中，有的作者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魯迅、馮雪峰、胡風等人適時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對于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

　　“逼蔣抗日”

　　——“九一八事變”後，由于蔣介石國民黨對日推行退讓妥協、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中國共產黨曾提出“反蔣抗日”的策略口號，即組織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軍事集團在內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1936年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停戰協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寧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實現全國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策略上實行的一個重大變化，它有利于團結願意抗日的一切力量。後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就是中國共產黨“逼蔣抗日”方針的勝利。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這句口號最早產生于1936年的陜北。當年，在“絕對不抵抗”的命令下，中國丟了東北數省，東北軍也被調往黃土高原，與西北軍一起圍剿中國工農紅軍。在此情況下，紅軍將士喊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對喚醒無數為日本人賣命的敵偽軍的良知，掉轉槍口共同抗日，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抗日結束後，在這句口號的感召下，無數國民黨軍隊紛紛投誠，為新中國的解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一個重要戰略策略思想，其戰略戰術思想的主要原則之一。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紅軍大學所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演說中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的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議草案《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又指出：“在戰略上，應當輕視敵人的時候，卻決不可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也輕視敵人。”1957年11月18日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文中明確指出：“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撰寫的《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紙老虎的問題》一文中進一步闡釋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具有兩面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這些論述後來被概括為“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成為毛澤東戰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達。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1937年1月，黨中央決定將“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紅大）”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毛澤東推薦林彪擔任校長，他自己則親任抗大政委和教育委員會主席職務，顯示出了對我軍院校建設和軍事人才培養工作的極端重視。這年上半年，毛澤東專門為抗大的教員們題詞：“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並針對有的同志不安心教員工作、想上前線打仗的思想狀況，強調“教員是幹部的幹部”，進行了大量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盡管抗大處境艱難，但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懷下，抗大總校不僅繼續堅持開辦，而且八路軍、新四軍還在各根據地創辦了12所分校。毛澤東為抗大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並在1938年3月、6月和次年5月，三次重申題詞內容，使之成為以後各時期、各類院校的教育方針和校風，對我軍軍事院校建設起到了長遠指導作用。

　　“抗戰是我們中華民族爭生存、爭人格的唯一出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七七事變後的第二天，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並且提出了“抗戰是我們中華民族爭生存、爭人格的唯一出路！”“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等口號。蔣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並致電宋哲元、秦德純（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等人“宛平城應固守勿退”，“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揭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的序幕。

　　“拿熱血換取民族的獨立自由”

　　——此為1937年7月15日中共提出《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發表後流行的口號。由于日軍的侵略直接威脅到蔣介石集團的政權和利益，危害美英在中國的利益，國民政府被迫對日作戰。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禦侮的必要，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有關談話的發表，標志著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1937年7月17日上午，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正式發表《抗戰宣言》，鄭重宣布：“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我們不能不應戰。至于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蔣介石發表的《抗戰宣言》正式拉開了偉大的全民族的抗戰序幕。

　　其後，在八年抗戰中，該口號被反復引用，成為戰爭期間最具號召力的經典口號，其悲壯之態溢于言表。

　　“當漢姦者殺無赦”、“當了漢姦，不得好死”

　　——此為1937∼1945年抗日戰爭期間，對叛國投敵者的警告口號。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宣告全面抗戰開始。1938年，汪精衛叛變，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漢姦，並于1940年成立南京偽國民政府，極力充當賣國賊。“當漢姦者殺無赦”、“當了漢姦，不得好死”等口號反映了廣大的中國民眾對漢姦的痛恨和對祖國無比的熱愛。

　　“要種族不滅，惟抗戰到底”

　　——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在此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在全國上下一片抗戰救國的熱潮中，南京國民政府同意紅軍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1937年9月，八路軍總部在涇陽縣雲陽鎮大操場舉行出師抗日誓師大會。大會由鄧小平主持，朱德宣讀了《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姦淫我們母妻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毀我們的耕具牲口。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 

　　“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于10月將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8省的中國工農紅軍遊擊隊和紅軍第二十八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廣東省瓊崖紅軍遊擊隊除外），簡稱為“新四軍”。“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就是新四軍成立後，全民踴躍加入新四軍時流傳的民謠口號。

　　“曲線救國”

　　——“曲線救國”一說產生于抗日戰爭期間，就是採取直接的手段不能夠解決，比如正面抗擊日本侵略軍的話，能力不夠，就只好採取間接的，效果可能慢一些的，發動軍隊及以外的各界人士和力量，或者從側面迂回牽制幹擾的策略，一點一點地爭取和保衛勝利果實，有時候可能還要放棄一部分已經得到的東西，但鬥爭的大方向不變。

　　但是，當時國民黨內一些頑固派分子為實行降日反共，他們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和官員投降日本侵略者，變成偽軍、偽官，和日軍一起進攻抗日根據地，並將這種叛國投敵行為也詭稱為“曲線救國”。